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说已经好久没怎么说过话了，今天一开口说了一天，可说好了。
我不知道刘震云看到这个标题会不会犯晕，但这是我在电话采访他70分钟后最鲜明的感受。一般来说，采访作家时，记者或者说作为读者总是比较熟悉对方的，但作家面对的就是陌生人了，而且是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咄咄逼人”的陌生人，这种语境下，很难让人放松，像和朋友聊天似的有啥说啥，更别说有闲心抖什么包袱逗老记一乐了。但对刘震云采访让人感到，电话那端完全是他的舞台，由着他长袖善舞，滔滔不绝，身边的工作人员打个喷嚏，也引来他的故作惊诧：“怎么了？噢，没出人命就好！”有时候看一本书，会觉得作者是个智慧的人；有时候和一个人对话，会觉得这是个幽默的人。
11月6日，《我叫刘跃进》新书发布会长江文艺出版社现场，作家刘震云接受了各地媒体的电话采访，初步印象，二者兼之。
狼爱装羊啊，羊爱装狼
提问背景 在《手机》里，刘震云讲述了手机里的秘密；在《我叫刘跃进》里，刘震云讲述了U盘里的秘密：刘跃进是一个厨子，他丢了一个包，包里装着他的全部财产，他在找包的过程中，又捡到一个包，包里的U盘藏着一个天大的秘密，涉及到“狼们”的几条性命，许多人开始找刘跃进。
记者：《我叫刘跃进》讲的是个狼和羊的故事？
刘震云：这本书讲的是狼和羊的关系，世上的人被我比喻成狼和羊这两种动物，但世界上所有的狼都在装羊，特别和蔼可亲，都是“披着羊皮的狼”，世界上的羊呢又特别爱装狼，不是有句骂人的话“装什么大尾巴狼啊”？世界上最像狼的，我觉得就是把门的那些大爷，特别装腔作势把自己装成狼，其实他就是羊。
羊和狼的区分，无非是观察人和世界的一个角度，引起我兴趣的，还有世界的偶然。偶然在生活中是不是另一种规律，和必然同等重要呢？还有寻找，羊找羊不稀奇，狼找狼也不稀奇，因为一个偶然，羊在找狼，狼在找羊，找亲人都没有这么急切，一波一折，都没有这么激动和撕心裂肺，就有点意思了。在刘跃进思维逻辑面前，出现了一种不可掌控的状态；寻找刘跃进的人，因为秘密的丢失，也出现一种不可掌控的状态；当两种碰到一起，又会出现第三种不可掌控的状态。而这种状态，或大或小我们每天都会遇到，而且出现的方式是突如其来，令人啼笑皆非的拧巴，拧巴出的是悲剧，也是喜剧。
刘震云式的“雪山下的幽默”
提问背景 刘跃进是个厨子，但他每天关心的不是这个菜怎么做好，而全是跟他不相干的事。刘跃进的原型是刘震云的表哥。市政府换届了，表哥就特别焦躁不安。萨达姆被绞那天晚上，他痛心疾首地夜里12点给刘震云打电话：“你看看，这太不像话了，把人的脑袋都绞掉了。”刘震云说：“表哥，这事你也改变不了了，我也改变不了了，赶紧洗洗睡吧。”
记者：“拧巴”是这个故事体现最重的一个特色，如何理解？
刘震云：拧巴是个生活常态，就是我们说的“别扭”。中国人更拧巴，越是聪明人思维越混乱。有时候我们在街上看到夫妻俩吵架，会从杯子的事说到箱子上，还会说到15年前娘家有什么事，最后吵了个乱，就是没有得出吵架的起因想要得到的结果，而得到了另外一个结果。我觉得中国人要首先把吵架这事学会了。事和理之间的常态，就是别扭。无论大小事，所有的人和事都别扭着，所有人都对此无能为力，还得别扭着走，走起来不可能不变形，有时候很庄严的事会变得荒谬。这种拧巴不但存在于今天，也存在于过去，不但存在于中华民族，也存在于全人类。就像一个家具一样，表面上油光水滑，但内部错位，骨节缝都拧巴着。
记者：由此造成了很多喜剧的效果。
刘震云：喜剧从艺术的角度讲比悲剧难作，需要讲故事的人有极大的幽默感。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有趣味的人，一种是没趣味的人。一个铁匠没趣味，他照样可以铸造一个很好的大铁锅，但如果一个作者没趣味，他的故事就会味同嚼蜡。在有趣味的人中，又分两类，一种人一说话你就笑，另一种人他说时你没笑，出了门你突然笑了，回到家洗洗睡了，突然又笑了；回家笑，跟出门笑又不一样，出门笑的是细节，回家笑的是整体。还有第三种人，他说着说着把你说哭了，突然你“噗嗤”又笑了。破涕而笑，啼笑皆非，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但这三种人，都不是我向往的。对于幽默，还有第四种人，他说时你没笑，事后也没笑，偶尔想起，在心里笑了，叫会心一笑。这时他笑的，就不是大海表面的浪花，而是海底深处的涡流和潜流。它们的根本区别是，前三种幽默笑的是词语，是事件；第四种幽默，说的是事件背后的不同的见识。前三种皆在表面，在山间或山头，后一种，被雪山覆盖着。《我叫刘跃进》追求的就是第四种，我起了个名叫“雪山下的幽默”。
