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叶兆言像
在中国的当代作家群里,叶兆言也许是最没故事的一个人。他不抽烟,不喝酒,更没有哪怕是跟花边沾一点边的绯闻。除却“先锋作家”的头衔,他的生活平淡而规律,无非是写作、看书,偶尔游泳。说得不好听一点,生活中的叶兆言就是一个没什么趣味的人。据说,这跟叶兆言出身“书香门第”有关 ,从他的爷爷叶圣陶开始,叶家就形成了对人对事一向低调的家风,生怕坏了自己的清名。
但是,看上去“无趣”的叶兆言,有时候却又会表现出一种独特的幽默感。譬如,他会舍弃连自己的祖父叶圣陶都很欣赏的本名“叶兆言”不用,而要用笔名来发表文章,用得最多的一个是“刘克”。据叶兆言自己说,他本来是想用德国货币单位马克的,后来又觉得,自己不嫌俗气,但用稿单位恐怕受不了,就把马改成牛,再借用一个刘字。他还用过一个很女人的笔名叫“萧菲”,其实是小费的意思。
在取名字这件事情上,叶兆言的幽默感跟叶圣陶多少有些一脉相承的意思,叶圣陶给叶兆言的伯父取名叫“至善”,姑姑叫“至美”,叶兆言的父亲最小,本来应该叫“至真”,可是叶圣陶偏偏给取了个“至诚”。叶兆言说,叶圣陶后来跟叶至诚说起过这件事情,他觉得“至真”是什么人顺理成章都能想到的,所以就故意闹别扭,偏偏改成“至诚”,让大家的想法都落空。
瞪起眼问“你到底爱谁?”
笔名虽然常常取得很随意,但对于写作的态度,叶兆言却认真得近乎苛刻。一般读者,甚至批评界,许多人不知道,叶兆言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拟作海明威等人的作品,并非为了发表,纯粹只是为了磨砺技巧、训练语言,这足以证明他对小说写作怀有的严肃信念。
著名评论家王干对叶兆言的评价是,“叶兆言总是把自己‘伪装’成苦行僧,一个智商不高但热爱劳动的人,好像每天不写字就吃不下饭、对不起人民一样,简直是一头‘老黄牛’!”这一说法后来几乎成了整个文学界对叶兆言的“共识”。
一些爱挑剔的人,常常轻易指出某个具体作家“像”哪个外国作家,却从来没有人这样说过叶兆言。在叶兆言的作品里,早期有海明威后来有拉美小说作家的影响,但却很难说他在模仿谁。这到底是一种聪慧和才能的表现,还是熟能生巧、食而能化呢?有人这样问过他,他只是憨厚地笑笑,并没有回答。
有一种说法认为,“执著”成就了叶兆言,就如同“朦胧”成就了苏童一样。有意思的是,这两个人的眼睛都不太“好使”:叶兆言患有弱视,因此想看清东西总是要瞪起眼;苏童眼睛近视,不得不眯起眼来。
有一次,王干带领一群人去洗桑拿,桑拿房里雾气弥漫,苏童眯着眼睛看不清眼前的作家黄毓璜,问:“这是谁啊?”再离近点,都快和黄毓璜脸贴脸了,才说:“哦,老黄啊!”而在另一次的某研讨会上,黄毓璜发言时说了句:“我爱江苏作家!”坐在对面的叶兆言立即瞪起眼来问:“你到底爱谁?”据说,这一眯一瞪似乎正好暗合了苏童的“朦胧”和叶兆言的“执著”。
这样的说法当然带有玩笑色彩。叶兆言有多么执著,从他喜欢用“斗争”和“拼命”这样的词来形容写作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得出来。他把写作比作运动员打比赛,“要千方百计地打好,胜负无法掌控,但一定要做到竭尽全力,这就使得每一次写作都像是一场殊死搏斗。”
他说,对于一个写作的人来说,最重要的是,你要热爱写作,为了写作,什么样的委屈你都得能承受,包括退稿。叶兆言坦言自己也曾有过被退稿的经历,早年他在接连发表了几篇小说后,曾经有连续5年,一篇小说也发不了,他曾为此深深地苦恼和抱怨过,但后来他明白了一个道理,退稿其实能够变成一种很好的鼓励,如果用爱情来形容的话就是,“太容易得手反而没意思”。
在叶兆言看来,写作虽然是一件苦差事,类似于作坊式的劳动,“如果写作轻松到和旅游、散步一样,那就是作家的灾难”,但同时他又强调,写作也是人世间很美丽的一件事情。哪怕创作了四五个小时只写了一点点内容,他也不会觉得这是在浪费时间。“思考的过程才是写作的乐趣所在,写作应该是一件很开心的事。”这句话也许就是叶兆言对于甘做一头执著的“老黄牛”的最好注解。
“80后”作家“一将成名万骨枯”
叶兆言特别喜欢福柯的一句话,“真正的作家是阻拦不住的。”其实这句话还有另外一层意思,那就是,如果不是作家,怎么培养也培养不出来。
叶圣陶不希望自己的子女做作家,叶兆言的父亲也不希望叶兆言走写作的道路,今年刚好是知天命年纪的叶兆言,有一个“80后”的女儿,偏偏是一直在写作。对于是否希望自己的女儿成为叶家第四代作家,叶兆言回答说,“作家是‘希望’不出来的。我这个当父亲的其实很庸俗,只希望她能幸福,能找到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能找到一个很好的爱人,当然我也希望找一个好女婿。”
由于自己的女儿是“80后”,再加上每年都担任新概念作文竞赛的评委,叶兆言自称是看着“80后”这拨孩子长大的。
他说,江山代有才人出,所以他坚信“80后”一定会出现非常优秀的作家,但他们将是“一将成名万骨枯”,因为“80前”作家成名的机会相对来说是均等的,而“80后”表面上看起来闹得沸沸扬扬、欣欣向荣,实际上在现在这种商业环境中,想要真正出名出头却只会更加艰难。
记者手记
“师兄”·“土人”·“先锋”作家
第一次见到叶兆言,是整整10年前的事情。
