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话说的，你相信吗？感谢他很坦然的接受了我对他三十多年人生细枝末节的好奇，在这里，郑重谢谢他对我的坦诚和信任。
面对芜杂、多条线索的采方笔记，虽然那可能是点怵了。不过最终还是整理了出来。砍除了一些细枝末节，虽然那可能都是些很出彩的地方。我希望这篇访谈，像他喜欢的杨树，健康、挺拔、叶面宽大丰润。
做完这篇访谈，我最感动的，是他从皖西的一座小山村，到未知世界来闯荡的勇气，靠执着的信念、一己的力量、用自己钟爱的方式，虽然兜兜转转。依旧是杀出了一条血路。
“自己怎么就从一个沉默的乡间少年，变成了这样一个夸夸其谈的城市中年男人的呢?”
谁知道呢，也许这就是你的命运吧。
关于孤岛：
《安徽商报》橙周刊(以下简称橙)：发现了，你是个挺难搞定的采访对象，思维太强势了，呵呵。这样吧，我们打破一下采访顺序。这个栏目的名称叫“孤岛访谈”，我们就从孤岛谈起。
陈家桥(以下简称陈)：可以。
橙：如果把咱俩放到一座四周环海的孤岛上，很长一段时间，你准备怎么打发日子?
陈：若是再也不离开孤岛，我肯定会考虑和你结婚生子，过一种有交流的生活。
橙：我又没说自己会爱上你，更没说过想和你结婚啊。
陈：我会说服你的，因为日子一定要往下走嘛。我觉得在任何一种状态下，都要有积极入世的态度，都要有所作为。
橙：看出来了，你是个喜欢“做”事的人。
陈：是的。面对问题我喜欢迅速做出判断，然后付诸实施。我喜欢事实，喜欢事物的延展性。
橙：如果不把时间放那么长呢，比如半个月、一周，不用我们操心吃喝，准备干点什么?
陈：那就聊天，采用你问我答的方式，说自己身边有趣的事。我觉得这是我们了解彼此的一个机遇。人永远不要孤立自己、封闭自己，无论是再贫穷或再困乏，人永远都是有机遇的。
橙：天天陪你说话，我会累死的，呵呵。如果把你一个人扔在荒岛上呢，长时间的那种，想做点什么?
陈：我不是个浪漫主义，肯定不会去选择看星星，听海潮之类的。如果岛上只有我一个人，那就是个没有比较的社会，只剩下我自己，那就去干一些自己认同的事呗。我会学鲁宾逊，先去找一些粮食的种子，然后开始挖地。即使找不到种子，我也会选择挖地。一直挖到挖不动为止。
橙：挖地?有什么好玩的？
陈：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帮母亲挖菜园里的地，我喜欢挖地时的果敢性，这个动作太有幸福感了。你想啊，当你把铁锹的尖端置入地中，用力踩下去，切断地表草根那一瞬，清脆的一响，会觉得所有的束缚都被打破了。然后你把黝黑的土地翻上来，一垄一垄的堆整齐，等挖完一块地，再回头看，会觉得看到了一个新世界，而这个世界，是你创造的。那一瞬间是非常激动人心的。
橙：我倒觉得挖地是一个破坏性和建设性并存的动作。看来你是个挺矛盾的人。要是只让你在孤岛上呆一段时间呢?别挖地了，选本书看看。这是我们问题的原意。
陈：那我就看鲁迅的小说集。
橙：鲁迅的杂文成就似乎更高一些。
陈：是的，但我认为，要想更接近真实的鲁迅，必须读他的小说。你要知道，历史的假设是没有意义的，小说一定是选取当下最典型的事件来写。我认为小说里的鲁迅是最无路可退的鲁迅，而不是那个端着刀枪，写着檄文的斗士。虽然鲁迅的小说没有沈从文的文笔优美，也没有钱钟书幽默，但他总能通过最细小的一件事，关照到最广大的心灵，比如《祥林嫂》，比如《伤逝》，比如《孔乙己》。我觉得鲁迅先生的小说很广博，不类型化。这也是他的伟大之处。读他的小说，我能得到心灵上的抚慰，这样牵挂我的人也会安心一点。照顾好自己，就是照顾好爱你的人，这是个很简单的道理。
橙：如果让你带一张音乐碟片上岛呢?
