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论战与报纸副刊

 鲁迅一生利用报纸副刊进行政治和文化上反封建的斗争, 在我国新闻事业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对于我们今天的报纸仍有启迪和借鉴作用 。

一、与学衡派、甲寅派的斗争

    1921年鲁迅在《晨报副镌 》上发表了《阿Q 正传 》，用文学形象极深刻地揭穿了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的危害。胡适于1919 年退出《新青年》编辑部后, 创办《努力周报 》, 附出《读书杂志》, 提倡所谓读书和“整理国故”运动, 引诱青年脱离政治, 消蚀学生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斗志。对此, 鲁迅在《青年必读书 》中号召青年走出研究室,  参加革命的社会实践。1922年鲁迅在《估<学衡> 》中指出 , 名日“学衡”, “‘衡’了一顿 , 仅仅‘衡’出了自己的铢两来, 于新文化无伤 , 于国粹也差得远。” 给“学衡派 ”最有力地打击。

    1924年10 月, 《晨报 》 代理总编辑从《副镌》中抽掉了鲁迅话剥东汉张衡的《四愁诗 》所写的《我的失恋——拟古的新打油诗 》, 孙伏园愤而辞去副刊编辑的职务。1924年10 月《语丝》创刊 , 鲁迅支持了它积极的一面 , 用它进行了很好的战斗。

    1924年12 月陈西漫等创办《现代评论 》, 攻击共产党人领导的人民群众的爱国斗争, 诬蔑工人、学生和市民的反帝运动, 鲁迅曾连续几年不断发表文章, 对他们进行坚决的揭露和批判。写了《并非闲话 》、《并非闲话（二）》、《无花的蔷薇（二）》等杂文, 彻底揭露了他们的伪善面目和恶毒用心。（舒义顺，2001）

    1925年4 月鲁迅亲自主持创办了《莽原 》周刊, 附《京报 》发行。

    1925年 7月章士钊继《甲寅 》杂志和《甲寅日刊 》之后 , 创办《甲寅周报 》, 公然反对马克思主义, 鼓吹尊孔读经, 提倡复古和文言文, 反对新文化和白话文, 与“现代评论派”紧密地结成反动联合, 共同反对鲁迅。鲁迅把和他们的斗争当作当时最主要的任务, 写了《答君》、《十四年的“读经”》等批驳“甲寅派”的力作, 无情地揭露和批判他们是“媚态的猫”, 是“比它主人更严厉”的“叭儿狗”。

    1925年12 月, 北京左翼国民党人创办《国民新报 》, 它的副刊乙种讲文学艺术, 由鲁迅和另一青年作者主编, 成为当时战斗性最强的刊物。1926年8月 ,鲁迅因受反动军阀的迫害, 离开北京, 南下厦门大学执教, 只好停止了在北方的斗争。

二、与新月派的翻译论战

    鲁迅和梁实秋的那场翻译论战, 双方学术地位之高, 论战持续时间之长, 论辩氛围之激烈, 为中国翻译史上唯一的一次。 鲁迅和梁实秋关于翻译的论战产生的原因, 主要在于二人对翻译原则的切入点和侧重点不同, 以及二人所持的信仰不同。

    一）、鲁迅和梁实秋的最大争议是鲁迅的 “硬译”。

    1929 年秋, 上海水沫书店出版了鲁迅编译的《文艺批评》一书后, 梁实秋很快就在《新月》杂志上发表《鲁迅先生的“硬译”》, 批评鲁迅的翻译文风。尔后, 鲁迅以《“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进行反批评。 梁实秋认为, 不能按“板规”词对词、 句对句地硬译, 而是“不妨把句法变换一下”,“以使读者能懂为第一要义” （鲁迅, 梁实秋，1997：193）。同时摘取了鲁迅翻译的几个句子为例, 显示硬译译文的晦涩。

