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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东:天才是历史的运气

2012-09-29 23:47 来源:新世纪周刊 作者:王巧玲 阅读
 他也许有为60后人书写个人史的意图和野心,但什么样的文学才能与这代人相匹配却很难概括。有天才出现,才是一段历史的运气,因为它将被记录和书写

  “英俊,威武,超越以往。”韩东不止一次地跟人解释他新书书名中那个生僻的成语——英特迈往。《小城好汉之英特迈往》,这是他最新出版的小说的名字,的确有点怪,如今,这个成语已鲜有人用。“这本小说开始取名叫‘小城好汉’,但我一直觉得不够劲。后来碰上了‘英特迈往’,就再无怀疑了。”

  总是以光头形象示人的作家韩东,在公众面前,有点不善言谈。他的朋友朱文打趣说:“像他这样的人,稀有动物,能多看几眼是几眼。”

  上世纪80年代,以诗歌蜚声文坛的韩东,如今的主要精力已经放到长篇小说的创作上。他觉得写长篇就像是过日子,一天天过下去,而这恰好与他如今的心理状态相契合。“诗歌不是工作,依靠灵感,但长篇小说可以成为日常工作,每天都写。”每天都工作的韩东,自称是“一个勤劳的人”。这些年,他每两三年推出一部长篇。“时间过得快,一是心理感受,人到中年就会有这样的感觉的。二是社会生活的日新月异,变化太快,那是一种极其惊人的速度。”

  上世纪80年代,著名摄影家刘香成曾拍摄过一张经典的黑白照片:三位头戴军帽、身穿相同衣服的小青年,戴着时髦的墨镜,注视镜头,却面无表情。韩东第一眼看到它,就敲定由它做《小城好汉之英特迈往》的封面图片。“它和70年代末80年代初小城的气氛很相符,浑然天成。但关键还是这张照片拍得特别好。”

  小说在南京附近的一个小县城展开。“文革”时,8岁男孩张早随父母下放到农村,结交了一帮性格迥异的朋友,朱红军、丁小海、汪伟等。此后随着长大成人,几个人物的不同命运各自在时代的背景下展开。

  惊心动魄着等待书写

  1961年,韩东出生于南京。“文化大革命”时,8岁的他随父母下放到苏北农村。这恰巧与小说的叙述者张早的经历相似。

  两年前,45岁的韩东回过头来书写那段“与青春有关的日子”。时间与空间的距离感,以及写作上的成熟,让他认为书写那段成长史的最佳时机已到。“不是怀旧。有些东西给你的印象很深,非写不可,了却往事。生活毫无意义,写下来有点意思,大约这是唯一的意义。否则就白活了,不是指我,是指很多人的生活,如此惊心动魄,就是为了等待书写的。”

  下放到农村的韩东,开始了新的生活,并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光。他在生产队、公社和县城都生活过。在他眼里,乡村生活有很多细节,但不应该仅仅是文学里反映的那些。“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是外来者,小时候,我努力想变得和当地孩子一样,融入其中,不能融入就很难过。他们嘲笑我们,主要是嘲笑和他们不同的方面。因为他们人多,标准在他们那边。就比如所有的人都赤脚,你穿鞋,穿鞋就是可笑的。与众不同在任何环境里都是要遭到歧视的。”为了融入当地的生活圈和朋友圈,韩东身上的部分东西被“改造”了。

  在小说的开始,韩东细致地叙述了男孩子们玩吐痰、捣屁、撒尿等“不雅”、“粗鄙”、“无聊”的游戏,让人感觉有点怪诞。但韩东认为这才是真实的生活。“这些我们都玩过的,挺自然的,只不过文明与教化,使得这样东西不登大雅之堂。将此作为游戏,是条件所限,是贫困造成的。这只是一种不花钱的游戏,一种和身体本能接近的游戏而已。”

  而对这些游戏生动翔实的描述,与韩东对“真实”的理解息息相关,也表明了他的一种写作态度。“为什么书里面都不写呢?书里面都是背唐诗、听姥姥讲故事、丢手绢什么的。生活是一个整体,不是挑拣出来的,有一些隐秘的上不得台面的东西,应该见光。否则读书的人就会产生疑惑,别人都那么高雅,唯独我那么猥琐,会产生自卑感的。当得知百分之九十的男女都有自慰的历史后,习惯自慰的人就不那么自卑了。一个道理。真实其实是一种解放,一种放松。”

  童年、少年,直到恢复高考后的1978年,韩东才离开下放地,因为他考上了山东大学哲学系。而那段在农村和县城的时光,在他的生命里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对他的个性和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让他知道了一种生活,中国农民的生活。这不是概念,也不是新闻报道。“所谓的概念就是要么美化,要么丑化;要么说他们是善良、淳朴的,要么就说是粗俗、卑贱的,这都不对。”在韩东看来,下放运动有一个附带的好处,就是促进了各阶层人们的互相理解。也正是有了那段经历,才有了《小城好汉之英特迈往》,以及2003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扎根》。