陈：巴赫的音乐吧，虽然很久没听了。巴赫的音乐里有一种宗教感。能让我在孤岛上寂静下来。我不是个信徒，但我喜欢宗教的情怀。她可以使人心灵得到安慰，于困苦或寂寞中安静下来。
关于城内
橙：知道别人怎么向我介绍你吗?这个人，呆过很多地方，身上有股很复杂的气质。
陈：呵呵，是吗?我的确呆过不少地方，南京、昆明、北京、合肥。这是个很漫长的移民过程。
橙：怎么样，还准备漂下去吗，还是安定下来?
陈：不清楚。不过我觉得合肥是一座和自己很相像的城市。她就像一棵杨树，健康、挺拔、叶面宽大丰润。虽然是很平常的树种，但很亲切。我回来没几天，就把整座城市摸熟了，我觉得这座城市是我的，有归属感。
橙：人是很奇怪，也许你从未在一座城市生活过，但一面之缘后，就会对某座城市有归属感。像我对北京就有这种感觉。可能和整个少年时期。都十分喜爱老舍先生的小说有关。我也知道，现在的北京已经不是先生笔下的北京了。
陈：北京是个很伟大的城市，它是我直到今天的认知里，最巨大的事物。这个巨大不止是地理范围上的，而是它的活力、生命力，都很顽强。在北京，我见到了形形色色的人，懂得了什么叫“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也才明白，做人一定要低调，要平静自我。可以说，我的价值观是到了北京后才真正确定下来的。
橙：当初为什么去北京？
陈：当时离婚了，小说创作上也刚有点成就，就想去北京做个自由撰稿人，给自己寻找更好的社会定位。后来又通过做电视剧的方案策划，打入电视圈。2003年底，我和几个朋友创办《南方人物周刊》，在番禺封闭培训了三个多月，本来期望做一个驻京文化口的负责人，但和他们的意向有些出入。正好安徽这边有个机会，就选择回来了。回来还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年纪越大，越明白“父母在，不远游”这句话。
橙：那也是折腾过不少地方，才明白这个道理的
陈：是。从乡村走出来，去的第一个城市是南京，因为在那里读大学，毕业后留在南京光学仪表厂上了两年班。
陈：是在南京经济学院念经济。最初写作，也是出于比较虚荣的心态。那时刚从农村走进城市，不再是六安一中重点班的一呼百应的班长，而是一个刚走入大城市处处不适应的土包子。心态上的异化、陌生感、失落感，和现实生活的关系紧张，都让人有很强烈的表达欲望。当时正好商业部搞一个征文比赛，我一举拿了二等奖，一下就觉得这条路特别适合我，开始写稿投稿。
橙：那实在是大出风头啊？
陈：就是。大学毕业时，我已经在江苏的报纸上发表过不少文章，当时二十一二岁，想靠写作出名想疯了。本来就不喜欢仪表厂的工作，每天消极抵抗，从在办公室里做报表，下调到车间干活，再下调到厂里的收购站卖废纸。那时没有一个人帮你一把，无论在写作上，还是工作上，你可以想象我非常非常气郁。1995年结婚，我前妻是我大学的小师妹，她毕业后要回云南老家，我也就借调到云南人民出版社，做了5年图书编辑。这个经历让我真正走上了职业道路。
橙：应该说，你生命中最美好的几年都是在那座城市里度过，虽然当时的状态可能不太好。现在回头看，对南京是什么印象的？
陈：我觉得南京，像是一个巨大的、陈旧的，漂浮在长江边的大木盆。我呆在那座城市里，晃晃悠悠，觉得很自在。浪打上来时，有点惊险刺激，风平浪静时，又很安逸。那座城市整个的气质，都是很忧郁并且优美的，像一个落魄的贵公子，骨子里的华丽是褪不掉的。
橙：那对昆明的感觉呢？一下从中部到南部，从平原到高地，当时是种什么状态？
陈：那几年，一下经历了结婚、生子、拥有自己喜欢的工作，人生中的很多高潮一下子蜂拥而至，但背井离乡的愁绪同时也让我疯狂。每当我登上云南巨大的山脉，看山坳里舒朗的乡镇；看布依族的女人头上顶个筐，身后背着两个孩子，手里还拎着两桶水；看那些原住民真的是一直劳作到月亮升起；就会想起我的故乡，童年记忆中那么强势、有保护力的家乡，原来是那样细小、温情、绵软，这时我会陷入乡愁拔不出来。这种忧愁造成我的反叛心理，一方面过分追求名利来安慰自己，一方面又因为乱折腾碌碌无为，最后让思维动荡，行为变形。我觉得我的紊乱给身边的人带来了不安全感，伤害到他们，还错把离婚当成了改变命运的一个契机。最后不得不离开他们。
