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年代的秋千》是作家徐江的最新文化随笔。
该书描述的是1980至1990年之间的中国内地文化的变迁。对1980年代文化时段里那些有代表性的切片，或善或恶，或喜或悲，都在“当代文化的演进”这一大前提下，给出的个人评价。人们习惯上，把处于中国改革开放初始阶段的整个1980年代，称为“当代中国文化的‘启蒙年代’”。本书所记述的，就是那个年代的人与事。徐江认为，我们只有过一个对文化理解的质朴与饥渴同样惊人的1980年代，有关它们的那些美好的回忆和咀嚼，不少是后来被中年人(也正是那一时代的青年)放大的。
“文化史记”探讨的是历史时段国家文化的生长
信息时报：任何一部文化史记，毫无疑问都会体现出写家看取或选择历史个案的眼光，并直接映现出写家的历史观、世界观。你的新著文化史记《启蒙年代的秋千》，描述的是1980～1990年之间的中国内地文化，而贯穿期间的就是一个个文化元素。不可否认，这些文化元素只是1980年代文化时段里那些有代表性的切片。请问，你是以什么样的尺度来取舍这些元素的？
徐江：哈哈。严格地说，在我这本书之前，我没有在中文领域看到任何一部由本土作者完成的文化史记。汉语中历来也没有“文化史记”这个说法，它是我在对《启蒙年代的秋千》以及之后的两部书进行整体构思时创造出来的。“文化史记”的说法，译介过来的著作中也没见过。比如我在本书中提到的——著名的《伊甸园之门》、名气相对稍逊的《美的历险》——人们过去习惯于管这类书叫“文化史”。
“文化史记”与这些以往的文化史，在写法上的差异首先在于，它致力的重点在于品评，而不是讲述。这种品评特质，在很大程度上接近于司马迁在《史记》里的“太史公说”。所不同的是，这种“说”的成分在《启蒙年代的秋千》里被放大了，许多时候，它们还会与对历史的呈现融合在一起。而所有对事件以及相关人物来龙去脉式的交待与呈现，都不过是这种品评的平台而已。至于相关话题或元素的取舍，则兼顾了它们在当时历史时段的影响力，以及是否对后来的社会、文化诸方面发展形成过影响(滋养、开启或干扰都算)。
信息时报：《启蒙年代的秋千》分为“风景与风俗”、“文学与作家”、“影像与偶像”、“思考者与学人”、“读本与读物”等五大块历史景观。想比较而言，“文学与作家”、“影像与偶像”、“思考者与学人”这三方面比较具有公众性和潮流性，选择个案上应该大多会贴近读者的感觉。不过，“风景与风俗”太具有地域性了，我发现你选的很多都是北京与天津这两个地方的景观，你觉得这会不会导致对文化阅读的一些偏颇？
徐江：既然是“文化史记”，我肯定要考虑到元素的代表性。启蒙年代内地的文化与生活状态，不是均衡型的。特权在那个阶段像真理一样拥有其合理性。北京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就是首善之区，也是那个年代内地文化与生活的标高所在。你想看字幕版无删节的电影吗，你想体验在自选商场购物吗，或者给你的尼康相机配一个什么镜头，这些在北京是轻而易举的事。而天津虽然是直辖市，其不温不火、在对历史性的巨变中浅尝辄止地体验一下，继而怡然自得的气质，在中国大多数城市中都是具有水平线意义的代表性。其它的一些著名城市，比如广州与上海，当然也有自己的特色，但在当时，它们的高度介于标高和水平线之间，不太适合用作解析。
况且既然是“个人视角”，我肯定要选择绝大部分读者们熟悉，自己也更熟悉的那部分史料性话题，这不用说。《启蒙年代的秋千》呈现、探讨的是固定历史时段中一个国家文化的生长，不是城市文化或城乡文化巡礼，我对书中元素的选择，恰恰是兼顾了宏观的整体与微观的个体间的平衡。
信息时报：很好玩的一个场景，是你在“风景与风俗”里对广州景观的述说，你单单写了《广州站的蚊子》，你这种选择有趣却也出人意料。广州有那么多值得关注的风土人情，可你为什么却独独对蚊子们“情有独衷”呢？
