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伟栋：有一次聊天时，你提到很年轻时的文学的梦想，大约是在你上初中的时候吧，现在你已经出版了四本诗集，因为你在诗歌上的卓越成绩，你的名字也被写入了最重要的几本当代文学史，回过头来看，你自己是不是也觉得有种很令人惊奇的命运呢？黑格尔的《小逻辑》里第一个概念就是讲“存在”，在他那里这个存在作为最源初的概念还是空无一物的，存在还只是一个“存在起来”的决心，这个提法对后来的存在主义哲学影响很大。我们的这个访谈也先从这个“决心”开始吧。
王家新：被写入当下的文学史，这重要吗？不过，经常为自己的一生感到惊讶，这倒是真的。我的父母只是普通的中小学老师，母亲50年代幼师毕业，性格开朗，也爱好文艺，有惊人的记忆力；父亲解放前上的是当时在全省都有名的老河口光华中学，语文功底很扎实，人们都尊称他为“活词典”，但也仅此而已。他并没有特殊的文学爱好和才能。记得上初三时有一天我很冲动地在家门口对父亲说我要写诗，他吃了一惊，然后不相信似地笑了起来“啊？你要写诗？诗歌要有意境！”而我当时整个一个大红脸，从此再也不好意思问他了。
我父亲也从来不关心我是否写诗。他只关心一点：别犯错误！甚至到我上大学后，他每次来信都还要叮嘱我写东西“要注意”，看得我真烦呐。不过我也理解。父亲和母亲都出身于“地主”家庭，父亲上中学时为宣传抗战还加入过“三青团”，因此文革一开始就被整，就不断地下放，由县中学到区中学直到最偏远的山区学校。记得父亲有一次在家里悲愤地大叫“天无绝人之路”！因此还有别的什么奢望可言？他们只求孩子们一生平安。
我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形下走向文学的。时代的压抑，自从懂事起就感到的那种歧视甚至“阶级仇恨”，使我变得愈来愈内向了。上初中时，我各门功课都很好，对数学、物理也很着迷，但内心里总有一种被压抑的渴望，我那时把能找到的书全都“吞咽”了下去，有幸得到几本50年代的中学语文课本，上面的一些诗，如普希金的《渔夫的故事》，我读得简直着了迷，还有臧克家的《青鸟》，读了也感到自己的喉咙像是被锁住了似的，“我的喉咙在痛苦的发痒”（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青鸟》的最后就是这一句诗）。更难忘的是在“黄阿姨”家里的经历。黄阿姨是县医院护士，上过省卫校，爱好文学，是个典型的“小资”，我母亲早年曾许配给她哥哥，后来两家解除婚约，但关系依然很好。放暑假期间，我翻山越岭几十公里去她玩。在她家我居然发现保存完好的50年代、60年代的《萌芽》和《收获》杂志，我便一连几天一头埋在这些杂志中，尤其是《收获》上一部以50年代北大校园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大学春秋》，里面一帮大学生为中国作家一直未能得到诺贝尔文学奖而深感耻辱的慷慨陈辞深深刺激了我，似乎从那一刻起，我知道我这一生该做什么了！黄阿姨和她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当医生的丈夫见我这样，深感惊异，便这样问我“你长大后是不是想当文学家啊？”我点了点头。他们对视了一下，接着很认真地对我说“当文学家可是要吃苦的啊”（黄阿姨的哥哥就是因为“言论问题”被划为右派，吃尽了苦头），我听后，同样又很认真地点了点头。一生就这样决定了。
的确，一切就这样决定了。如果说我到现在仍感到惊异，我是惊异于这种心灵的力量，正是它使一个人有了“存在起来”的动力和决心。纵然我很快就吃到了苦头（初中毕业时，班主任就毫不含糊地在我的毕业评语上写下“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奋斗思想”一语，我因此不能上高中，后经母亲在冰天雪地里走几十里去区教委抗争才上成），但这种心灵之力却更为顽强。同学们讥笑我为“书呆子”，连我父母也经常惊呀“这个孩子怎么啦”，但这就是心灵的力量。如果说一个人有什么“天赋”的话，我看这就是最重要的“天赋”。
张伟栋：湖北丹江口地属楚地，楚地的遗风对你好像影响不是很大，你的诗更接近杜甫和岑参，你在文章中也提到过岑参。你自己怎么看？