橙：那现在你怎么看待婚姻？
陈：很多东西，都是远离才学会懂得。婚姻不是坐享其成的，她是一种动态的生活方式，需要用心经营。而且，我现在知道，谁也没有权利单方面放弃当初两个人共同选择的生活方式。虽然我是个离了婚的男人，但我不放弃对婚姻的美好向往，婚姻还是一种很有品质的生活方式。我现在觉得，融入一座城市，成为城市的一分子并不难，但如果在这座城市里没有家，他仍旧是个孤立的人。
橙：已经离开那座城市很久了，昆明现在在你心中是个什么样子？
陈：我在昆明时，这个边陲省会正在迎接世界园艺博览会，到处大修大建。昆明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穿着新崭崭衣服走过来敬茶的新女婿，和我是同性别的，我们之间有联系，但隔了一层，感觉贴不紧、很生疏。
橙：可能你和这座城市真没缘分吧。
关于城外：
橙：我一直有个问题。作家的写作，一般都会涉及到童年记乙或故乡。但我看你写的《爱情三部曲》、《人妖记》、《别动》、《阿P》等等，结构都很先锋，内容也很城市化。我感觉在你笔下，和乡村总是离得很远。
陈：我的作品里，一直都在写无根的人、有乡愁情绪的人，但我不能下笔写我的童年、故乡、少年时的伙伴。当你和故乡隔着千重山万重水时，写到那些，会悲伤到无法自拔。我想我是在用一种远离的方式怀念。
橙：现在不是回来了嘛。能谈谈你的童年吗？
陈：我的童年在一个叫张母桥的小山村度过，那是丰乐河的上游。开门就是一条河。几座山，还有一个叫将军山渡槽的840米长的巨大水利工事槽亘在头顶上。小学时，每年春游，老师就带我们爬上山，到槽顶上游玩。我能看见我的母亲在丰乐河的河岸洗衣服洗菜，便在渡槽上大声喊她，她就抬起头来向我招手。
橙：那个渡槽是你们那儿的标志性建筑吧。
陈：是。我父亲是个水利工程师，那时我们家就住在渡槽下的第六个桥洞，一抬头，就是那么一个庞然大物。你想，每天有那么多的水，从你的头顶呼呼流过，那是种什么感觉?小时候，我特别喜欢站到山坡上看夕阳，暖红色的光，打在银色的渡槽上，“艰苦奋斗，永保百年”，大红色的标语，每个字都有一间屋子这么大，被阳光照得金灿灿。这对我个性产生了很大影响，对力量很尊崇，喜欢巨大的事物，相信这个世界人定胜天，只要努力，什么都能做成!个性中有很莽撞、不顾一切的基因。
橙：你父亲是水利工程师啊，那小时候你家里条件应该还不错，吃商品粮的嘛。
陈：你也知道“商品粮”?那时我父亲拿工资，可是母亲，还有我们家的亲戚，又都是乡下人。我们和农村亲戚相比，似乎是个城里人，和城里人放到一块，又是个农村人。这种矛盾的社会角色很奇怪，它造成了我个性上一方面自负，一方面又很自卑。而且那时虽然父亲拿工资，但根本不够一家五口开销，我上小学三四年级时，就想着帮家里赚钱。那时就暴露了我爱财的本性，哈哈。
橙：那么小。怎么赚钱？
陈：记得有一年快放暑假时，我在镇收购站门口看到收知了壳的告示，大概那东西能入药吧。那个夏天，我一直和哥哥，弟弟在爬树，很细心的褪每一只知了壳。一个暑假我们终于集齐了一包。开学前，我们和母亲拎着那包知了壳去镇上，原本指望能卖一二十元的，后来人家说过了收的季节，只能出三毛钱，问卖不卖?母亲就把包递给了那个人。你能理解那一瞬间的心情吗?很多东西是过时不候的，不管你付出了多少努力。
橙：呵呵，赚钱永远是血泪史，说说花钱吧，也许会高兴点。
陈：我记得第一次花钱，是1983年，我从我们广城小学到高山镇去考初中。当时我母亲给了我3毛9分钱，让我中午在镇上吃饭。我花了2毛钱买饭，5分买咸菜，最后剩1毛4分钱，又带回去还给了父母。
橙：记得还真清楚啊。钱对你的意义大吗?