徐江：对于生活在1980年代的中后期，全国绝大多数(除了广州、深圳居民)的人来说，广州既是欣欣向荣的、改革开放的窗口，也是一个新奇的、神秘的，充满着若干令外来者不适的城市。当时广州的外来人口中有相当多是来自北方的，南国的蚊子不同于北方，这种身体的异样感觉背后，其实蕴含了我对包括自己在内的众多外来者的一点关注。
研究历史现场不应忽视种子和潜流
信息时报：与太具有地域性的“风景与风俗”相比，“读本与读物”的选择应该就更具有私性视野了。你认为内地人在启蒙年代的阅读是由哪几部分构成的？另外，在“读本与读物”文化景观的述说当中，我发现你对译著比较偏重？为什么？
徐江：我认为“更具有私性视野”是今天人们产生的错觉。启蒙年代具有全民影响力的读物，总体上分为两类：一类是行业性的、专业性的，从入门式的《许纯舫初等几何四种》、《庞麟速记》到高级别的理论书大约都有一些，但总的还是入门书读者多一些，不过即便这一部分读物，在社会上也构不成辐射性的话题，更谈不上影响文化走向。能构成广泛影响力的，基本上还都是人文性著作。其实，任何国家、任何民族的启蒙世代，其本质上都是人文性的，非人文的精英及其著述当然也有，但他(它)们毕竟只是支流，代表意义不强。
启蒙年代内地的文化建设有两个指向：一是继续恢复过去几十年毁坏了的东西，这方面，本土的作者和作品功不可抹；另一个则是打开新时代的窗子，把国人这几十年欠缺的见识弥补过来，这方面，译著的功劳是居首位的。这些译著甚至也帮助了不少致力恢复过去被毁坏文化的人士，完成了知识更新和自我文化涅磐。这些年我们听到不少此起彼伏怀念“八十年代”“文化盛世”的声音，有不少其实指的就是这些思想与著述的引进。举个例子：我大学时候，有的老师已经在课堂上给大家讲授解构、弗莱、拉康、伽达默尔了，莫迪亚诺和博里斯·维昂已经是我私下偷偷追捧的小说家……而这些人和他们的著作，在更广泛层面上被国人认知，大约还要等到下一个十年。所以我也并没有在本书中以“私性视野”对他们加以强调，但他们的存在，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启蒙年代译界的活跃，以及读者接受新东西的狂热。
信息时报：前段时间我做赫尔曼·黑塞系列作品专题时，你曾和我聊过这个作家。我记得当时你对我说，在你所喜欢的外国作家当中，赫尔曼·黑塞是排在最前面的。在《启蒙年代的秋千》一书中，我以为你会对黑塞大书特书一番，结果你却是把黑塞与加缪、迪伦马特并列一起评说的。为什么会采取这样一个“三合一”的述说角度？
徐江：写一部个人视角的文化史记，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在持这个“个人视角”时，要对性情进行最大限度的克制。写史跟写回忆录是不一样的。没有对黑塞大书特书，恐怕正好可以用来证明这本书的写作并没有流于“私性视野”。写黑塞不是因为我喜欢他的作品，而是他——当然也包括了书中提到的加缪、迪伦马特在代表了当时舶来文化中那部分“热门中的冷门”。而正像我书中写的：“一个作家、一本书，是否造福于读者、时代和社会，有时不能仅仅看其传播的范围，而要看其主张和内容，是否对所涉及时代人们的认识构成了某种不可忽视的启迪与丰富，甚至是矫正！”一个好的史学家和思想者，在研究历史嘈杂的现场原声时，也不应该忽视种子和潜流。
记忆总会“放大”过去的许多事情
信息时报：看到《启蒙年代的秋千》封底有那么一段话：“在当代历史上，真的曾有过一个文化生活极其辉煌的1980年代吗？我认为没有。我们只有过一个对文化理解的质朴与饥渴同样惊人的1980年代。有关它们的那些美好的回忆和咀嚼，不少是后来被中年人(也正是那一时代的青年)放大的。”我想文化在回味与咀嚼中被“放大”，不仅是1980年代的特色，它应该适应于很多的年代吧？而这是否已经成为了一种阅读过往文化的历史观念？
徐江：记忆总是会“放大”过去的许多事情。你这点提的非常好。它当然也可以用来品评任何时代人们对往昔的神化。但启蒙年代确乎又是不同的。它是在一个国家百废待兴的时候，横空出世的。有查漏补缺、继往开来，也有直接跟自己不理解的洪水猛兽式的新思潮做短兵相接式的接触。所以这本书可以用八个字来作概括：还原历史，破除迷信。
