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居是每个人生存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有“千金买邻，八百置舍”的古训，强调择邻重于买宅。但在实际生活中，人往往没有择邻的主动权，有时会遇上善邻，有时又会遇上恶邻，从而引发出各不相同的人生故事。鲁迅的经历就是如此。
与恶邻为居苦不堪言
鲁迅有夜间写作的习惯，他最为反感的是来自邻居的喧闹。不巧的是，他碰上的这类邻居偏偏不少。
鲁迅1912年5月初来北京时，居住在北京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内的藤花馆。鲁迅当年9月18日日记写道：“夜邻室有闽客大哗。”20日日记写道：“邻室又来闽客，至夜半犹大嗥如野犬，出而叱之，少戢。”1914年1月31日日记又写道：“夜邻室王某处忽来一人，高谈大呼，至鸡鸣不止，为之辗转不得眠，眠亦屡醒……人类差等之异，盖亦甚矣。”他对喧闹扰邻的切齿痛恨之情真是溢于言表，力透纸背。
1927年10月，鲁迅、许广平到上海定居，先住在景云里。这里既有茅盾、叶圣陶这样的芳邻——尤其是茅盾，他家后门紧对鲁迅家的前门；也有恶邻，真可谓鱼龙混杂。许广平回忆说：“隔邻大兴坊，北面直通宝山路，竟夜行人，有唱京戏的，有吵架的，声喧嘈闹，颇以为苦。加之隔邻住户，平时搓麻将的声音，每每于兴发时，把牌重重敲在红木桌面上。静夜深思，被这意外的惊堂木似的敲击声和高声狂笑所纷扰，辄使鲁迅掷笔长叹，无可奈何。尤其可厌是在夏天，这些高邻要乘凉，而牌兴又大发，于是径直把桌子搬到石库门内，迫使鲁迅竟夜听他们的拍拍之声，真是苦不堪言的了。”尤其可怕的是，此处还有绑匪出没。有一次，绑匪将一“肉票”关在弄堂内，警察前来营救，双方发生枪战，有一颗子弹竟然打穿了鲁迅寓所的一扇玻璃窗，演出了惊心动魄的一幕。
1936年10月6日，鲁迅在致曹靖华的信中谈到他在上海择居的三个条件：“一要租界（按：为了安全），二要廉价，三要清静。”但他也知道，“如此天堂，恐怕不容易找到”。
与善邻为居留下佳话
当然，鲁迅一生中也有幸接触到善邻，对他的生活和创作产生了积极影响，并留下了许多佳话。
瞿秋白在上海养病并从事革命文化活动期间，也曾是鲁迅的近邻。据许广平回忆，1933年3月，鲁迅通过内山完造的夫人在北四川路底的东照里替瞿秋白夫妇租了一处房子，跟他当时居住的北川公寓相隔不远，日常生活之需均由许广平代劳。同年4月11日，鲁迅迁居大陆新村之后，两家过往更其频繁。就是在此期间，鲁迅与瞿秋白合写了10篇文章：先由秋白讲述腹稿，而后两人讨论，秋白执笔成文之后，再由鲁迅审读。鲁迅有午休的习惯，而秋白牺牲午休写文章。待鲁迅午休之后开门出来，秋白往往笑吟吟地拿着文稿迎上去，两人再切磋定稿。有一天，两人竟合写了4篇文章。
鲁迅的善邻中，不仅有中国人，而且有日本人，其中就包括长尾景和。1931年1月20日至2月28日，鲁迅因柔石等左翼作家被捕，避居于上海黄陆路30号花园庄旅店。在副楼楼底下一间原来工友居住的小屋度过了紧张的39天。正是在这家由日本基督教会长老与田丰蕃经营的旅店，他结识了同住在此的长尾景和(当时在日本关西大学就读，主要研究中日贸易)。因为鲁迅一家的住房特别狭窄，他经常在房门口楼梯旁的椅子上跟长尾景和围炉聊天：谈医学，谈美术，谈日本文化，谈中国政治。长尾景和回忆道：“先生谈起了克扣囚粮的中国监狱，谈起受金钱左右的审判。对当时中国政治的腐败，先生非常愤慨。当时他肯定地说，中国一定要走向共产主义，通过社会主义来拯救中国，此外没有别的道路可走。”
本文介绍鲁迅跟恶邻、善邻发生的种种关系，是为了展示鲁迅生平的一个侧面。古语云：“居不必无恶邻，会不必无恶友，惟善自持者而得之。”看来，在不能完全掌握择邻主动权的情况下，“善自持”是一个重要的人生经验。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