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90年代以来，女性写作在中国文学中已成为一个非常有亮点的现象。在诗歌领域，女诗人的写作也引人注目。你认为当代中国诗歌中存在女性主义写作吗？
答：“女性主义写作”这个概念传达了一种批评或研究的理论视点，它是对写作现象进行梳理、归纳和评价的产物，是一种批评话语，也是一种文学与文化立场的表述。女性主义理论资源虽来自于欧美现代文化，但也和中国文化的现代进程密切相关。广义上的女性主义理论揭示出，妇女解放始终是现代性话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女性主义理论不仅是关于女性解放的历史表述，而且也是关于人类如何批判权力话语和反思现代文化思潮和重要思想资源。从狭义上讲，女性主义写作体现了少数优秀的女性艺术家、诗人从个体与女性群体的角度对于身处人类文化历史中的女性命运的深思，这种思考拓展了艺术与诗歌的书写方式，同时又是对妇女创造力的一种验证。事实证明，性别视角的自觉引入是必要的，也是有效的。
在诗歌中，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女性参与到了诗歌写作这个行当中来，另一方面，她们的写作又对于传统的父权制因袭而下的观念以及渗透到日常生活当中的男权中心制度和观念，具有强烈的颠覆性与批判性，并且，犹为重要的是，女诗人的写作还表明，她们完全胜任于诗歌这一艺术样式，她们对语言的敏感和对美的信念证明了她们的创造力。
一句话，女性主义诗歌写作是存在的，也是具有无限的可能性的。
问：女性诗歌、女性主义诗歌、女性写作，这三者之间的联系是怎样的？
答：这三个概念在内涵上相互之间有所偏移而又有交叉、叠合，同时，它们是一定历史时期批评话语的产物，表明了临时性质的而非本质的意义界定。最早提出“女性诗歌”这个概念的是批评家唐晓渡，他对翟永明的组诗《女人》（1985）的评论中，为中国当时的女性诗歌界定了一个时间起点与文化话语的阐释基点。从那时起，中国诗歌界形成过“女性诗歌”写作的繁荣期（1985-1988），而作为批评话语的“女性诗歌”，其涵义也在参与其中的诗人与批评家的笔下不断丰富。从批评话语的角度看，“女性主义诗歌”涉及某类特定的题材，并特指一种鲜明的性别话语立场。对这个概念内涵的一种阐释，是由崔卫平在她选编的女性诗歌选集《苹果树上的豹》一书的前言中完成的，但这个概念在当代诗歌研究中并未得到普及。“女性写作”含义则显得更为广泛，也有待女性参与到写作的实践中去验证和开掘。“女性写作”是写作行为与成果的合称，它肯定女性在文学书写中的积极意义，探讨女性创作的文学文本所具有的独特的风格构成、美学趣味和艺术形式。
问：如何看待当今诗歌写作中的女性身份？
答：女性身份的提出，是和女性参与到诗歌写作中来的历史命运分不开的。综观文学史，在古代，相对于男性，女诗人的数量寥若晨星。这固然跟女性在过去时代里接受教育的状况有限有关，也与女性的创造力受到歧视的历史境遇相连。那时，纵然有女性偶然写诗，结果也只是男性主宰的文学天空的一些陪衬与点缀。到了近现代，作为思想启蒙构成部分的妇女解放运动所带来的自由空气，使得越来越多的女性从事写作。写作是独具创造性的精神劳动，对女性身份的强调事实上意味着对女性创造力的肯定。另一方面，回顾我们的现当代文学史，写小说和写散文的女性一直多于写诗的女性，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因为写诗和写小说对于一个作者所需要的精神自由和创作力形态有所不同，而且，相对而言，一个诗人也不能够借诗歌写作而改善她的经济状况，从而有助于她的生活自立。简言之，在一个妇女已经获得了独立的社会地位的时代，她们面临着更深层的精神独立的内子挑战，这一点在女性从事诗歌写作的活动中表现得尤其明显。所以，在诗歌写作中，理解女性身份即是对于这一现实问题的提示与反省。肯定女性的创造力，为女性从事诗歌写作创造尽可能自由和敞开的空间，然后，我们就有可能真正地发现和公平地评价女性创作的诗歌所具有的独特品质，理解她们特有的生活经验、集体记忆和对现实的批评精神。
问：可否根据你自己的看法，为20世纪中国女性诗歌的发展勾勒一个大致面貌？
答：如果将20世纪百年文学作为一个整体看，从事诗歌的女性所显示的力量是非常薄弱与不平衡的。查阅一本题为《中国新诗大辞典》（1988年，时代文艺出版社）的工具书，我发现，在“新诗诗人、诗评家”的类目下，收录了764个名字，其中只有39位女性，约占总人数的5%。比例如此悬殊，人们肯定要提出疑问：为什么女诗人这么少？女性有没有写诗的才能？与此相关，我们还会这样提问：是谁在为文学史与文学辞典筛选诗人？依据是什么标准？这些标准又是谁规定的？如此等等。