王家新：我不清楚人们是怎样界定“楚文化”的，但我的血液里肯定有这方面的基因。我的诗里也很可能有着人们包括我自己都没有充分意识到的来自楚辞的抒情音调的反响。也许区别仅在于，我们这一代人读过叶芝、策兰、米沃什、帕斯捷尔纳克，而我们的先人没有。
至于杜甫，这里不是攀附，我们其实也是老乡。杜甫祖籍为襄阳人，而我家乡离襄阳只有八十公里，同一条母亲河——汉江——贯穿了两地。对我来说，屈原是精神先驱，而杜甫为现代诗人——在很多意义上，一个同时代的诗歌大师和艺术榜样! 就在前几天的秋雨中，我还想起了杜甫的诗：“雨中百草秋烂死，阶下决明颜色鲜”，写得多好！我真是为这样的感受力感到惊异。
张伟栋：你们这一代诗人，大都有着“文革”的背景，你在长诗《少年》当中处理的这段经历就让人很难忘，你能谈一下你当时的经验吗？现在你对这段历史有怎样的思考？
王家新：《少年》写于2003年，在这之前我还写有《一九七六》一诗，诗中写到在知青点里当伟大领袖逝世的讣告传来时对我们的震动以及在后来“一个时代的结束”。但我并没有专门去写“文革”的想法，我只是想写出一个心灵在那个时代的遭遇。
写自己的童年和少年，应该说是来自早些年读到荷尔德林的《当我还是年少时》的冲动，那首诗的最后一句是“我在神的怀抱里长大”，这如梦初醒般地唤起了我对童年的回忆。不过，在告别童年后，我的人生已是另一个故事。大自然不得不把我们从它的“怀抱”交给了另一位监护人，那就是历史。因此，我那首《少年》，借用布莱克的说法，注定了是一首“天真与经验之歌”的二重奏。
在《少年》中我写到许多细节，但我更想写出那种惊异感。在童年时所惊讶的一切，以及后来“历史的闯入”，这些对一位少年都具有一种谜一样的性质。我想，正是这些谜一样的东西在决定着我们的一生。因此我在写时，把真实与虚构、历史的细节与诗的意象结合在了一起。叶芝说过他的写作就是要“把神话植入大地”。第一次看到这句话时，我就永远记住了。
“文革”当然对我们具有持久的影响。可以说，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之谜”都是由童年和历史这两样东西决定的。我第一次感到的痛苦是不能加入红小兵的痛苦，第一次感到“笔的沉重”是在上初中时填写家庭出身栏的时候。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进入策兰的诗。像我这种“出身”的人，在文革期间就是犹太人，只差肩臂上没戴那种黄星了。
张伟栋：80年代末期之后，你的诗歌影响非常大，我认识的一些年轻诗人有很多都从你那批作品中寻找过力量。我是说《转变》、《瓦雷金诺叙事曲》那批诗歌，当中有着语言遭遇现实而迸发出来的令人动容的力量和无法直视的光芒，和你早期带有禅诗风格的作品，像《蝎子》、《中国画》，很不一样，你是在什么状况下写下它们的？
王家新：我曾多次谈过这一时期的写作，它对我和许多诗人而言，的确是个重要的关头。时代的总体氛围，个人的处境，或者说深入到精神内部的那种力量，促成了那批作品。我想我首先仍是一个从内部来承担诗歌的人。诗歌撞上了历史，它下沉了，但这一切却迫使我们和语言建立了一种更深刻的关系。
讲到那时，就难免让人怀旧。这里只讲一个细节，那时我家住在西单路口的一个胡同，每当走到秋风中的长安街头，或严寒中的长安街头，总有一种巨大的荒凉感要涌上喉头。对那个年代，我们真的写出了一些什么吗？我们欠下的是太多了。
张伟栋：我个人认为，你的诗歌里面有着很强的批判和反思的声音，如果不是把“批判”这个词简单地理解为反对的话。我是在康德的意义上理解这种“批判”和反思的，比如像《帕斯捷尔纳克》和长诗《回答》等诗中，里面也始终有着一个见证人的角色，这和你的文革、知青经历有关系吗？
王家新：这么说吧，我当然不可能把诗歌写作限定在纯粹审美的领域，但我的写作，首先都是在面对我自己人生中的那些问题。就像我在上面已讲到的，你必须首先是一个从内部来承担诗歌的人。我所认同的诗人，也都有着这种“如铁锚一样下沉的‘内在性’”。这使他们即使在对时代进行“批判”或“见证”时，也从不会浮到表面上来。
至于这种批判和反思，和我的文革、知青经历当然有关系，但和我在这之后的全部经历也有关系。可以说，我诗中的“痛感”来自我的全部生活，来自我自己的一生。
说到批判和反思，我想人们应发现，在我的写作中总是伴随着一种自我认识、自我审判的艰难。我所惭愧的是我做的还不够。“我重复着易卜生的话——写作，就犹如对我们自己做出判决”，凯尔泰斯曾在他的一本书中如是说。他们说的是多么坚决！
