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25年4月至1928年3月，老舍在东方学院（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前身）碰见了在那儿学中文的语言学家艾支顿，艾支顿建议由他教老舍英文，老舍教他中文，于是，老舍和艾克顿夫妇在伦敦霍兰公园附近合租了一座三层小楼。在此期间，艾支顿决定翻译中国古典小说《金瓶梅》，利用和老舍合住的机会，解决翻译中的疑问。
艾支顿《金瓶梅》的英译本叫《金莲记》，是个公认的权威译本。他的译本有一个特点，凡是碰到性描写时，便用拉丁文翻译，故意让英语读者看不明白，有如“清洁的”的删节本。
在老舍的所有文字中，找不到任何他和这部《金瓶梅》英译本有关系的记载，大概他认为那点帮助是不值一提的。1946年以后老舍到美国讲学，提到了艾支顿的《金瓶梅》，他高度评价了《金瓶梅》本身，认为这是自有中国小说以来最伟大的作品之一，是一部十分严肃的作品。不过老舍还是没说自己和这个译本有关。
在我参观亚非学院的当天晚上，陪我参观的黄瑞琴女士拿来一套完整的《金瓶梅》英译本，初版本四大卷，说是图书馆里一共有三套，可以匀出来一套给我带回中国。于是，70多年前英中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桩盛事又有了一个后续的小花絮，十分美丽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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