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8月12日,这是极为平常的一天,对于汪曾祺来说,却是终身难忘!就在这一天,他写完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受戒》。就在他准备搁笔的时候,他忽然心潮澎湃,难以自已,又在完稿日期的后面加上一行字:“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
“四十三年前”,也就是1937年。那一年,日本人占领了江南,江北危急。汪曾祺与亿万中国人一样,日日夜夜做着日寇侵华山河破碎的噩梦、惊梦!17岁的他随同祖父、父亲到离高邮城稍远的一个乡村小庵躲避战火。一呆就是半年。在这半年中,他有机会获得珍贵的朦朦胧胧的初恋的情感——那个小庵的附近确实有户农家:“这一家,人特别的勤劳,房屋、用具特别的整齐干净,小英子眉眼的明秀,性格的开放爽朗,身体姿态的优美和健康,都使我留下难忘的印象,和我在城里所见的女孩子不一样。她的全身,都发散着青春的气息”;更重要的,也正是在这半年中,他确立了献身文学的美丽的梦!当他随同祖父、父亲逃往乡下时,仓促之间,除了准备考大学的教科书,他只带上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和《沈从文小说选》。他把这两本书读了又读,使他对文学形成比较稳定的兴趣。多年以后,他十分肯定地说:“说得夸张一点,可以说这两本书定了我的终身。”
为了追寻真正的文学之梦,19岁的汪曾祺告别故乡与亲人,只身一人辗转于充满风险的旅途多日,千里迢迢赶到云南考入西南联大,追随于他仰慕已久的沈从文先生左右,从此开始了他为之奋斗终身的文学创作之旅。上世纪40年代初他就开始在文坛崭露头角,解放前夕,他的第一本小说集《邂逅集》,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新中国成立后,汪曾祺对自己圆文学之梦更是充满期望,但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使他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熟悉的生活未必能写,自己擅长的笔法未必能用,而自己又不愿意以文学跟风应景。可是,圆梦的一天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到来呢?
他等啊,等啊,就在他近乎绝望的时候,峰回路转,大地春回,圆梦的日子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这一年,他整整60岁!就在这一年,被世界称为引导古老中国真正开始走向春天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了!
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巨大功绩,怎么评价也不为过分。具体到汪曾祺个人来说,他完全是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才获得了新生!如果没有新时期,他就只能被岁月的尘埃最终湮没于无为,中国当代文学很可能就没有留下那么多美文的汪曾祺!
《受戒》是汪曾祺的投石问路之作,他有意以这样一篇从题材到文风都别具一格的作品,试一试这个社会、这个世界能否允许和接受他所擅长、他所喜爱的创作路子。文坛的创作生态环境则因《受戒》的发表而得到积极的推动与改善,文艺界和广大作家从中得到一个确凿无疑的信息,期盼已久的百花齐放的文艺春天已降临中国大地。
《受戒》的成功使汪曾祺真真切切地感到,他梦寐以求的圆文学之梦的日子真的在眼前出现了。他说:“试想一想,不用说十年浩劫,就是‘十七年’,我会写出这样一篇作品么?写出了,会有地方发表么?发表了,会有人没有顾虑地表示他喜欢这篇作品么?都不可能的。那么,我就觉得,我们的文艺情况真是好了,人们的思想比前一阵解放多了。百花齐放,蔚然成风,使人感到温暖。”这是汪曾祺的肺腑之言。
春风频送暖,老树发新芽。从《受戒》开始,年逾60的汪曾祺迎来他个人创作上的辉煌期。他一生共写出近300万字的作品,其中90%的文字写于这一时期;在他1997年5月辞世后的11年间,国内多家出版社又新出汪曾祺的书35种43册,并且,这一出版势头还在继续。
都说数字是机械的,枯燥的,但这些关于汪曾祺创作状况粗略统计的数字,是诗,是献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深情颂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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