张伟栋：在当代诗人当中，你是少数几个有着自己完整的诗学主张的诗人，有人说你的诗学文章是“一部中国诗坛的启示录”，你能概括一下自己的诗学观点吗？另外，你今年由北大出版社新出版的诗论集《为凤凰找寻栖所》，我很喜欢这个书名，为什么会用这个书名？
王家新：首先，很难说哪个诗人有一套“完整”的诗学主张，我也不相信那种完整。我只欣赏那些用减法，或者说用斧头来写作的人。
写一些诗学随笔和论文，只是我“进入到诗歌内部工作”的一种方式。这和那种职业性的“学术生产”完全是两回事。到现在，我大概已出过五、六部诗论随笔集子，到底“提出”些什么，真的很难说清。另外，我也有点怕“概括”了，怕被标签化。它们不是诗，但它们同样也是一种心血浇铸的东西。
至于“为凤凰找寻栖所”，是出自叶芝的一句话“我们必须为凤凰在生命之树上找寻栖所”。其实，类似的隐喻在中国古典中早就有了，所以一个中国读者对此应该说不难领会。“为凤凰找寻栖所”，也就是为灵魂找寻一个栖所，为一种诗的追求找到一种语言形式，为一种写作构建一种语境，等等。无论怎么看，这都构成了我们最初的、也是最根本的出发点。总之，我希望这样一个书名本身就能构成一个具有诗学意义的话题，就能调动一种思的想象力，正如我前几本诗论随笔集的书名“夜莺在它自己的时代”、“没有英雄的诗”一样。
张伟栋：你的诗学文章中，我感觉一直存在着一个海德格尔式的命题，在《诗人何为？》那篇文章，海德格尔表述的比较清楚，就是在世界的黑夜中，诗人与存在的关系。
王家新：是这样吧。对我来说，诗歌的问题就是存在的问题，写作的问题从来都与个人与世界的关系、与个人的精神存在问题深刻相关。一旦我们深入到这些问题中来，对我来说，写作才有了意义。否则它很可能就会陷入到希尼所说的“审美的空洞”之中。
张伟栋：你的诗歌中一直有着对某种光亮的执着。这一主题也和海德格尔很相似，策兰晚期的诗歌中也涉及到了这一主题，他曾为此写信向萨克斯道谢，认为是她让自己找到了“光”那个词。“光亮”以及由此而来的“澄明”的境界，怎样构成了你的诗歌信念？
王家新：策兰的确写信给萨克斯说她让他自己找到了“光”那个词。但这一切并不那么简单。1960年，策兰第一次与奈莉·萨克斯在苏黎世会面，正逢上“升天的日子”，后来他在诗中写到“大教堂矗立在那里，它从水上/带来一些金子。”但他与他的这位犹太裔诗人“姐姐”也有更深刻的争执。这就是中后期的策兰，他不仅要对说“不”说“是”，还要对说“是”说“不”。他经历的创伤太深，思想也很复杂，充满了深刻的悖论。可以说他最终拒绝了那种浮士德式的拯救。而他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完全、绝对地忠实于他自己的痛苦。
张伟栋：看来“光亮”或“澄明”这种最接近宗教色彩的努力，它本身就是一种争执。
王家新：落实到写作本身，对“光亮”的执着，可以说是一种对语言的透光性的执着。但是，要从语言内部透出光亮，首先要能够吸收黑暗。没有那种里尔克式的“忍受”，就不可能把语言带入到一种光辉里。当然，这种透光性也和“精神性”深刻相关，只有精神元素的闪耀，才能真正带来词语的明亮。所以，我到现在仍在梦想一种词语与精神相互吸收、相互历炼的诗歌语言。
张伟栋：这是不是又回到你多次谈到的“词”的问题上了呢？
王家新：是这样吧。大概从80年代后期起，我就开始关注这个问题。这种“对词的关注”，不仅和一种语言意识的觉醒有关，也愈来愈和对存在的进入，对黑暗和沉默的进入有关。这使一个诗人有可能从更本质的层面来把握诗歌。在我现在看来，那些真正的诗人，如杜甫、策兰，都是“词”的诗人。记得多多前一段在一个讲座中曾引用一位匈牙利诗人的诗“在鱼群向我游来之前，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一个渔夫”，这句话说得多好！在我看来，它所谈的仍是一个“词”的问题。如果一个诗人进入到这般境地，“词”本身就开始书写他了。
张伟栋：除了你在文章中提到过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之外，还有哪些哲学家影响过你？