陈：我记得那时在六安一中上学，除了饭菜票，身上一分钱都没有。有一次，我要送一个金寨的同学回老家。从我们学校到汽车站。要花5分钱坐公交，去的时侯是他付的钱。他走后，我没钱坐车，就一个人从城东的车站走回城西的学校。当时已经到了晚饭时间，我肯定赶不上学校开饭了，十几站路，又饿，真是觉得路途无限远。晚上上完自习，我躺在铁架床上，饿得翻来覆去睡不着，那种长身体时的饥饿感是很煎熬的。我当时心里有点轻微的怨责父母，但很快又平静了。就在那时，我明白，钱对我很重要。
橙：现在你也算是个中产阶级了，对钱的心态应该好点了吧。
陈：说不清。有时拿到改剧本这样的“横财”，我还是会恶狠狠的、迅速把它们花掉。有时真觉得现在自己花钱，有点像报复以前的穷酸相。
橙：哈哈，也许正是这种充满了欲望的“报复”心理，成就了今天的你呢。
陈：也许吧。就我这么多年的人生经验来看，是靠知识走出大山，但知识的启蒙不能单一改变命运，最终改变命运的，还是人的个性。
橙：我突然想知道你第一次进城时的情况。
陈：那是1986年吧，我在六安一中上学，我哥哥在合肥的一所水利学校里，那时我们都是刚刚进城。一天哥哥来信，问我想不想到省城看看，然后给我写了详细的路线。我思考了一下，决定来看一看，就人拿出了我每月15元生活费中的5元，坐到了六安到合肥的大客车上。当时觉得路好奇怪，因为在我的印象中，路都是白色的，像根带子一样绕在山上。我第一次发现路还有黑色的，是直的，有时一抬头，会看不见那一端。后来到了合肥，按着他信里写的，坐1路车到南七，又转26路到底，怎么又回到农村了呢?哈哈。他的学校在现在的经济技术开发区，你想想当时是个什么样子。我在那里就呆了一个晚上，他带我在学校里，还有附近的农田转了一转。为了省几毛钱的车票，第二天一早，我又跟着他们学校的班车，回到了市区，然后坐长途回了六安。在黄昏中进城，又在黎明中出城，这就是我对城市最初的印象。
橙：“进城”也有十几年了吧，说实话，你喜欢城市吗?
陈：看时我在中国社科院或文联里开会，谈一些“全球化时代的语言环境”类似的话题，会在一瞬间产生恍惚，觉得自己怎么就从一个沉默的乡间少年，变成了这样一个夸夸其谈的城市中年男人呢？这个变化真的不是当年可想象的。
橙：哈哈，就这是命运的不可预见性。我相信只要下定决心一直往前走，就一定会有路让你一上走下去。
陈家桥，1972年出生于安徽省六安市，1993年毕业于南京经济学院，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小说作品300万字，代表作品《爱情三部曲》、《别动》等。系当代70后代表作家之一。现从事电视栏目策划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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