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明：在中国这一代诗人中，有一个独特的标志，那就是：出去，回来。从你的角度,在很多中国诗人希望自己的诗歌出去和回来之间，包括世界诗歌格局之间的关系，你是最有发言权与资历的诗人之一，请你从你的角度谈谈。
多多：出去，回来，回来再出去。我首先要说的是，不要把中国诗歌跟西方诗歌变成两个阵营，然后呢，把每个诗人的个性集中在两种不同的范畴之中，其实，尤其对诗歌还是要个性化来看，其实包括西方或者中国，对诗人的接受还是按照个人，并不说什么群体，什么派，结果从历史地说，从来诗人都是个性工作者，尤其像我们这一代到现代这一代。
中国诗歌可以说二十世纪受到西方的世界诗歌的影响非常巨大的。因此，其实出去、回来只是一个物理的一种跨度。真正谈到诗歌上的这种来往，我想在最高的意义上，东西方诗歌其实是相通的、互通的，在最高意义上都是互通的，包括我们道家的，禅艺的，诗歌在西方世界上，我们完全可以用东方的一套去解释它。所以这个界线不一定那么死，再有就是不一定那么理论化地谈这些东西，我个人经历就这样，也不是我选择的，有很多时候命运就是这样的，实际上你不出国也是从南到北，从北到南，所以我觉得这个并不是一个诗人的生活或者他的写作的重要座标，再一点，从诗人来讲，可以说他的生活总是动荡，我也很适应这种生活，这是第一次能够在海南大学安居下来。
梁晓明：从1972年你写出《教诲》，《同居》这样的诗歌来看，似乎你一开始的作品就很成熟？
多多：我想我们一开始写的有一些是相同的东西，有一些是不太一样的，我觉得就像我说的，一个很重要的是以自己的个性的这种写作，应当是从一开始就要有，那么我也觉得诗歌是一种上天的赐予，如果一开始没有，以后通过学习去找到，那个是不太一样的。当然每个人都需要学习，可是我必须要说，从我一开始写作，实际上就是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些教材，可以说我们这一代人都是这样的，每一个，没有一个例外，都受到这样一种训练，首先是阅读，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因为有这文革，所以当时有很多抄家的一些内部读物，主要是黄皮书、白皮书、灰皮书这三种，这些构成很重要教材。它里面主要是现代主义以来的西方的哲学、文学、诗歌都有，所以这个启蒙教材非常重要，也就是说我们上代就在读这样一些东西。确实我们和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的诗人几乎当时知道一些，散乱地读了一点，但真的不多，所以在那样一个空白的情况下，尤其文革的这个，它那个非常有张力，一个是文革的那个环境、时代，很多的存在，生存，包括文革串联、插队，还有白洋淀大自然，还有北京这个古都，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有这样一个极其开阔的视野，从哲学到文学，到戏剧，到诗歌，这样广阔的一种，而且是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大概也就我记忆的70年冬天到1972年我写作以来，70、71两三年时间准备，而且就在这段时间之内，是我们一批人都开始写作，很有意思，几乎是同步的，最早的，例外的是郭路生，也就是食指他就是非常老，我想在70年冬天已经读到他的一些诗，但是当时并没有说要准备写作的意思，我想芒克、岳重，还有北岛、江河大家都很有（了解），70年，71年，72年我可能是最晚的一个，我想这批东西是非常必要的，或是重要的。还有我们当时和今天的阅读不一样，我们当时的阅读是传抄，就是你弄到一本书，明天早晨你要还给我，所以这一整夜就要读书，而且要做笔记，要摘抄，然后就迅速地消化，而且非常集中，我读这一本书，我就把它迅速消化，我们今天是家有万册藏书，然后几乎无暇逐一地精读，细读，这个阅读效果也不一样，还有我们当时就是你的写作和你的阅读有一种非常直接的联系，同时还有小沙龙，小圈子。大家都在谈，而且我们既然什么都不能做，我们就做这样一件事情，和今天又不一样，消费社会，青年诗人有各种各样的注意，我当时就是写诗，一张纸，一只笔。
