《读书》精选六卷本出版，主编之一接受专访谈“《读书》新十年”
由汪晖、黄平执掌的《读书》，近年来一直是知识界争论的热点，作为一个万众瞩目的公共平台，它的思想倾向、文风、作者群的改变将无一例外地成为公众话题。作为刊物掌舵人，无疑是形成刊物变化的原因之一。
在“《读书》精选”丛书出版之际，带着众多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黄平。为，今天的《读书》更当下、更现实。
有些问题用美的文字处理不了
有的问题可能是原有的很美的文字处理不了的。有些文章也许很晦涩，但是这些问题本身对我们这个时代来说太重要了。
新京报：一部分读者认为，这些年来的《读书》学究气太重，学院气息太浓，范用先生也说《读书》上的一些文章自己看不懂了，你怎么看？
黄平：这当然不是我们的初衷。即使是有些比较艰深、学术性很强的文章，如果没有一定的感召力，别人是不会读的。范用等前辈批评我们，那是对《读书》的爱护，他们的学问功底、文字功底和编辑经验，是我们永远无法企及的。
晦涩这个问题出现的原因首先还是时代的问题。有的问题可能是原有的很美的文字处理不了的。
新京报：为什么处理不了？
黄平：如果我们承认中国正在面对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法律乃至于环境、个人生活、思维与交往方式等全方位的巨变，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也是少有的。有些文章也许很晦涩，但是这些问题本身对我们这个时代来说太重要了。作者要完全吃透了再消化，再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表达，是需要时间的。老实说，有些文章发表出来，不仅读者不满意，编者也不满意，可能作者也不满意。
第二个原因，我们希望把《读书》办成有中国文化底蕴和中国语言美学意义上的杂志。但是说实话，这越来越难了。前辈们相继谢世或者因为年龄原因而撂笔，很多新一辈作者不仅文言文训练差，白话文也表示不那么好，外文更够戗。
思想上的勇气是敢于面对当下
真正思想上的勇气是敢于面对当下的任何尖锐挑战，《读书》背后有那么庞大的知识群体为你写稿，它更应该面对这些新的问题、挑战、领域和冲突。所以，至少可以说，有所拓宽，是我们的考虑。
新京报：从事实判断来说，你们执掌的《读书》引发的讨论也好，专题也好，所涉及的范围比前两个时代都扩大了，这是你们既定的计划吗？
黄平：计划谈不上。我参与《读书》的编辑工作，有一点很明确，就想拓展它的领域。中国素来有一个清议的人文传统，这本来很好，现在也特需要。美中不足的是，文人雅士有时孤芳自赏，保持自己的清高和纯洁，缺点是影响面比较小，对时代问题的敏感比较差。这一方面是时代要求，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不关心时代、当下，不关心我们的左邻右舍，缺乏世界眼光，那么我们这个清高其实是假的，真正思想上的勇气是敢于面对当下的任何尖锐挑战，至于你的回应是不是那么正确，能否被别人接受，那是另外的问题。《读书》的读者主要是青年学者，背后有那么庞大的知识群体为你写稿，它更应该面对这些新的问题、挑战、领域和冲突。所以，至少可以说，有所拓宽，是我们的考虑。
新京报：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使读者看到一些没有想到的新问题，新知识，新观点，但可能带来了另外一种效应。
比如过于分散，没有重点了。