《故乡面和花朵》不止三个人看得懂
提问背景 刘震云看来，我们生活中十个人有九个半是难缠的，不是说人不善良，而是说他思维混乱，总是把一件事说成另一件事。他认为新作和以前作品最大的不同是，以前是说人和生活的关系，如今说的是人和理的拧巴，是事背后的理与理的拧巴，如果拧不回来，“我就快成崔永元老师了，抑郁症就不远了。”
记者：出版社称《我叫刘跃进》是你第四次转身，是怎么数的？
刘震云：我是1982年开始写作,已经25年,从《一地鸡毛》《故乡面和花朵》《温故1942》《手机》到《我叫刘跃进》，这种变化不单是我的追求，每位作者都会这么追求。《一地鸡毛》说的是吃的事，“小林的生活证明，家里的一块豆腐馊了，比八国首脑会议要重要”；《故乡面和花朵》说的是思维的事。胡思乱想要在我们的思维时间中占到90%，平常认为它没有用的，但上帝为什么要把90%的时间给了胡思乱想呢？主要是探讨胡思乱想的价值比理性思维的大；到了《手机》，是嘴对心的背叛，说对想的背叛，而且这种背叛对我们是多么地愉悦；《我叫刘跃进》主要不是写他这个人，而是说这个人的思维逻辑是多么地拧巴，这个“转身”到底转得好不好，都是“转身”自己要求的，不是有意为之，我给自己60分。
记者：《故乡面和花朵》是你小说中最下力气，也最难被读者接受的一部作品吗？
刘震云：从作者的创作经历来说，考察一个作者不仅要考察一部作品，更要考察他是否形成了创作体系，作品之间的转换与轨迹更重要。我回顾自己的创作过程，几乎是在指责和谩骂中长大的。《一地鸡毛》刚出来，所有的人都说写得特别不好，没有结构没有情节就是流水账，自己在家当日记还成，哪是什么小说啊？但大家的看法比我变得还快，一年以后，给我扣了个“新写实”的帽子，也不管我愿不愿意戴；《故乡面和花朵》出来后，所有的人都说“全中国看懂的不会超过三个人”，但目前为止我收到的大学博士论文250多篇，我看不但看懂了，有的比作品还深刻；《手机》包括《我叫刘跃进》出来后，大家又说我向影视投降了，就像中国孩子是在老师和家长的斥责中长大的一样，不过就是说孩子个不争气，但他们说我呢干脆就是叛徒，叛徒的角色我扮了好多年了，我真不能听他们的。其实很简单，我的小说出版了，我认识这么个人给我打一电话，说想把它编成电影行不行，我说行，就这么简单。其实我个人认为最适合改成电影的是《口信》，但还没一个导演和我说过，倒是王朔和我说过，可惜他不是导演。
冯小刚是个男的，马俪文是个女的
提问背景 11月29日由马俪文导演的电影《我叫刘跃进》将作为国内首部“作家电影”上映，这个概念由中影集团董事长韩三平提出，其实在上世纪50年代法国人也说过，但法国人主要探讨的是人的内心、潜意识，电影拍出来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让人看不懂，让人睡觉”（刘震云语）。韩三平说中国电影越来越像八月十五的月饼，包装得很华丽，但剥开后里面的馅是馊的。大片问题出在内容的缺失，内容从哪里来？从剧本来，剧本从哪里来？从作家来。刘震云和韩三平就此联手首部“作家电影”，但也表示好不好得影院放了以后由观众说。
记者：冯小刚和马俪文两个导演哪个更能体现你的作品？
刘震云：和朋友合作在世界上是个非常正常的事。就像卖西红柿和这个人卖，卖萝卜和那个人卖。冯导和马导完全不同，冯小刚是个男的，马俪文是个女的，他们关心世界的侧面不同，冯导关心村庄东头的事，马导关心村庄西头的事，一个爱撵狗，一个爱打鸡。我觉得跟他们在一起，都能得到很多东西，既去了村东头，也去了村西头，既撵了狗，又打了鸡，给我下一部作品提供许多新的角度。我看了《我是刘跃进》样片以后觉得非常震撼，更重要的是也非常新鲜，大家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以前没有见过的“动物”。
记者：聊聊和冯小刚的关系。
刘震云：我们认识都二十年了，是特好的朋友。现在他是个快50岁的中年人了，今年他过生日的时候，我说如果在旧社会，冯导在农村，就是一个头上扎着蓝布手巾的冯老汉，20年前他是一个非常时尚的人，而现在，冬天他脖子里系着围巾。我们合作《手机》时在一起住了一个月，晚上去河边散步，那是乍暖还寒的春天，他看着树上爆出的嫩芽说：“又是一年春来到，杨花漫天飘。”所以我说，他更像知识分子了，这句话也用在《手机》里了。我们合作过三次，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有一个新的合作。