通过考察，我们大致能够发现，在20世纪不同的历史阶段，女诗人对自己身份有着不尽相同的认同（identity），这些认同既规定了她们精神自由的限度，也影响了她们的艺术视野和艺术成就。大致说来，现代文学三十年间（1919-1949），新诗的发展基本处在由男性诗人所构想的美学框架与制定的评价标准的主导之下。陈衡哲、冰心、石评梅、林徽因、陈敬容、郑敏、张秀亚、胡品清等女诗人写出过优秀的作品，她们的诗篇有待我们重新研读与评价。进入50年代，中国大陆文学基本上纳入了一种统一的意识形态化的写作模式当中。令人深思的是，50至70年代的20年间，我们几乎看不到一位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与文学舞台上产生过持久影响力的女诗人。在那个女性“不爱红妆爱武装”的“解放”时代，强权的男性话语几乎窒息了女性成为诗人的心灵自由。我们读到林子、舒婷、灰娃在70年代写作的诗篇是事隔多年之后的事，她们在70年代的写作完全是隐秘的、个人化的。这时候，在台湾则出现了几位值得注意的女诗人，她们是陈秀喜、杜潘芳格、蓉子、林泠等。如果从比较宽容的文化立场看，80年代女性诗人人数有了极大突破，这是整个新诗史上最突出的文学现象之一。一本《中国当代女青年诗人诗选》（1988年，长江文艺出版社）中，就收入了64位活跃于文坛的女性。不过，直到80年代中期，才出现了我们所理解的、具有自觉“女性意识”的“女性诗歌”。翟永明、王小妮、陆忆敏、林雪、伊蕾、唐亚平、海男等一批优秀女诗人，带动了更年轻的女性参与诗歌写作，并一度出现了“女性诗歌”写作的繁荣景象。90年代，女性诗歌进入了比较稳定的推进期。60和70年代出生的女诗人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力量。她们自觉汲取由翟永明等优秀诗人开创的“女性诗歌”传统以及国外经典的女诗人写作传统，并努力开创属于自己的独特风格。这个时期活跃的女诗人有：翟永明、唐丹鸿、小安、丁丽英、尹丽川、穆青、虹影、胡军军、蓝蓝、马兰、千叶、与邻、巫昂、安琪、曹疏影、吕约、路也、贾薇、张耳、赵霞、莱耳等等。
90年代“女性诗歌”以诗歌本身为努力的目标，女诗人们确立起的写作实验意识和多样的风格追求等等，使她们一方面成为女性写作诗歌的先锋代表，另一方面她们也平等地与男性诗人共同分享着新诗传统资源，共同开创新诗前景。
问：女诗人的写作和男诗人的写作存在本质上的差别吗？女性的生理特征、感情模式对诗歌写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答：正如女性和男性之间的本质差别是一种历史构造那样，在女诗人的写作和男诗人的写作之间，也不存在本质上的差异。我们所理解的女性的生理特征、感情模式，其实也是一种话语构成，我们不承认它是本质性的，但并不是否认它们作为一种观念的存在，它们也的确成了一种话语的现实。这种已然存在了的关于女性生理特征与感情模式的观念，影响了女性认识和感觉世界的方式，同时也形成了她们特殊的阅历与经验，她们的集体无意识记忆。在诗歌中，我们看到，她们被规定的生活空间和历史记忆，塑造了她们的诗歌题材和主题范畴。她们更加关注日常生活化的、普通的题材，她们在这些生活中捕捉精确的细节、美，寄托个人的向往，明确其精神意志。这一方面显示了她们旧有的束缚，另一方面又构成了她们必须借以突破的现实存在。她们像蚕蛾那样，必须咬破茧子才能获得新生，去编织属于自己的生活。而随着她们破茧而出，她们中的大多数也就能够去发现更为开阔的题材，并开掘更为丰富的主题。
问：现在很多诗歌刊物，都开辟有“女性诗歌”或“女诗人”专栏，你认为如何评价这类对女性写作的关注？
答：开辟“女性诗歌”或“女诗人”专栏，本意是为从事诗歌写作的女性辟出一块园地或空间，供她们发挥才情与创造力，这是令人欣慰、值得赞赏的举措。不过，也要警惕在诗歌或诗人的选择上，重新落入传统的男性评价标准中，那样的话，对“女性诗歌”的展示，就会重新使女性沦为传统意义上的“被看对象”，鼓励女性写作的举措就会蜕变成为一种猎奇和特殊照顾，客观上就将在孤立中否定“女性诗歌”参与现实的价值。
问：当今的女性写作中，你认为存在着哪些问题？
