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前后上海美专裸体模特创作现场
刘海粟生于1896年，1911年11月创办上海图画美术院，成为了人体写生在中国的倡导者。尽管在1926年7月，上海美专迫于无奈停止了人体写生科，但历史往往就是如此的奇巧：随着国民革命军同年7月至9月间在江西的节节胜利及军阀部队的败退，“裸体画事件”中另外一位主角孙传芳（1885——1935）所凭借政治与武力上的优势对刘海粟取得的胜利仅仅维持了2个月的时间，就随着其战争的失利灰飞烟灭了。
刘海粟及上海美专在裸体模特儿事件后非但没有受到负面影响，其声势更是蒸蒸日上。即便是1926年11月下旬发生的“美专风潮”事件也无法阻挡刘海粟与美专成为中国现代美术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与团体。
刘海粟与孙传芳的第一次交锋
通过目前官方编撰的《上海文化艺术志》所记载，我们能大致了解刘海粟与孙传芳之间发生的争端，现摘录如下：
民国八年8月，刘海粟与画友在静安寺“环球学生会”举行画展，展出了人体油画。后又雇用女模特用于教学。这些举动，不断遭到封建势力的围攻和军阀孙传芳的通缉，但刘海粟始终表现出坚持真理和维护学术尊严的决心，不畏强暴，据理回驳，使持续10年之久的“模特事件”，终以艺术家的胜利结束。
刘海粟与孙传芳两人的命运第一次最直接的产生交集是在1926年5月——5月17、18日《申报》上连续刊登一封刘海粟致当时的五省（江苏、福建、浙江、安徽、江西）总司令孙传芳与江苏省长陈陶遗的公开信，标题为“刘海粟为模特儿事致孙陈函”，针对姜怀素信中所涉及上海美专人体写生以及裸体画之事，引用欧洲实例进行辩护，进而直斥：
“该议员（姜怀素）信口雌黄，轻举妄动，已属不堪造就，不可教训。而该知事（危道丰）从而和之。忘其身处中外观瞻所系之上海，出言无稽，谬妄不伦，腾笑万邦，莫此为甚。此辈不学之徒，谬厕议席，靦颜为邑宰，其贻害地方，遏绝真理，罪不容赦。夙仰钧座明察时势，学有渊源，下车以来，励精图治，值此宏奖学术，整顿吏治之秋，即乞迅予将该议员姜怀素、该知事危道丰严加申斥，以儆谬妄而彰真理”。
就模特之事而言，刘海粟最根本的意图与目的是劝说孙传芳试图理解自己的立场，能够区别淫画与艺术以及人体写生的必要性与主流性，而在异见者的错误是否应该受到惩罚一事则不是初次交道中的关键问题，甚至都不是问题。刘海粟激进的言辞，给人的暗示是孙传芳必然会接受自己的立场（不然就不符合自己对孙传芳的褒扬之辞），这是不符合常理的，这不是一种说理与沟通的态度。就“裸体”事件而言，此时的刘海粟根本的失误在于：1．未对姜怀素在信中指控“……乃该上海美术专门学校竟利诱少女诸生范楷，贫而无耻之女子，贪三四十之月进，当众裸体，一丝不挂……”这一比较实质性的对于利诱“贫”之少女的道德指控做出回应。2.一直引用西方实例以试图正当化裸体画，却忽略了事实上，裸体画甚至是色情绘画在中国古已有之，实在不是什么惊人的图像，大可不必引远水而求解近渴。缺乏有针对性、有证据的抗辩，在我看来是刘海粟第一次主动接触孙传芳的根本性失误：第一点的回避造成了流传至今的关于“利诱”的负面影响；第二点的举证缺失则可能是刘海粟在早年由于缺乏美术史教育导致的。
面对刘海粟的公开信，孙传芳在其6月3日的回应中开篇写道：“海粟先生文席：展诵来书，备承雅意。黻饰过情，抚循惭荷……”对照刘海粟公开信的开头，今人难以想象这样文雅的修辞句出自一位“大老粗”军阀之手。短短四句，可谓是字字有出处，传达出了一个关于孙传芳的强烈的信号，即：文雅。孙传芳一介武夫，何以要行文如此风雅呢？我想，大致有两方面的原因：1.鉴于对方的身份与在公开场合言论而进行的个人“儒将风流”形象的营造；2.更重要的是紧扣自己即将发起的复兴“投壶”古礼行为；“投壶”本就是射礼演变而来，既风雅又不失武将本色。
依照刘海粟与其创办的上海美专在当时美术界的影响力，孙传芳应该不会没有闻过其名。根据前文所言，孙的客气也是不无道理的了。接下来，在给刘海粟的回函中，孙的基本论调无非是礼教，风俗，国体等等，站在一位文化保守派的立场上，持有这样的论调实在不能算是难以理解的。接着，说了句典型的中国式的打圆场的话：“模特儿止为西洋画之一端，是西洋画之范围，必不以缺此一端而有所不足。美亦多术矣，去此模特儿，人必不议贵校美术之不完善，亦何必求全召毁，俾淫画淫剧易于附会”。之所以说是一句“中国式”的，是指类似的语言乍一听似乎有“道理”，但仔细一想，实则又没有道理。道理上如此不通，其真正的含义是一种给对方的“台阶”，会话的另一方如果取“貌似有道理”的一面则就“就坡下驴”的顺从，但显然刘海粟并没有要了对方给的这个“脸”，不然也就不会与1926年6月10日再度发公开信商榷裸体之事。回复的再接下来部分，孙传芳客气的敷衍几句并且“教导”刘海粟“如必怙过强辩，窃为贤者不取也”，收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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