黄平：第一，《读书》是一个综合性的杂志，不是专业性的；第二，它又是思想、文化类的。在这两个定位下，是否应该一定有一个不分散的东西，这是一个问题。比如，你可以集中到文史哲，甚至文史哲里面只讨论史，甚至更集中到只讨论中国历史，那就不是《读书》了。国内有那么多的专业化杂志，后面还有专业化群体、学会，《读书》要不要走不分散的道路，还是要把它打开？如果没有必要的面，所谓思想的深刻性也是很难的。
新京报：一些批评认为，《读书》没有抓住当下社会最核心的问题……
黄平：怎么批评都行，不过有些批评者可能是没有认真读《读书》，这也不用自己讲了，也不用去看过去10年的全部《读书》，只要客观地看看这六本集子，我觉得应该很清楚，它对当代、当下甚至部分超前问题的警觉、讨论和尖锐性是有的。我们讨论考古问题的时候有人给我们来信，怎么讨论起考古问题来了，是不是要逃避现实？
其实，考古学在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有实质性进步，也是中国学者能拿出东西的领域，而很多人平时是不会去看考古学报的。而考古学的一个发现，可能会改变我们过去几千年对中国历史的认识。如果《读书》还叫一个人文的刊物，连考古学也容忍不了是说不过去的。
《读书》的包容性有自己的特点
真正的思想一定是在不同意你的人的论辩中形成和完善的。一个杂志要作为时代的反映，应该有各种各样的东西。
新京报：有一些读者认为，像甘阳、崔之元、韩毓海、旷新年、王绍光等人的文章刊登过多，《读书》的包容性没有那么强了，你怎么看？
黄平：如果一些朋友把《读书》定位或者预期为某一方阵营刊物，那么《读书》可能会让他们失望。我们希望它是百家的，而不是一家的。在这种情况下，听一些、发表一些不是这个阵营里面的人的文章，对于完善自己的思想是有好处的，真正的思想一定是在不同意你的人的论辩中形成和完善的。我们觉得，80年代的共识被打破以后，变迁的一个结果就是利益多元化、思想多样化，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杂志要作为时代的反映，应该有各种各样的东西。第一，这个杂志至少没有正式拒绝任何管它是什么派别和阵营的文章，从这6本集子中就可以看到。
另外，这10年来，我们有意为之的就是开辟一些新领域，找到一些新作者，像温铁军，虽然他不是年轻人，但他以前从没给《读书》写稿。
陆学艺也是这样，老人新作者，也还有一些新人是所谓“无名小卒”。对我们来说，《读书》应该有多种声音。
新京报：无论是陈翰伯、陈原、范用还是沈昌文先生，他们本身是搞出版出身的，你和汪晖都是学者来做编辑，你们有自己的学术底色和学术观点，这可能会影响你们对一些文章的学术观点的判断和取舍，这与作为《读书》编辑所需要的包容性有一种内在的紧张，你怎么看？
黄平：我不同意这一点。
陈翰伯、陈原、范用还有沈昌文先生，都是一些资深前辈，我们难以比肩。像陈原先生本身也是著名的语言学家，不只是狭义上的编辑，他们至少是思想者，是知识分子，对问题有自己明确的判断，不能说他们只有编辑的那一面，我们是所谓“学者”。如果我们有不如他们的地方，那是我们的功底不够，也有知识领域的盲点，而与我们是否在做学术研究无关。
另外，任何一个刊物只要是人在办，都会有这些人的特色，我和汪晖办这个杂志，有一些不好的地方，前辈如范用先生和广大读者作者都可以严厉批评，但是，要求我们俩办得跟陈翰伯、陈原、范用一样是不可能的，风格一样也是不可能的。有人说《读书》现在跟80年代不一样了，当然不一样了。今天的中国和80年代的中国也不一样了，不一样是正常的，我们俩做主编有我们的特色，哪个编辑没有自己的特点呢？其实任何一个刊物都有自己的标准，对文章也有自己的取舍，这没有什么奇怪。
主编的特色就是刊物的特色
《读书》不是一个同人刊物，应该百家争鸣，因为如此，编辑也不需要隐藏什么。不能因为它的公共属性，你们主编就不能有自己的东西。世界上没有一家没有主编特色的刊物。