    鲁迅先生在《文艺与批评》的“译者附记”中说:“从译本看来, 卢那察尔斯基的论说就已经很够明白, 痛快了。 但因为译者的能力不够和中国文本来的缺点, 译完一看, 晦涩, 甚而至于难解之处也真多; 倘将仂句拆下来呢, 又失了原来的精悍的语气。在我, 是除了还是这样的硬译之外, 只有‘束手’这一条路——就是所谓‘没有出路’——了, 所余的惟一的希望, 只在读者还肯硬着头皮看下去而已。 ”（鲁迅，1981：299）从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所谓“硬译”只是鲁迅对直译一种自嘲式的谑称, 其本质仍然是他一直提倡的直译。 这一称谓的涵义是在“信”与“顺”不能兼顾的情况下在译文中保留“精悍的语气”比通顺更重要, 因而只能选择硬译, 也表示他承认这样译文存在缺欠。 正因为此, 鲁迅多次表明自己的翻译只是作为“普罗米修斯的火种”（鲁迅, 梁实秋，1997：614）, 他希望有更好的译文代替。“倘不能, 就支持着硬译”， 然而梁实秋抛开硬译产生的种种前提, 直接从鲁迅的译文开始批评。 在此后的大规模论战中, 梁的一个惯用手法就是直接将鲁的译文拿给读者, 作为硬译缺欠的一个铁证。另外, 鲁迅的“宁信而不顺”, 是针对赵景深等人的“宁顺而不信”提出的。“不顺”并不是鲁迅所追求的, 而是在翻译中难以实现“顺”的时候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在20 世纪二、三十年代, 针对翻译原则的问题众说纷纭。 梁实秋认为译作首先要顺畅通达, 易于明白, 自有他的道理。但他下面的一段话, 却暴露了自己讨论翻译“醉翁之意不在酒”的真实目的:“鲁迅先生前些年翻译的文学,例如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 ,还不是令人看不懂的东西, 但是最近翻译的书似乎改变风格了。” ( 《论鲁迅先生的硬译》)（鲁迅, 梁实秋，1997：1 9 1）这里梁实秋指的是鲁迅开始翻译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 《文艺与批评》等俄苏文艺理论著作。因此, 在讨论硬译的背后, 二人的论战仍在承继“文学与革命”的影子, 针对的仍然是“鲁迅又在宣传无产阶级文学”问题（鲁西奇，1996）。鲁迅则坦白承认他之所以“硬译”这些难懂的理论, 是“为了我自己, 和几个以无产阶级文学批评家自居的人, 和一部分不图‘爽快’, 不怕艰难, 多少要明白一些这理论的读者” （鲁迅, 梁实秋，1997：207）。从这点看, 梁实秋没有考虑, 或者故意避开考虑硬译的前提。他对鲁迅的批评也就无的放矢了。

    二）、汉语文法欧化问题

    鲁迅曾经指出,译文难以通顺原因之一是“中国文本来的缺点”（鲁迅，1981）。认为应该在翻译中改良汉语的文法, 使之适当地欧化。 梁实秋在《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中反驳道, 按照鲁迅先生的说法, 中国文若不进行改良, 翻译的书自然就有五十分的“晦涩”了。他还说, 外国文和中国文不同, 有些句法中文里当然是没有的, 而翻译的难处即在于此, 假如两种文字中的文法句法词法完全一样, 翻译便称不上一项艰苦的工作了; 不能因为中国文有 “本来的缺点” 就使读者“硬着头皮读下去”（鲁迅, 梁实秋，1997：1920）。

    梁实秋历来主张翻译要以使人读懂为第一要义, 反对把翻译和语言的发展搅和在一起。认为“无论哪国的文字, 不是为了翻译而存在的”（鲁迅, 梁实秋，1997：620）。客观地分析, 鲁迅先生认为翻译可以促进民族语言的发展, 这一观点自有其可取之处, 所不妥的只是他对此进行了过分的强调, 他对中国语言的期待超越了语言自身发展的速度。 此外, 在与瞿秋白的通信中, 鲁迅还不适当地低估甚至错误地贬斥了汉语的活力, 这一点也是不可取的, 而思维机敏的梁实秋很容易就抓住了这些偏颇之处, 使鲁迅在论战中处于不利的地位。