那时候我刚刚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意气风发,成天都想着折腾点什么动静出来,跟宿舍里的几个毛头小子一拍脑袋,就合计着要创办一份文学杂志。一份新杂志当然要炒作、要有“卖点”,于是又一拍脑袋,就决定要找一个知名作家写个创刊词什么的。找谁呢?叶兆言。为什么呢?叶圣陶的孙子、名门之后,又是先锋作家,够大牌,恰好还是若干年前从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的,能扯上点“师兄”的关系。
于是冒冒失失地就登门造访了,刚开口的时候还有些战战兢兢的,没想到叶兆言一口答应说“好”。后来,凭借叶兆言亲笔题写的创刊词这块“金字招牌”,我们的创刊号果然大卖。
不过,那天的叶兆言却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好印象,一身旧式的咔叽布衣服,坐在光线昏暗的角落里的一张旧沙发上,说话也含含糊糊的,连眼神都似乎有些木讷。给我们写完创刊词后,他说,我肚子饿了,今天老婆不在家,我要去买盒饭吃了,你一块吃吗?我愣了一下,说,不了吧。他就耸耸肩,骑上一辆破自行车一溜烟走了。他骑着自行车的背影让我一时竟有些疑惑:这样一个“土人”,真的就是那个传说中的先锋作家?
后来,我又在不同的场合多次碰到过叶兆言,见得越多就越觉得他实在不像是一个“先锋”作家。但是在反复阅读他的小说和跟他有了更多的交流后,我渐渐明白了一些东西,所谓“先锋”,其实很大程度上只是炒作,只是一个概念,而叶兆言后来之所以能够在汉语小说叙事传统和现代小说技术革命的双重意义上都得到了评论界的肯定,也许跟他平和稳健的本色恰恰是分不开的。
对话叶兆言
叶圣陶带来的更多是好的影响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有一个有名的祖父叶圣陶,这几乎是您一直都要面对的话题,会有压力吗?
叶兆言(以下简称“叶”):这确实是我经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应该说是有一定的压力,但更多的应该还是好的影响。在我的记忆中,祖父到80岁时还每天都在写字桌前坐8个小时,在那里写信、看书。他只给我留下这么一个“一直在工作”的记忆,因此我能保持经常坐在那里的能力。
记:您前不久出版的长篇小说《后羿》,有一种说法认为,叙述故事的感觉不如您之前的一些长篇,您怎么看待?
叶:《后羿》跟之前的小说相比,在叙述上确实有一些变化,有不同的评价也很正常,也有人跟我说,《后羿》比我以前的一些小说更好读。对我来说,能让读者感觉到不同就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成功了。作家就是要不断尝试变化,如果一成不变,那就好比是把嚼过后吐出来的口香糖重新放回嘴里再嚼一遍。
记:您今年已经是知天命之年了,对自己的目前写作状况怎么看?
叶:感觉有点江郎才尽了。尽管我一直在保持自己的创作状态,不过走下坡路很正常。其实,作家从一开始写作就在不断跟走下坡路作斗争,就千方百计地想把文章写好,但是你没有办法保证结果。其实,每一次写作都是一个全力以赴的过程,经过了这样的一次拼搏之后,你就很难知道下一次还能不能再写出更好的东西来,所以就必然会有恐惧感。我从一开始写作就很紧张,就恐惧有一天会江郎才尽。如果说写作是一种能力,那么这种能力总有一天会衰退或者减弱的,正因为我对写作的痴迷,才会有对江郎才尽的恐惧。这些年,对江郎才尽的恐惧像狗一样追着我。
记:您的作品被不少文学批评家认为“无法归类”,您怎么看待这种“无法归类”的现象?
叶:每一位作家都不希望自己的作品被分类,都希望开创一个独一无二的世界,创作永远是单数。一个真正的作家是不喜欢带着一群人去吓唬人的,写作毕竟不是“打群架”。作家应该千方百计地去追求独特,打个比方说,有点像拎着自己的头发想跳出地球一样,关键是看你有没有这个追求。
记:您是一个很爱读书的人,如果让您给现在的青年开一个必读书单的话,你会推荐哪些?
叶: 读书是没有标准的,无书不可读。我最反感的就是一些名人啊什么的为后世开下长长的一串书单,强调什么必读,什么不读。这种读书过于强调效果,根本就没了读书的乐趣。反正我是什么书都读的,小说啦,笔记啦,游记啦,甚至菜谱也可以。阅读是一种发现而不是受教育。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读书就像喝酒,如果要强调效果,那还不如直接去喝最纯最烈的酒精好了。
叶兆言简介
1957年出生,南京人。1974年高中毕业,进工厂当过4年钳工。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1986年获得硕士学位。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文学创作,创作总字数约400万字。主要作品有七卷本《叶兆言文集》、《叶兆言作品自选集》以及各种选本。另有长篇小说《1937年的爱情》、《花影》、《花煞》、《别人的爱情》、《没有玻璃的花房》、《我们的心多么顽固》,散文集《流浪之夜》、《旧影秦淮》、《叶兆言散文》、《杂花生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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