梁晓明：谈谈你诗歌中的意象和你的生活的关系怎样？
多多： 诗歌还是源于生活。我想，二者也不可断然分开。比方说早年的一些意象，已经沉静和积淀为我诗歌写作的一些主要符号，甚至今天也不光是早期，中期，今天我还是特别一提起麦田，它就有一种，因为麦田只有北方有，不懂为什么，而且我也多次写过北方的这个，北方的那个，这个显然和我们插队白洋淀有极大关系，尽管我在那里只呆了很短的时间，可是我想那种插队生活和我们到农村去旅游，到农村拨麦子完全不一样，也很难说，很难总结自己在17岁时候的一种感情和经历，现在确实30多年前的事了，但是我想它和词语的关系，就是我说了就这么富有张力。一个文革的经历，一个是插队的经验，一个是当时读那批西方的那些东西，非常遥远的，跨世纪的，跨国界的，跨语种的这样一些意象和我们自己本土的现实的，当下的，十六、七岁的这样一种经验，一种生存的经历，就结在一起了。你作为一个诗人，你这种综合，它是非常自然的一件事情，我并不觉得我在寻找什么东西。当时写作比现在速度要快得多，不假思索，就是这种做了，直白的，直观的不一定是有思考性的东西，它都密不可分，因此我现在想起来，那也是另一个多多，另一个人在做的，也不是我可以把它总结清楚的，再有，晓明你也知道，我们都是诗人，诗歌有很多东西不可纪念，它确实有非常神秘的一面，比方说一批人，怎么出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这都不是可以事先可以预料到的，或者说是去组织的，包括人为的组织，实际上也好像有一种冥冥之中的支配力量，那我觉得写作本身也是这样，有趣的，也就在这里，所以这些还是由另外的后人去评述为好。
梁晓明：白洋淀似乎在你们那一代诗人中有着很深的感情，或者叫情结？
多多：这是有趣的一点，如果现在你一定要总结一下的话，我觉得第一，我是一个北京人，是最大城市的中国人，从小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只是偶尔下乡打一天麦，有的时候所谓住了一夜、两夜，那都是很宝贵的经历，而我们插队，实际上我插队的时候，我1969年初，那时候我实际上18岁不到，就是17岁，所以那时候就去了，而且就是说你的户口到了哪里，你就在那里当农民了，呵呵，我们说还有城可回，那时候没有想到有一天还可以回来，绝对没有想到，有去无回就这样子感觉。也不一定绝望，我们当时还没有悲凉的东西。有悲凉的，但是，不是主要成份，因为父母全部都散掉了，那个命运就是交给毛主席了，或者是交给上帝了，那么这是一条。第二条就是这白洋淀的大自然风光，因为我们是在十六、七岁，是非常易感的，和我们现在游历了名山大川以后是不一样的。当然插队前我已经有过串联，去过许多地方，但是那种农民的，大自然，田野，唉呀！而且在那里，经受非常残酷的劳动，那个记忆是非常深刻的。我就记得我一生梦过自己两个哲学问题，第一次是在５岁的时候，忽然一个黄昏我就在想，我是谁？第二点我不想当我，我希望我是另一个人。比如你要去幼儿园，每天都要去，我不愿意去，等等，想要逃避自己。第二个呢，就是我在那里劳动的时候，唉呀，每天干十几个小时，你想我们是城里的，虽然长得还可以，还能举重，练这个练那个但没有用，真正的劳动起来就知道了，那么我就站在那里，迎着那个夕阳下去，在那样美好的画面下，我又在想，我提出一个问题，我说什么叫做幸福？我能够像现在这样站着，什么都不做，这就是幸福。这里面没有很深的体验，是不可能的。这个问题是自动来了，也自动解答了。因此，诗歌呢，其实我在白洋淀的时候，一句诗也没有写，是回到北京以后开始写的，那么诗歌呢？对于我，我也觉得最重要的是从记忆中来，不是说即景生情，立即开始把它落到纸上，我想这就是两点。第三点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和芒克，岳重，我们就这么巧，都是同班同学，想到影响，有一个集体，这个也非常重要，那里的白洋淀插队的学生有一批，大概有几百人，不少都是非常有头脑，有才能，有各种各样的形形色色的人和分配到什么山西、陕西插队的，国家分配的，属于学校走的，就很不一样，因为我们是自由选择去的，没有迎接成批插队的学生。