    鲁迅和梁实秋的翻译论战由梁发起, 而且基本上一直是鲁迅处于还击的状态。在论战的最后一阶段, 梁实秋在 1933 年发表的《欧化文》中将鲁迅称为“硬译大师”, 批评鲁迅的译文“生吞活剥”（鲁迅, 梁实秋，1997：618），语气十分尖刻。鲁迅并未对梁的发难做出正面回击, 只在《玩笑只当它玩笑》中这样讽喻道:“如果嘲笑欧化式白话文, 除嘲笑之外, 再去试一试绍介外国的精密的论著, 又不随意改变, 削删, 我想, 他一定还能够给我们更好的箴规。”（鲁迅, 梁实秋，1997：623） 这一手法与梁在《“不满于现状”, 便怎样呢? 》中对他的质问如出一辙, 是将翻出信而且顺的译文的责任推给了梁实秋, 从而在论战气势上明显落了下风。

    鲁迅与梁实秋这场长达八年涉及文章数十篇的论战, 对中国的翻译界产生了极大的震撼和深远的影响。首先是对翻译标准的重新认识。二人虽然翻译原则相左, 却都认为“信”是翻译的首要原则。在此基础上, 鲁迅提出的硬译, 即直译的翻译观, 成为中国近代翻译理论的一个重要流派。同时, 鲁迅主张并实践的白话文欧化的译文, 极大程度地发展了白话文的文法和用词。而梁实秋提出的几个翻译原则也都对翻译理论的丰富和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    

    在《论翻译的一封信》中梁实秋指出: 翻译要忠于原文, 如能不但对原文的意思忠实, 而且还能对语气忠实, 这自然是最好的翻译。 同时他还提出了坏翻译的几个特点:与原文意思不符;未能达出“原文强悍的语气”，令人看不懂。（鲁迅, 梁实秋，1997：602）虽然这些都是针对鲁迅的硬译提出来的, 但在翻译原则的角度方面确是十分中肯的。他们在论战中提到的翻译问题, 与直译和意译, 归化和异化的思想一脉相承,直到今天仍然是翻译界有待研究解决的课题。在《翻译之难》中梁实秋曾讽刺过鲁迅的一处有关莎士比亚戏剧名称的误译①并大肆渲染。鲁迅也曾将赵景深的“牛奶路”的笑话宣传得尽人皆知。② 还将梁实秋、 赵景深、 杨尽豪不相关但都反对硬译的三个人称为 “祖师”、 “徒弟”、 “徒孙”三代。诚然, 这与鲁、 梁的政治背景有很大关系, 加上二人宿怨已久, 尖刻的语气于说者和听者大概都已经习惯了。

    五四期间鲁迅也曾与陈西滢、 刘半农等人在翻译问题上有过争论。但他与梁实秋的翻译论战却尤为持久和激烈, 成为宿敌。这主要是因为二人持有截然不同的信仰和世界观, 代表不同的阶级, 在二人的论辩中往往以翻译为诱因, 渗透出他们多方面相持不下的异己观点。同时两个文坛巨匠又都极具论、 辩、 讥、 讽、骂之才能, 善于扬长避短, 在字里行间从不同角度攻击对方的漏洞。因此, 鲁、梁的翻译之争常是由一个翻译问题为导火索, 辩论双方很快驾轻就熟地开始讽喻对方的政治思想。

三、与“洋场恶少”的冲突

    在三十年代风雨如磐的搏击中，鲁迅深知环境的阴险与丑恶，保持着高度的警觉。在鲁迅看来，三十年代，复古逆流已然成不了气候，只是痛惜缺少辫子和穿洋服的青年人不应有“骸骨的迷恋”。而施蛰存意气用事，先借鲁迅和鲁迅的笔名“丰之余” 打哑语，后又改用所谓推荐鲁迅的《华盖集》正续篇和《伪自由书》等来刺伤鲁迅，鲁迅才接二连三地反击，直到揭出“洋场恶少”的真相。总的看来，在鲁迅的论敌中，施蛰存并不是鲁迅论争和交锋的主要对象。“知人论世”是鲁迅一贯主张的方法，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也应该把问题放回那个 时代。“洋场恶少”是鲁迅当年给施蛰存的称呼，今天来看，鲁迅先生确实言重了，但顾念到当时鲁迅在险恶处境中的客观斗争形势，加上又是出现在杂文中的名词，也就可以理解了。    　　　
 