河南人为什么逃荒到山西
提问背景 1942年，河南人逃荒都是往山西、陕西、甘肃走的。在逃荒路上，饿死300万人不仅是灾荒和战争的因素，还有背后很深刻的原因。这是小说《温故1942》年的创作背景。1991年，刘震云沿这条路线走过一趟，采访到很多还活着的当事人，听他们讲述，感觉非常震撼，不是被1942年的惨状，而是1942年的被遗忘。
记者：我看到你说过为了拍《温故1942》，和冯导来过山西？
刘震云：是啊，河南人逃荒往西走，要不去山西，要不去陕西。其实我觉得去东北逃荒比较划算，地广人稀，土壤肥沃，但河南没有人往东北去，其实山西的某些地方比河南还贫瘠，他为什么要往山西去呢？
记者：您找到答案了吗？
刘震云：我找到了。因为第一个从河南逃荒的人是去的山西，第二个、第200个、第2万人都会去，因为那里有熟人，有落脚处，有照应处。那条路上的河南人在临死之前给世界留下最后一次幽默。比如老张马上就被饿死了，他想的不是妻离子散，他想的是两天前死的老李，“我比他值了”。路上饿死了个人，后面的人上来割肉，一割肉这人醒了，说“大哥，我还行”，割的这人说：“大哥，你不行了”。这人一想，转头又死了。我想说的是悲剧中藏着的幽默和喜剧比悲剧本身还要震撼人。
记者：你说河南人有一种惯性，我发现你也是一个始终不能停下思考的作家，一直朝自己的路在走，我不知道你遇到你心中想要的“极致”了没有？
刘震云：我认为离我想要达到的极致还差2.5公里。因为极致是说在一个事情、一个思想、一个创意上深入思考的能力到底有多深。就像在生活中和一个人、一句话晚遇到5年，耽误的其实就是10年的时间；生活中的极致可能不是好事，这人会有点独，不留后路；但艺术讲究孤军深入，更重要的是能不能有一种深入思考的能力，有几本书你可以仔细看一下，像《我的名字叫红》《追忆似水年华》，而这种极致曾在我过去的作品中非常欠缺，总是浮皮潦草就像沿着桌面滑行，有快感但没在一点上停下来，把钉子在桌子上钉下来。《我叫刘跃进》想在这方面做一些努力，今后的创作中这种努力还会进一步加强，不是说小说因此会晦涩难懂，而是把思考的深度用家常的方式表现出来，叫深入浅出，这个和浅入浅出的“浅”的质量是非常不一样的。
《手机》里有外祖母的影子
提问背景 刘震云在接受采访时，总爱提及一起生活了40年的外祖母。称她是世界上对他影响最大的人。“她个头不高，但在我们家乡是个明星，她的名气相当于现在的朱莉娅·罗伯茨。”
记者：你曾屡次提到您的外祖父和外祖母，我不知道这两位老人对你产生过多么大的影响？
刘震云：我外祖父在我出生几个月后就去世了。他在村里是熬盐的，同时也熬碱，然后十里八乡去卖。外祖母是一个长工，三里路的麦田，她全部割完后，一般的男长工都只割到地中间。如果我外祖母“转会”到另一个东家的话，不是这个东家为她带来了什么，而是她为东家带来了非常高的声耀，“转会费”是非常高的。她生前和我说过为什么比别人割得快，“只要我伏下身，从这头割到那头，不管有多远，我从来不直腰。别的人割一会儿就直一下腰，但震云啊，你只要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这是她留给我的非常大的遗产。
记者：《手机》里严守一的奶奶身上有没有她的影子？
刘震云：我觉得有，但是不全面，在《手机》里，有一点和她特别像，这辈子不发脾气。她赞同这个事情也好，不赞同这个事情也好，保持中立也好，始终微笑着面对事情，比我的涵养要好得多，许多不熟的人一看刘震云很文弱，说话声音不太高，肯定是好脾气，其实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的涵养确实有待提高。另外她说话非常短，两三个字形成一句话。在《手机》中严守一要翻盖一个门楼，一开始奶奶不让，但后来她说“结实”，接着说“严实”，最后说“塌实”，是以这样的方式往前递进的。我还没把她这种感觉，包括她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放到一个什么位置来考量过，也许有一天，我会专门写一个作品，来理解体味觉悟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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