一般都到穷乡僻壤或者北大荒兵团，所以这个也有相对的自由，还有离北京三百里地，搭个火车就回来了，因此，这个也很不一样，有相对的自由度，再有一批人，而且都年轻，见面经常彻夜长聊，所以为什么说白洋淀是一个，现在他们总结叫什么文化群落，我觉得这说法固然有点过于，有点过分，但是实际上当时确实是，当时我记得，一些人都很自命不凡，我们白洋淀是藏龙卧虎啊，就是这样的话，因为你看，并不包括，当时写诗的这些人不算，我们那里有一些唱歌的，我也曾经跟他们一起到县宣传队演出，这个有关人考上总政文工团，像我们的岳重考上中央乐团，那在当时最出名的是这些人，都成大歌星了，也不是歌星，反正是进入最高等次的，那（可不是）闹着玩。我们还在那（泥塘里），还有白洋淀它是鱼米之乡，它的耕作，还有劳作都很丰富，比如像芦苇，织芦苇、打渔，还有种庄稼地，看到农民的真实生活，和他们一起，你就是其中一员，这点是没有办法取代的，因此，这么多种因素，然后在那么年轻的年龄，综合的进行一种播种，长出来是什么？我们就不知道了，当时也没有想，实际上我回到北京，这样才，我所有的写作都是从北京开始的，我想岳重也是，只有芒克，芒克他在那里呆了十年，所以他的时间拉得比较长，而白洋淀派，我们也从来没有这样叫过。
梁晓明：最初写作是怎么样的？
多多：72年，我们在北京的时候，因为我后来，对了，我为什么回北京呢？我从70年就回北京了，因为我累成一个肝炎，得了肝炎，就没办法再干活了，那么我就在北京，在北京呢，那时候是个无业游民，８年靠父母养着，就在那时候开始写作，那个时候，芒克就开始跟我一起见面，互相阅读每天的作品，然后什么的，当然要较劲，年轻人嘛，那种历史学家激励的，因为我们都把诗歌当成一个非常严肃的事，特别重要的事，当然我们没有想象，也没有梦想，说多少年以后，我们就……没有这样想过，都是，芒克比我大１０个月，只不过就是觉得这件事特别重要，特别好。
梁晓明：能不能谈谈《致太阳》这首诗？几时写的？
多多：应当是73年，这首诗我想这样说，这个要牵扯到我为什么，和怎样还有什么时候开始诗歌写作的，我记得那时很清楚，1972年夏天，具体日子我都记得6月19号，我送一个朋友回白洋淀，晚上夜里回来，在路上骑自行车，街道了，你知道那时候北京是没什么人的，都下乡了，都走了，几乎像空城一样，我在街上，忽然看到那些窗户，夜间的窗户，忽然它就来了，一个句子就来了，自动的来了，我就接受它，就是说窗户像眼睛一样睁开了，这个好像很有意思，回家就写下来，就开始了，但是我真正的诗歌写作，可以说是受到了波德莱尔的影响，就是读到了1962年陈敬容先生翻译的波德莱尔九首诗，发表在《世界文学》上，那么这九首诗给我的感受就像打了一响枪一样，我这样才写的，实际上在此之前芒克、岳重都写，我只不过在批评他们，我并没有开始写作，波德莱尔诗歌可以这样写，这种也叫诗歌，这时我认定了，因此想《致太阳》实际上可以说包括从分行，从形式都是比较类似波德莱尔的，也就说不全是现代的，完全自由体式，他还有一定的这个什么，而且我记得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波德莱尔有首诗，就叫做《诗人》，他的末句，最后一段就是说：没有声响，也没有仆从。是这样的：“太阳像诗人一样，降临城中，没有仆从，也没有声响，走遍了所有的病院和王宫”。唉呀，这个诗非常地震撼我，所以我想《致太阳》很可能是这样来的，我正在想起来，当时不清楚的，当时基本就这样写了，等写完了以后再说，多少年以后再去阅读的时候，仍然不知道是怎么写出来的，我早期的诗歌基本是这种情况，所以说“诗乃神授”，我是非常信服这句的。
梁晓明：回国这一年半你也肯定看到了很多（中国诗歌）现象，能不能从你个人的角度谈一下，因为无论是窄面的，还是阔面的，最后都要落实到个人，自己的身上。对此情况能不能谈一谈。