    1933年9月，《大晚报》编辑给施蛰存寄了一张表格，要求填注：(一)目下在读什么书 ，(二)介绍给青年的书。在要介绍给青年的书中，施蛰存填了《庄子》、《文选》并附 注：“为青年文学修养之助”。施认为：“近数年来，我的生活，从国文教师转到编杂志，与青年人的文章接触的机会实在太多了。我总感觉到这些青年人的文章太拙直，字汇太少”，所以推荐这两部书，以“参悟一点做文章的方法”，“扩大一点字汇”。
 
    鲁迅于1933年10月1日以“丰之余”的笔名写了《感旧》，10月6日发表在《申报•自 由谈》。(收入《准风月谈》时题目为《重三感旧——一九三三年忆光绪朝末》)在这篇文章里，施蛰存推荐《庄子》与《文选》仅仅是鲁迅写这篇杂文的一点因由，鲁迅的用意在于“感旧”，在于防止年轻人“骸骨的迷恋”，在于探讨民族的“立足”、“生存 竞争”，在于告诫人们：复古不光是遗老遗少，还有“新党”， 关注我们的生存，实在 比读《庄子》和《文选》重要。 于是，施蛰存写了《＜庄子＞与＜文选＞》一文，发表于10月8日《申报•自由谈》上，为自己推荐《庄子》与《文选》作解释。他希望，“有志于文学的青年能够读一读这两部书。”但要自己“酿造”。接着，他以鲁迅举例，“我敢说：在鲁迅先生那样的瓶子里 ，也免不了有许多五加皮或绍兴老酒的成分。”并对鲁迅先生讽刺写篆字、填词、用自刻印版的信封等表示不满。

    10月12日，鲁迅又以“丰之余”的笔名写了《“感旧”以后》，以(上)、(下)两篇分 别于10月15日和16日发表在《申报•自由谈》上。鲁迅先声明：“那篇《感旧》，是并 非为施先生而作的，然而可以有施先生在里面。”“内中所指，是一大队遗少群的风气 ”。接着，鲁迅表示不同意用瓶和酒来比喻“文学修养”，告诫施蛰存既然考官不能以词取士，当教员和编辑当然也不能以《庄子》和《文选》劝青年。对施蛰存举出“鲁迅 先生”的文章与《庄子》的关系做例，“丰之余”认为“我以为这也有点武断”，“再 说得露骨一点，则从这样的书里去找活字汇，简直是糊涂虫，恐怕施先生自己也未必。 ”最后，鲁迅说：“白话运动是胜利了，有些战士，还因此爬了上去，但也因为爬了上去，就不但不再为白话战斗，并且将它踏在脚下，拿出古字来嘲笑后进的青年了。因为还正在用古书古字来笑人，有些青年便又以看古书为必不可省的工夫，以常用文言的作 者为应该模仿的格式，不再从新的道路上去企图发展，打出新的局面来了。”
 
    至此，论争还在围绕推荐《庄子》与《文选》的问题进行。论争恶化是由施蛰存10月1 9日在《大晚报•火炬》上发表《推荐者的立场——＜庄子＞与＜文选＞之论争引起的。 他说：“我在贵报向青年推荐了两部旧书，不幸引起了丰之余先生的训诲，把我派做‘ 遗少中的一肢一节’。自从读了他老人家的《感旧以后》(上)一文后，我就不想再写什么，因为据我想起来，劝新青年看新书自然比劝他们看旧书能够多获得一些群众。丰之余先生毕竟是老当益壮，足为青年人的领导者。……所以我想借贵报一角篇幅，将我在 九月二十九日贵报上发表的推荐给青年的书目改一下：我想把《庄子》与《文选》改为 鲁迅先生的《华盖集》正续篇及《伪自由书》”。文章结尾，施蛰存不希望报纸讨论这个问题。“丰之余”终于被惹怒了，他于10月20日写了《扑空》。先揭露“施先生其实 并非真没有动手，他在未说退场白之前，早已挥了几拳了。挥了之后，飘然远引，倒是最超脱的拳法。”接着指出施蛰存的攻击“有些语无伦次了，好象是说：我之反对推荐 《庄子》与《文选》，是因为恨他没有推荐我的书，然而我又并无书，然而恨他不推荐 ，可笑之至矣。”最后一针见血地指出：“他竟毫不提主张看《庄子》与《文选》的较 坚实的理由，毫不指出我那《感旧》与《感旧以后》(上)两篇中间的错误，他只有无端的诬赖，自己的猜测，撒娇，装傻。几部古书的名目一撕下，‘遗少’的肢节也就跟着渺渺茫茫，到底是现出本相：明明白白的变成‘洋场恶少’了。”这是一计重拳。施蛰存就此已无力还击，“洋场恶少”的帽子戴了一生。这之后他虽又写了《突围》等篇，并在多种场合也“捎带一枪”地进行反击，但怎么都掩不住他的失败。鲁迅后来还在《反刍》、《中国文与中国人》、《难得糊涂》、《古书中寻活字汇》等篇以及《准风月谈•后记》中，顺便对此进行讥讽。
 