信息时报：《启蒙年代的秋千》一书中关注诗歌的元素与章节非常多，这应该和你自身是个诗人有关。另外，文中对海子这个诗人你持的是一种否定态度，不是因为他的生活观念，而是认为“我在海子生前所读到的他的诗都很差”。这个看法有些让人惊奇，担不担心会引起争议？
徐江：应该说有一定关系，但关系又没有那么大。那个年代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举国公认的“文学的盛世”(且不管这种盛世的形成是否正常)。而这“盛世”在很多时候，又是以“诗歌的年代”这一面目出现在大众的狂热中的。
至于我对海子诗歌的看法，在诗歌界早就是“公开的秘密”。在此我可以再次重申我的看法：海子是一个很有才华的诗人。但他诗中的那种狂热、不健康。喜欢他的读者，要认真检讨自己头脑中人类农业文化传统所刻下的印记。海子的死也是后来被崇拜者妖魔化了的。这个人如果没有失恋，没有去练功，有固定女友或性伴侣，什么悲剧都不会发生。凡诗人自杀，一百个里至少有九十个会掺有感情原因，没那么神秘的。
“盛名”往往是由各种误读拼成的
信息时报：《启蒙年代的秋千》对文化既存疑也去疑。比如说，我们反复翻译出版的《第二性》竟是一本原作者波伏娃很不满的伪书，等等。而在《改革小说》这一小文中，你说到了一个存疑的话题：“我很怀疑张炜的《古船》能否像目前一些高校教材那样被归入到‘改革小说’的行列。”这个存疑挺有意思的，请问这存疑你是基于什么原因提出的？
徐江：研究文学的人，非常可怕的一件事，就是单纯依据社会学乃至时政的理念去裁定研究对象；更可怕的还有出于在学院这个体制中生存的需要，动用小聪明“发明”一些概念，然后急不可待地在研究领域里搞“圈地运动”；比这两者还可怕的，则是平庸者混迹圈内时的人云亦云。“改革文学”说法的流行，兼有着上述三种情形。而《古船》虽然只是新时期涌现的头一批长篇力作，不是什么世界名著，但其野心和作家的发力点，还是比“改革文学”这个概念要来得更高级些，在当时也更具美学上的野心。这其实是一部在现代小说理念驱动下诞生出来的史诗小说。非要把它框在一个根本不挨边儿的时政性术语框子里，实在有违治学的严谨。其实研究任何作品，无论贴多舒服的标签，都是很笨的做法。但很奇怪，学院里偏偏就养了太多这么干的“学者”。
信息时报：对于米兰·昆德拉，中国读者实在太熟悉了。你的《启蒙年代的秋千》也谈到了米兰·昆德拉。作为一个阅读了米兰·昆德拉最早译著版本的读者，请谈谈，你怎样看待米兰·昆德拉这个文化元素在中国阅读界的变迁？
徐江：一个作家，最期望的事莫过于他的名字和作品四海皆知。但等到真正四海皆知了，他才会发现，这个世界上的“盛名”，往往是由各式各样的误读拼成的。昆德拉从一个颇具特色的作家，到成为中国知识阶层视野中的某类符号，这种变迁再次证明了写作其实是一个很绝望的行业。好的写作者不过是一个傻傻的、爱嚼涩橄榄的人。不过，俺倒是很愿意自己也成为这样一个“革命的傻子”。
■作家档案
徐江，诗人、作家、文化批评家。本站专辑作者。
生于1967年，198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现居天津，专事写作。
1987年开始写作，1991年创办著名同仁诗刊《葵》。2001年起，应邀陆续成为诗歌网站“个”、“唐”、“诗江湖”等论坛驻站诗人。在“诗生活”辟有“我从不正眼看人”；在“个”先后辟有“徐江在津”、“杂事与花火”；在“诗旅程”辟有“2050年的徐江”等诗歌专栏。是自上世纪末出现的一个新兴批评种类——“文艺酷评”的主要代表。主笔的《十作家批判书》曾创当年度文学批评类图书畅销的佳绩。曾获得“诗参考”十年经典诗歌奖、“天问”诗歌奖。
著有：随笔集《爱钱的请举手》(人民文学出版社)、批评集《十作家批判书》、《十诗人批判书》、诗集《杂事与花火》、《我斜视》、《哀歌·金别针》、《爱钱的请举手》等多种。有作品被译为英、西、韩等文字。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