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文学奖得主：文化异质性不等于“中国立

　　-编者按

　　如何评价中国当代文学？近年来一直是个争议颇多的话题。在德国汉学家顾彬的“垃圾说”之先，国内已有不少论者对当下文学的整体成就持尖锐的批评态度。去年11月，陈晓明和肖鹰两位学者就“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的评价问题又起争论。陈晓明教授强调，中国当代文学现在达到了空前的高度，评价它需具备“中国立场”；肖鹰教授则认为，中国当代文学正走入低谷，“只有中国学者才能理解中国文学”的思路是一种“长城心态”的体现。此后至今，《中华读书报》、《文艺报》、《辽宁日报》、《北京文学》等就此问题展开了更广泛的探讨。究竟什么是好的文学？应如何看待中国当代文学？为何在中国作家、批评家、广大读者和西方汉学家之间，对同一阅读对象的评价会如此大相径庭？相比之下，国外的严肃文学状况如何？这些问题，是有进一步探讨价值的。本版将在今后陆续刊出作家、学者的探讨文章，以期能提供更丰富的视角和观点。

　　-文学疆域被“窄化”的忧虑

　　评判中国小说需要“中国立场”，这无疑是一个新瓶，然而在它里面装入的大约也还是旧酒，大约，是从“东方主义”延续下来的一种更为窄化的文化思潮，它的命题中有显见的伪。评价小说，或者说评价文学，无论在任何的国度，民族，都有一个普遍性的标准尺度，当然，有些小说的产生会拓展甚至“灾变性”撕裂这一尺度，然后形成对这一尺度的丰富——这种丰富从来不是以国家为界限的，不是以民族为界限的。之前，我们经历着“底层文学”对文学疆域的窄化，它用一种“道德正确”窄化了原本丰富的文学；我们经历着“市场”、“经济”对文学的窄化，把有无“读者”当成是评判文学存在合理性的标准，资本的无知和傲慢使文学多样性生态变得可危。我们还过多地强调过“经验写作”，那种把地域性差异看成是文化表达本质的观念多少排拒了人类性的“历史经验”和“阅读经验”，实现的也是对文学的窄化。现在，“中国立场”来了，它可能将文学带入民族主义的褊狭，无论这是否属于它的主观愿望。舍掉丰富性和宽阔，把自己封闭在一个狭小视域内，是否属于一种独特的文化特征？我们的文学批评者为何那么乐于给自己和文学“画地为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