答：单从诗歌方面看，女性诗人仍然处在一个相对分散的状态中写作，需要更为集中与自觉的性别凝聚力；同时，女性写作的一些盲区、歧途和陷阱仍然存在，我们仍然能够看到很多人（包括不少女性）对“女性意识”、女性主义理论心存误解，这使得我们对许多问题的讨论仍然受到种种限制，无法深入。从写作的角度看，女诗人还需要确立起对于传统资源（包括中外古今的女性写作传统在内）的再认识意识，这是为了更好地扩展她自己的词语、主题和艺术手法。目前看来，女性写作的冲击力之所以不够强大、说服力不足，跟这一点也是有关的。
问：你如何看待美国“自白派”（如普拉斯等人）对当代中国女性诗歌的影响？
答：这种“影响说”需要反思。有时候，我甚至感到，这种影响实际上并未真的存在，或至少不像一些批评文章理解的那样重要。首先，我们必须意识到，汉语中的普拉斯与英语中的普拉斯是否同一个普拉斯，这是个问题。我认为普拉斯的汉语译本并未体现出那个原文中的诗人的完整和真实的面貌；况且，汉译普拉斯对翟永明的组诗《女人》的影响，还需要从具体的意象和诗歌情绪上加以分析。翟永明早期的诗歌，从总体上看，和普拉斯等美国“自白派”诗人的诗歌差异颇大。而由被误读的普拉斯和被简单化理解了的翟永明这两位诗人的文本，在80年代的中国女性诗歌中所构成的影响力却的确比较显著。作为一位优秀的诗人，翟永明在最初的写作与后来的阶段性调整中，已经突破了自白风格，而把握了她自己的声音。另一些曾经或多或少受到自白基调感染的女诗人，也在自己的风格中或发展或停滞。“自白派”诗歌对中国女性诗歌的影响更像一种启发力，它只在诗歌的局部发生。总体来看，“自白派”的诗歌意识和种种写作纲领，并没有全面地影响当代中国女诗人的写作。
问：在当下中国诗歌版图上，女性诗歌的地位是怎样？你如何看待它的发展前景？
答：在这块版图上，女性诗歌似乎有了一个相对稳定而开阔的发展空地，但她们的写作仍然受到一些男性批评家戴着有色眼镜的曲解与轻视。女诗人一方面要不断力争写出好诗，另一方面还得维护自己的写作理想与美学追求。它应该有一个令人乐观的发展前景，但这需要女诗人们的不懈努力和来自一个健全的社会文化的支持与理解才能获得。
问：你是否认为女性诗人对汉语诗歌作出自己的贡献？
答：历史地看，每个写出了优异作品的诗人都为汉语诗歌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优秀的诗人贡献则更大。女性诗人当然不例外，而且，这些贡献更需要我们重新挖掘和评估。
问：时下许多“美女作家”、“美女写作”的作品中充满了世俗享受气息，小资产阶级思想、肆无忌惮的性描写。70后诗歌群体中的女诗人，也有大量的性描写、追求物质的倾向？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答：在中国今年文坛上，打着“美女作家”、“美女写作”的招牌出版女作家的作品，一方面是商业运作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传统的以女性为“被看对象”、“欲望对象”的男性眼光的体现。从女性主义立场看，这些都是需要反省与批评的问题。70年代后诗歌群体中女诗人的写作我接触得不多，仅就读到一些作品来讲，对其中涉及的如“提问”所说的“性描写、追求物质的倾向”，如果从题材突破和思想境界评价等艺术角度加以分析，并结合具体的诗人的总的创作方向来谈，可能会使问题变得更清楚些。我觉得应尽可能少下简单的道德结论，而多做艺术的分析和批评。
问：如何看待在当今女性诗歌中呈现的关注日常生活的倾向？
答：如果我们不刻意地强调“日常生活”的价值（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价值）。那么，可以说，女性诗歌中呈现的关注日常生活的倾向，是与女性的生存背景相关，在日常生活的细碎与准确中发掘诗意，这是不足为奇的。当然，它客观上偏移了男性诗人关注宏大题材，写作“纪念碑式”文本的传统，似乎既具有一种挑战性，又因而会遭遇来自部分男性的诗歌标准的贬低。然而，换一个角度，一方面，汉语诗歌的语言需要经过诗人的心灵加以煅造和锤炼，日常生活中蕴藏了丰富的经验和语言资源，关注日常生活即是关注自我的生活和心灵状态的基础；另一方面，日常语言也是一种非常丰富的诗歌语言宝藏，每一个诗人都应从中汲取适应自己诗歌的养分。女性诗歌对日常生活的关注，也与她们对现代汉语的理解相关。就像翟永明在题为《面对词语本身》的短文中强调的那样，她关注的是“仍然贴近我的内心情感”的词语，并认为女性诗歌写作也具体到“技术性写作”的层面。“日常经验”或我们所说的“日常生活”中，一个巨大而丰富的词语库，正期待女性诗人去打开、挑选和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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