    四•一二”后，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动摇着黑暗的统治。呼应这一革命浪潮，在文化战线上，就是革命文学取代文学革命，特别是“左联”成立以后，左翼文学运动的蓬勃开展。这时，当局对革命文学采取了残酷的围剿政策，一方面逮捕和残杀革命作家，封闭进步刊物。另一方面，组织流氓和御用文人，宣扬法西斯文化，借孔孟思想，抵御马克思主义，用所谓“新生活”消解人们对革命思想的追求。在文坛上，新旧文学的斗争也发生了变化。经过新文学阵营的奋斗，新文学的各种体裁，均取得很大的成绩，传统文学已经渐渐退出，新文学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时的复古，已经不再是穿长衫遗老的鼓噪，而变为一些“学贯中西”的“学者”的倡导和示范。“五•四”之后，重新鼓吹孔孟之道，已成为当局对抗日益兴旺的革命文学的武器。在这种背景下，作为左翼文学运动的旗手的鲁迅，对于并非遗老的施蛰存的推荐《庄子》与《文选》，保持着固有的警惕，对这一现象提出批评，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鲁迅是从左翼文学运动的健康开展的大局出发，对一种妨碍这一文学运动的现象保持着敏锐的警觉的表现。
 
    鲁迅在《“感旧”以后(上)》说：“他(施蛰存)的文章中，诚有许多字为《庄 子》与《文选》中所有，例如‘之乎者也’之类，但这些字眼，想来别的书上也不见得 没有罢。再说得露骨一点，则从这样的书里去找活字汇，简直是糊涂虫，恐怕施先生自 己也未必。”（朱严夫，1998）

    鲁迅自己对与施蛰存的这场争论，他的看法是“无聊”。他在致姚克的信中说：“我 和施蛰存的笔墨官司，真是无聊得很，这种辩论，五四运动时候早已闹过了的，而现在又来这一套，非倒退而何。”（鲁迅，1981）至此，论争随着鲁迅的觉得“无聊”而渐告平息。而这之 后，施蛰存仍耿耿于怀。他在自己编选的《中国文学珍本丛书》被人指斥“计划之草率 ，选学之不当，标点之谬误”后，于1935年11月25日发表《中国文学珍本丛书——我的告白》进行辩解。对此，鲁迅在《且介亭杂文末编•文人比较学 》中予以回击：“中国的文人有两‘些’，一些，是‘充其量还不过印出了一些草率的 书来’的，‘别的一些文人们’，却是‘出卖了别人的灵魂与血肉来为自己的养生主’ 的，我们只要想一想‘别的一些文人们’，就知道施先生不但‘并不能算是造了什么大罪过’，其实还能够算是修了什么‘儿孙福’。但一面也活活的画出了‘洋场恶少’的嘴脸——不过这也并不是‘什么大罪过’，‘如别的一些文人们也’。”（ 杨迎平，2000）

    以上仅从鲁迅与学衡派、新月派以及与“洋场恶少”的论战，分析了鲁迅通过报纸的副刊进行的“文明批评 ”和“社会批评”，充分体现了鲁迅洞见中国文化、历史与社会的深度及其自由主体之存在的深度。鲁迅充分利用报纸副刊这一媒体，进行政治和文化上反封建的斗争，开辟了二十世纪文艺的一个新的重要领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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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朱严夫.施蛰存与鲁迅的两次论争[J].纵横，1998，(3).
  [3] 杨迎平.施蛰存同鲁迅的交往与交锋[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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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梁实秋.梁实秋杂文集[M] .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4: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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