新京报：在你和汪晖接手《读书》之前，几乎所有中生代学者都在《读书》上发表文章，很多人在《读书》成名。虽然你刚才说也有“新人”是在你们编《读书》时成名，但数量大大减少了，个中原因何在？
黄平：这首先可能是时代的原因。现在成名的是歌星、演艺明星、体育明星，而不是思想者。不仅在《读书》成名的思想者少了，在任何地方成名的思想者都少了。当年李泽厚一篇文章《孔子再评价》在全国引起那么大的反响，今天他一篇文章的影响至少无法和电视明星相比。
现在这个时代的聚焦点不在思想上，甚至不在文化上。这也是大众文化普及了，媒体形式多了造成的文化现实。
新京报：但是，像秋风等比较有影响年轻一代的学者几乎没有在《读书》上亮相……
黄平：少数几个人说明不了问题。他们的影响和歌星、影星、体育明星也无法相比。
像哈贝马斯、吉登斯来社科院场面还是很热烈，但他们到《读书》来座谈，也没有什么轰动，艾柯在欧洲有几百个闪光灯跟着，他前一阵在《读书》座谈时参与人数很有限，如果是像篮球明星乔丹来了，那场面肯定火爆。这是时代的问题。另一方面，学者成名不应该靠公共媒体而应该靠专业，这也是制度性的要求。有些人给《读书》写文章不像当年那么认真了，因为不能作为“学术成果”，不能拿去评职称等等。另外，我们在主观上也没有想过要制造“明星”，没有想要让谁在这里或通过这里成名。客观上有人在《读书》成名，但那不是我们刻意而为的结果。
新京报：我记得前几年有学者提出，《读书》后面的编辑手记有公权私用的嫌疑，你认为呢？
黄平：编辑手记有时我写，有时汪晖写。我觉得用不着因为《读书》是一个公共媒体、公共刊物，就不允许编辑什么主张包括个性和自己的见解都不能有。《读书》不是一个同人刊物，应该百家争鸣，因为如此，编辑也不需要隐藏什么。不能因为它的公共属性，你们主编就不能有自己的东西。世界上没有一家没有主编特色的刊物，这样的要求是过分的。
《读书》的三个时代
自创刊以来，《读书》先后经历了三代主编的更替：1979～1986年，陈原、范用；1986～1996年，沈昌文；1996年至今，汪晖、黄平。相对而言，前两任主编陈原与沈昌文在形式上更为注重专栏，在作者选择上更关注老一辈作者，在学科领域上更关注文学。
在陈原、范用时代，《读书》以《读书无禁区》发出了压抑之后的呐喊，并引起了人们的共鸣。在专栏方面，董鼎山开设了“纽约航讯”、“纽约通讯”、“西窗漫笔”等专栏介绍美国文学。金克木、吕叔湘、张中行、董鼎山、黄裳、王蒙等在《读书》上发表了大量文章，文学类文章比例相当大。
在沈昌文任职的十年里，《读书》就像一个“各花入各眼”的百花园，人们总能在里面找到自己中意的花朵。这时的《读书》延续了注重文学的特色，开设了大量专栏介绍各国文学：冯亦代在“西书拾锦”专栏发表了81篇文章；吴岳添的“远眺巴黎”写了58篇关于法国文学的文章；李长声的“日知漫录”、“东瀛孤灯”介绍日本文学和见闻；俄罗斯文学则有蓝英年的“寻墓者说”。此外，诗歌有王佐良的“读诗随笔”；音乐有辛丰年的“门外读乐”，李皖的“听者有心”；美术有尹吉男的“独自扣门”；翻译有董乐山的“译余废墨”；经济有樊纲的“现代经济学读书札记”；思想有赵一凡的“哈佛读书札记”等等。
这一时期，为增强思想性和可读性，沈昌文引介了新学人，如赵一凡、钱满素、张宽、崔之元、汪晖、樊纲和刘军宁等人。
从1996年至今，汪晖、黄平执掌的《读书》文学类文章大量减少，学术化倾向明显，关注的学科领域大大拓宽。思想类、政法类、建筑、考古、人文地理、国际关系、女性主义、大众传媒研究一类文章增多，关注的重点包括三农问题、全球化、亚洲问题等等。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