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套书一共有十九部，此前曾在内地出版过其中一部分，此次系完整面对读者，预计将在2010年出齐。首批出版的有两部，分别是《范睢漂亮复仇；汗血马战争》《巫蛊恐怖；巨星赵合德》，前者始于春秋战国，终结于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后者始于西汉、匈奴交战，终于王莽被杀。
背 景
背景一
什么是《通鉴纪事本末》？
古代最著名的两部史学巨著，一是司马迁的《史记》，另一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的写法比较特别，把发生过的事情按照时间的顺序记录了下来。
这种记录方式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就是能把谁先谁后看得特别清楚，坏处就在于：一个完整的事件，可能会因为拖延的时间太长，于是它每一阶段发生的故事，就被零散地记录在不同的篇章里。
咱们举个例子。杨贵妃从进宫到死在马嵬驿，中间相隔了十一年。照《资治通鉴》的写法，它不会把这十一年的事情从头到尾讲一遍，而是在写到公元744年的时候，发现年初发生了杨玉环进宫这件事，就记录下来；然后又发现，此后还发生了宰相李林甫和高力士斗心眼、唐朝对抗外敌等别的事情，也一一按发生的时间记录下来。至于杨玉环进宫后如何，先不着急讲，而是等到某年某月的史料中又出现她身影的时候，再记下来。
如此一来，想把杨贵妃这十一年的经历做个完整的了解，就得翻差不多半本书，还得在众多事件的信息中一行一行地找，特别不方便。
当你感觉到不便的时候，纪事本末这种写法就派上用场了。它专门干累活，负责把同一事件的信息找出来，综合到一起，像讲故事似的把来龙去脉说清楚。当它把一套《资治通鉴》里发生过的许多事儿——比如楚汉相争、诸葛亮七擒孟获、安史之乱等等——都如法炮制了之后，就成了一部《通鉴纪事本末》。这套书一共两百多万字，记录了239件事儿。
背景二
《通鉴纪事本末》的作者
这本书的作者袁枢是南宋的史学家。据《宋史》记载，他曾参加礼部的词赋考试，拿了第一名，后来当了官，口碑还不错。
袁枢特别喜欢读《资治通鉴》，但就是觉得它的信息太多、太杂，所以萌发了写《通鉴纪事本末》的想法，由此也创造了历史的另一种文体，纪事本末体。
袁枢和写过“小荷才露尖尖角”的大诗人杨万里熟识，《通鉴纪事本末》成书后，杨万里为之作序，称这本书“其入通鉴之户欤”，意思是说，这部“本末”是《资治通鉴》的入门读物。
袁枢写成《通鉴纪事本末》后，有人把它呈给皇帝，皇帝看了很感慨，说：“治道尽在是矣！”也就是说，治世的道理，都写在这本书里了。
这句话说得特别耐人寻味。因为说话的人，是南宋的孝宗。
孝宗不大出名，他的养父知名度较高，就是宋高宗，而宋高宗手下的大臣更是举世皆知，就是秦桧。
宋高宗昏聩了一辈子，搞得朝廷被金国追着打，直到偏安江南，使国力日衰。但他的养子宋孝宗是个有想法的人，继位后强兵习武，整顿吏治，一时改变了宋弱金强的局面，和后者很是对峙了一段时间。
收拾烂摊子，需要魄力，也需要脑子。皇帝解决问题的方式从哪来？有一大半都是借鉴。唐代魏征曾告诉唐太宗：“以史为镜，可以证得失。”可见从先辈那里找经验，是个良好的传统。
《资治通鉴》的示范意义，在于某一细节产生的警示效应，因为它讲述的都是一小段一小段的，而《通鉴纪事本末》能从事件的宏观角度形成冲击力，因为它叙述的是整体。如果两者都能让人有所感悟的话，前者会是棒喝式的，后者则是渐进式的。
如果你翻看成语辞典，会发现有很多词条都来自历史事件。《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的第一部选取了“范睢漂亮复仇”做书名，这个事儿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范睢是战国时候的魏国人，出使秦国时被同去的须贾陷害，被打得半死不活。为了报仇，范睢留在了秦国，改名换姓不说，还找机会接近秦王，用三寸不烂之舌加一套治国战略打动了后者，一下子当上了丞相。
几年后须贾再度来到秦国时，范睢故意穿得破破烂烂的去看他。须贾动了恻隐之心，说：“范叔一寒如此哉！”那意思就是老范你怎么混得这么惨？然后送给了范睢一件袍子。
正是这件袍子救了须贾的命。事后当须贾得知范睢的丞相身份时，吓得腿都软了，立马磕头请罪说：“不意君能自致于青云之上。”意指没想到你能混得这么好。范睢说本来你该死的，可是好歹还有一念之仁，送了我一件衣服，这事儿就算了。
这一个故事，引出了两个成语，一个就是“一寒如洗”，形容人贫困；一个就是“青云直上”，形容人升到高位。
中国人善于将芜杂的事件浓缩成精炼的总结，然后变成处世的指导原则。从成语这种字面上的，到治国方针这种思想层面上的，都是如此。
这些浓缩产品中包括许多励志故事，如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孙膑装疯终致围魏救赵，也演绎了许多智谋之举，如刘邦暗渡陈仓、诸葛亮七擒孟获。但在提供生存智慧的同时，它也展现出了病态，如指责赵飞燕那种所谓的“红颜祸水”；展现了保守的传统，如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还有它的阴暗与不堪，如玄武门之变、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中国历史由此成了一锅混合着良莠材质的杂烩饭。而纪事本末这种体裁，就是一口最合适的锅。
为什么说宋孝宗的说法耐人寻味？因为帝王自有帝王术——就是宋孝宗所说的“治道”。在他的嘴里，“治理”听起来像个积极的词汇，带着理想主义的色彩，实际是一个很中性的词语。因为他要掌控一个国家，除了阳谋之外，还会有许多上不得台面的想法，心态与思维总会处在灰色状态，而那锅杂烩饭恰恰符合了这种心态。事实上，不独帝王从中学到了好、坏两种知识。臣子也好，那些不在庙堂的知识分子也好，都在这锅饭中汲取过所需，用它们谋利、求名，用它们为民谋福祉，也曾用它们来影响和控制别人的言行。
要命的是，史书对素材往往不加评价，只负责书写，于是一切善恶美丑，全凭阅读者自己判断。柏杨先生著《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时，偶加评语于译文中，有些辛辣之语，轻轻一刺，会刺透“俨然正义”的虚伪，而有些背景式的解读，则在潜台词中表达了一些态度。
历史古籍虽然价值高，但对于一度与传统割裂的当代人来说，阅读是困难的。前几日笔者见到一本讲古文中的虚词的辞典，大概有两块砖头那么厚，可想古文的艰深。柏杨先生致力于做白话版，而且在这套书中配了许多山川、战争态势这样的图解，将复杂的历史变得特别直观，实在是希望借此做一次最大范围的推广。
只是这种普及仍面临考验，因为以史为鉴的想法依然流行，对古人的解读热潮一直不减。在书店里，还能发现许多将历史和职场、商战等话题结合在一起的图书，那时候你会明白：读史的功利性从来就没有减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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