  与这段农村生活经历相关的另一面是,韩东对知识分子和农民的价值观都产生了否定与不认同。“我不认同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其价值观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情感上的自我感动。我更不可能认同农民的价值观,他们取被动的姿态,习惯于承袭旧有的东西。”

  直到今天,他仍然拒绝对自己社会身份的界定,特别不愿意受社会身份的限制。他从不自称作家,更愿意自称“一个写东西为生的人而已”。他带着虚无的口吻说,人不过是过客,扮演不同的角色,但那是角色,不是你。“我认同我是一个男人,四十多岁,写东西,其他的,就不那么认同了。也许,有一点向善之心而已。”

 只有虚无才能积极

  “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 有很多人从远方赶来/为了爬上去/ 做一次英雄/ 也有的还来做第二次/或者更多/那些不得意的人们/ 那些发福的人们/ 统统爬上去/ 做一做英雄/ 然后下来/ 走进这条大街/ 转眼不见了/ 也有有种的往下跳/ 在台阶上开一朵红花/ 那就真的成了英雄/ 当代英雄/ 有关大雁塔/ 我们又能知道什么/ 我们爬上去/ 看看四周的风景/然后再下来。” 上世纪80年代,韩东写下了这首著名的《有关大雁塔》。当时他刚刚大学毕业,被分配到西安的一所大学任教。

  “当时意象诗歌流行,诗人们喜欢谈论历史感、责任感,这容易导致自我感动。《有关大雁塔》就是把这些虚无掉。是一次从语言出发的,向真实趋近的努力。”在本应意气风发的青年时代,韩东虽“对个人的未来抱有希望”,但在理论上,却对人已经绝望。年纪轻轻的他,认为只有“虚无”是一个真实的背景。“只有虚无才能积极,这不矛盾啊,不生活在谎言中,面对真实,这就是积极。我无法做到彻底,但虚无掉所有的虚假,至少是一个目标。”今天,他则开玩笑地把这种绝望和虚无感归为“早慧”的结果。

  这种虚无感则一脉相承延续至今,从诗歌延伸至小说。“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在虚无那边,只有穿越虚无才能抵达。就像新大陆,在海洋的尽头。”在《小城好汉之英特迈往》中,作为诗人韩东的影子仍然挥之不去。当年的那种虚无感和对解构的偏好依然在小说中弥漫,尤其是对英雄情结的解构,依然是不依不饶。

  与“小城好汉”最为呼应的小说人物是朱红军。他从小具有英雄气概,古道热肠,好打抱不平,好冒险,长大后参军入伍,但却错失了对越自卫反击战,只能靠打架来展现英雄气概。最后,在严打中,被冤枉而枪毙。这个人物在韩东的生活中本有原型。而在朱红军身上,韩东对“英雄”和“英雄情结”的观点,再一次显现无遗。

  “我喜欢失败的英雄,对成功的英雄没感觉。每个人年轻的时候都做过英雄梦,有人成功,有人失败。失败者身上有美感,成功者已经有成功作为报答了,就不需要书写。我写的可不是励志的书。只要努力就能成功,似乎,那是一件多么多么美好的事。唯有牺牲多壮志,意思是真正的彪悍是牺牲和失败,不求目的。以成败论英雄是庸人俗论。”

  而另一位非英雄的、平凡的,默默承受苦难的小说人物丁小海,则是韩东最喜欢的形象。“他笑容常在,温暖人心,少抱怨少怨恨,没有被怨恨所毒害。历经苦难而保持天真。几乎可以说,他是天生丽质,是一个特别可亲可爱的人。”

  与这代人匹配的文学

  “文革”中,张早随父母下放农村;1977年恢复高考后,张早去上大学;80年代严打,朱红军被枪毙;90年代初丁小海成了万元户;21世纪张早又赶上了当代艺术热。小说中的诸多情节安排,与时代暗合,与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初的一代人的经历暗合。这难免让人揣测,韩东有为他们这一代人书写个人史的意图和野心。

  但韩东认为这不过是“暗合”而已。因为,这代人就是这么过来的。“我承认我有文学上的野心,但这野心不是写得更大,而是更好。当然,处理这段历史,写出与其相配的文学作品也是这代人的责任。一个时代过去了,如果不写出来,就浪费了。就像一个人生活过,毫无意义,唯一的意义就是被书写。”

  另一方面,韩东又不得不承认“这代人太复杂了,不好概括”。“目前这代人当家作主,在获取社会能量方面接近高峰,这是一个事实。让他们自我描述太困难了。自我批判更是难上加难。环境和成长的背景不同,造成了怎样的后果?这实在是不好轻易总结的。”

  “这年头野心不缺,诚实太罕见了”,所以在韩东看来,光有野心不行,更重要的是诚实。“一个时代一个时代过去了,历史从不停顿,有天才出现,才是这段历史的运气,因为它将被记录、书写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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