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坤：女，1965年3月出生于辽宁沈阳。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现为北京市作协专职作家。
徐坤1993年开始小说创作，成名作为中篇小说《白话》。此后连续发表了中篇小说《先锋》、《呓语》、《遭遇爱情》和《鸟类》，长篇小说《女娲》等，在文化反讽、女性命运和都市情爱等几个方面进行了多重的探索，表现出女性知识分子独有的智慧与锋芒。
进入90年代后期，徐坤逐步转向以女性姿态描写当下女性的精神状态，《游行》、《狗日的足球》、《小青是一条鱼》、《招安、招安、招甚鸟安》等中、短篇小说，被认为是极具“女性人文主义”色彩的代表性作品。徐坤的作品还有《狗日的粮食》(小说集)、《性情男女》(散文集)等，部分作品被译成英文、日文在国外出版。
“您找哪位？”
“啊！我就是徐坤！”
“中年作家”了吧？，已然成为了小老太婆”。
“这个小伙子是谁？”
“我遂悄悄地收起了那张封面。”
“预定上午9点半在会展中心跟媒体见面，而就在刚吃过早餐回房间拿材料时，在酒店电梯里恰遇也来为自传新书做宣传的王蒙先生。老先生精神矍铄，一身白色麻丝唐装，出电梯门，看见我，就乐呵呵问：‘你也来啦？你来卖什么书？’当时一下子给问懵了，脸唰地一红，不知怎样应答。王蒙先生脑子飞快，马上说：‘没事儿，没什么不好意思的，我也是来卖书的。’记得我这时才回上一句：‘在您面前，我哪敢说是来卖书……’”
“可能读者通过文字阅读得来的感觉是我的文风偏于硬朗，但是，那也只是一种文化姿态，是一种世界观和价值观的书面表达，跟我个人的活体留给别人的印象并不一样。”
“其实因为很少与读者面对面接触，见过的人也比较少，所以所有的‘印象’都是从文字中臆想的。我所偏好的女性化特质是，温良恭俭让。实际上我自己也长得正是这样儿。”
“女大侃”的外号联系起来。
作家也要跑出来吆喝了
“‘太丑而不便去百家讲坛’，真是一绝！抓得好，令人发噱，的确是老莫的风格！”
“妙玉”：
“人在年轻时侯都有过叛逆阶段，都会找自己的偶像去意会。少时读《红楼梦》，红楼十二钗中偏偏喜爱上妙玉，喜欢她的判词：‘气质美如兰，才华阜比仙’，‘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那样一种欲罢不能、欲说还休，她的高洁与孤僻又胜黛玉三分。我以为那是一种清明人跟这个浊世精神对立的极好方式。”
“后来及至年长，有了一些阅历，渐渐地浑浊，跟这个世界表示和解，就不再敢用‘妙玉’来标榜。”
“女王朔”这个名字，她笑说：“‘女王朔’也是二十多岁刚出道时，被批评家和媒体封予的判词，说明在当时的文化环境下大家对王朔同志的认同、欣赏以及巨大的期盼，也与我当时对知识界弊端之解构颠覆反讽的文风有极大关联。”
“现在年长，已经不是‘妙玉’或‘女王朔’。现今我喜爱薛宝钗。因为她比较胖，跟我个人体态比较相像。”
“时代不同了，作家也该跑出来吆喝啦。”
“女性作家”和“作家”这两个词儿：“现在我们在强调一个作家是‘女性作家’时，无论从精神和文化领域还是文学写作领域上来说，都不再是具有性别歧视的字眼，而只是在描述一种客观现实。十几、二十几年前却很不同。在当时‘女性作家’这个身份在男权话语控制中含有很大歧视和令对方自卑成分。这说明21世纪我们当下的多元宽松的文化环境，已经使女性书写者获得了精神上的巨大解放。”
——“‘女性作家’比‘作家’的书好卖。‘作家’比‘女性作家’的书容易得奖。”
“女版《活着》”，“野草根”作为隐喻，象征底层人民蓬勃的生命力，以及中国人顽强不息的生命哲学。说起跟《活着》的不同，就是《活着》已经是经典，它还刚刚出炉；再有，它是“女版”，台上的主角都是女人，充满朝气和活力，男人影影绰绰都只留下背影当了陪衬。
“女读者可能会喜欢，看了更解气一些！”
“女王朔”。
“培养猫的乐群思想”
……
——养猫。
“自己养猫也给朋友帮着带两只猫，教它们正确树立人生观和价值观，要安定团结，有乐群思想。”
——体验、感受和思考。“乐群思想”，也绝不只会简单地令人喷饭，有那么一些，透露出她善感的内心。
10月底完稿，据她自己说，已经进入了倒计时阶段，十分辛苦。
“徐坤来自80年代，像很多同代作家一样享受着80年代的思想资源，同时又大面积地卷入90年代的生存，经受着各式各样的蛊惑与煎熬。如何处理过往的经验和思想资源？如何祛除盲目与偏见，葆有对于当下生存的公正之心？这样的具有历史文化变迁意义的牵扯羁绊对于很多写作者来说可能都意味着一个灭顶之灾，但也有可能恰是千载难逢的写作良机。过去的故事讲完了吗？曾经走过的路看透了吗？通往未来的路辨认清楚了吗？每个人的答案永远不会相同。但是我们寄希望于徐坤和其他许许多多的杰出的人，也包括我们自己。毕竟，我们都是在夹缝中生存着，并且正在书写历史。”
野草之根
徐坤的小说一直都在变化中，不变的是她的语言和她用文字把握现实的能力。上世纪80年代看王蒙的小说，常常惊叹作家捕捉现实的才能，在我们看来极其普通的事件或者生活表层，进入他的小说就变得自如、有趣而富有深意，这不是一般作家所能掌控的功力。徐坤的小说在这一点上可以说与王蒙有共通或者传承之处。
《野草根》写了两代女性在不同的时代所呈现的不同的命运。虽然作家书写的是底层社会的艰辛，而真正的指涉却是对女性命运的关照。小说从“知青时代”的疯狂，写到“文革”结束后的百废待兴，再到最当下中国社会的全面市场化。政治与金钱，随着时代的不同，它延伸的权力内涵也在发生着转移或重叠，但是父权意义的本质却没有改变，只是更加暧昧和无所不在。
母亲在爱情与婚姻中的失败，以至青春夭折，与女儿投入一个可以做自己父亲的老板的怀抱，两者虽然命运不可同日，但是最终的归宿却是相似的。在小说看来，无论什么时代，女性始终处于弱势，尤其是深处底层的女人。从这一点来说，女儿相较母亲是幸运还是不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女儿心甘情愿地认同了金钱所聚集的权力给予她的不均衡的归属感。
或许在徐坤看来，爱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奢侈的辞藻，至少在小说中，女人始终与爱无缘，在男人主导的父权社会，爱根本就不存在，或者说已经被这个社会的权力所完全扭曲、遮蔽和挤占。在无法平等的社会，男女之爱只能是一厢情愿的空想。有的只是占有，或者残缺父爱的一种剩余或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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