多多：我是觉得就是这句话，诗歌要抓住特殊的，诗歌要从最个性的角度，也就是说一个个人诗人写作的角度去开始，并不意味着说，我就是封闭在我个人的生活，和我个人的，并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这种大众消费，娱乐文化的时代，诗歌的写作确实成为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无论国内、国外，有一种很共同的东西，包括在西方，可以这么说，现在有这样一个说法：诗歌是老年人的世界，你看现在已经变成这样了，这个东西颠倒了，一贯的说法是，诗歌是青年人的世界，为什么这样颠倒呢？因为现在在众多的一些大师相继去世以后，那么西方也面临这样的问题，就是讲，去真正的细读，去谈诗歌的价值，那么真正能够说现在可以代表一件什么，或者说是真正做对诗歌有什么样的比较新的贡献，那么恐怕要在60岁以后去寻找，也就是说现在这个时代，对于诗人的要求是他写作生命要非常漫长，像流星一般的，19世纪那样的，20世纪初的兰波式的这样一个人物，几乎是不大可能存在，为什么呢？因为就像萨特说的：我们的文化，诗歌作为知识的诗歌这样的文化之根基本在一百多年的现代主义以后，它已经极其雄厚了，首先现在我教学，对学生也是谈这一套，当然我绝不排除，因为我已经比较老了，所以爱说一些没有勇气的话了，但是我说的话还是很真实的，就是从我的眼睛，我的视野去观察，我不得不说，就是诗歌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他需要倾尽毕生的精力，能否取得什么，坦率地说并不知道，而我们现在呢，这种诱惑性的东西太多，比方第一个注意力就不一定，我刚才讲过，没有从前集中。第二，我们的这个生活的价值观念的转变过于迅速，过于频繁，而不管怎么转，这个形而下的东西越来越多，形而上的东西越来越少，所以在这样的时代，坦率地讲，是对诗人真正的考验，如果像比方说像那种严酷的政治气候，还有重大灾难的时代，往往来讲，这个一般地来讲，中国有话，叫：国家不幸诗人幸。这都是古话，因为唯有痛苦、灾难这种时候，诗人就会和大众有一种非常直接地联系，而（相反），你到了歌舞升平，人人都在那个怎么说呢，进行，当然我并不排除文化也同样在发展，可是在这样的时代，就是说，诗歌，你看在中国的情况，90年代和80年代就断了一样，也就是它在边缘化，那么在这种时候呢，诗歌的处境，还有诗歌的营养，诗歌的来源，它怎么供给你诗歌，这些东西并不是可以由诗人自行选择的，那么这样一个整体，大气候的这种根本转变，我以为，唯有叫做：需要时间的帮助，有的时候就是说他就在这个时候，什么都，你说我们种庄稼都不能够保证颗粒全收的，没有这样的保证，那么诗歌更是如此，所以我以为诗人更重要，也就是要保存人的灵魂、精神、信仰，还有我们非常主要的，就是我们中国东方传统思想，传统精神的这种，内里的这种接受，当然现在就是说西方的利器是不用说了，但是直走西方那样的路子，我以为这个现在是搞乱了，恐怕这也是一大来源，因为我们的翻译作品实际上是非常的不够，可是尽管如此，尤其让青年人他无所适从，包括模仿、学习，那么中间的界线很难说，一步之差就是模仿，一步之差就是汲取，一步之差就是剽窃，一步之差就是怎么样，所以这个尺度的把握就是按每个人的情况而定，一定要有非常强大的内在力量，这种东西我们也不好说，为什么有的时代就会出一些，有的时代就不会出一些，但总的来讲我觉得中国的情况是充满变数的，方方面面的，所以既没有理由沮丧，更没理由急于进行评价，然后画地为牢，这些都是非常不健康的，非常影响我们的进步的、发展的一种。可以怎么说呢？传统势力啊，或者是怎么说呢？反正我觉得西方人写诗是比较严厉、严肃的，没有人会轻易放弃的，但是他们的问题也是相当不少，这就变成另外一个大问题，以后有机会我们再专门说那种。
唉，谈到诗歌，说上八十年在这屋子里，弹尽粮绝也说不完，晓明对吧？但是你要说个十分钟也完全可以。总之，诗歌对我们是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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