王家新：从精神品格到写作上，维特根斯坦都是真正影响过我的人，八十年代后期、九十年代初期，我都是在他的影响下度过，后来我到维也纳时，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寻访当年他亲自设计的那座房子。至于还有哪些哲学家影响过我，这里很难列出一份清单。古希腊哲人的哲学残片给我了很多昭示，海德格尔的哲思照亮了我对语言和存在的认识，本雅明的艰涩、德里达的出其不意，对我的心智都曾是一种激发，等等。但现在在我看来，哲学就在诗里、在大自然和存在的启示里。海德格尔从事哲学，不过是为他读诗做出的准备。一部卡夫卡的小说，远远比一部哲学著作更难以穷尽。另外，我要说我读的书很杂。我翻译过卡内蒂的一些思想片断，他有这样一句话：“没有阅读的混乱，就没有诗人的诞生”。
张伟栋：从写作时间上来看，你的诗歌写作几乎是和朦胧诗同步的，作为当代诗歌最重要的亲历者与创建者，你怎么看这三十几年的诗歌？
王家新：我早期的写作只能说是一种练习，性质上和一个孩子在沙滩上垒城堡没有什么区别。出于多种原因，我是经过了很多弯路才走上一条诗的道路的。至于这三十年的诗歌，作为一个参与者和旁观者（远不是什么“创建者”），我只能说它既很了不起，又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从总体上看，说它了不起，是指它在“文革”之后，几乎一下子就使诗回归到它的正道，并在历史上开辟出了一个众星灿烂的时代；说它又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是指它还有很多问题，还有更艰巨的路要走。它能否达到真正了不起的程度，也还需要“走着看”。
张伟栋：你在大学期间和北岛、江河等诗人交往，但你的诗歌一开始的路向就和他们不太一样，我读你早期的诗，就非常注重语言的质感，诗歌的肌理坚实，这种特点在你后来的诗歌当中也非常明显，这种特点在诗歌的谱系上更接近于俄语和德语诗歌的混血，这些诗歌是怎样进入你的阅读视野的？
王家新：我在大学期间的确和北岛、江河、杨炼、顾城、舒婷等诗人都有交往，但不能说我的诗歌一开始就和他们不太一样。我受过他们许多影响。真正形成自己的“路向”，还是在后来的事。
我认识多多较晚，在他们那一拨诗人中，他是一位到现在仍在深刻激励着我的诗人。多多有一句话“离远的近，离近的远”，这大概也是我形成个人诗歌谱系的一种方式。说到俄语和德语诗歌的影响，这当然比较明显，这和我自己的生活、和我本人喜欢更“重”一些、更有质感和精神性的东西有关。帕斯捷尔纳克的诗和散文，阿赫玛托娃的诗，都曾对我的写作有影响，但是很奇怪，曼德尔斯塔姆，我承认他是天才，但读他的诗却唤不起我任何的创作冲动。布罗茨基和米沃什对我都很重要，但他们都超越俄语和东欧诗歌的范畴了。在德语诗歌方面，里尔克的影响不如策兰那样深刻，但我接受策兰时，已变得更“成熟”一些，知道怎样将其影响排除在我的写作之外。法国诗人中，瓦雷里和夏尔我最喜爱。英语中的叶芝，我一生都在不断地读，他也经得起我们反复地读。但是斯蒂文斯，去年我在美国期间专门抽出时间读他的诗和诗论，但是有点读不下去了，读了半天，似乎我自己生命更深处的东西还未被撼动。
张伟栋：你上学期讲过海子的诗歌，我去年也写过一篇海子的文章，有人说他的诗作为乡村经验的宏大叙事失败了，我不承认诗歌里有失败这种说法，谁的诗歌又成功了呢，海子作为某种类型的诗人，还是非常可贵的。
王家新：虽然海子的诗我并不满足，他的诗是一种天才的体现，但并未体现出一种经验的生长，顾彬也曾很困惑地告诉我他一点都不喜欢海子的诗。但海子作为一种80年代的诗歌现象，我们必须面对。我们有时还必须回到他那里去。无论从何种意义上，在80年代，海子都是一个最终来到临界点上的诗人。我们都没有他那样决绝、义无反顾。我也不知道顾彬读到的是海子的哪些诗。他应该先读读海子死前写出的那一批抒情诗，然后回头读他的其他诗。我在一篇文章中也谈到了，正是在他最后大半年的那些诗中，或者说在对燃烧之后“灰烬”的忍受中，海子的诗性最终达到了一种“澄明”，并使他的诗带上了一种中国诗歌中很少出现的令人颤栗的力量。
与海子血肉相连的，是骆一禾这位现代诗歌的仁人义士。海子完成了自己，而一禾没有。如果一禾不死，我想他比我们很多人都具有更远大的诗歌前景。我最后一次见到一禾是在1988年末或1989年初，总之是在海子死之前。那时他在我家大杯喝酒，是山西汾酒，很烈性的酒，他头一仰就下去了，而且不吃什么，异常壮烈。这么多年过去了，海子和一禾仍在我眼前。我们都曾是在精神上血肉相连的人。长夜漫漫啊。他们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流着泪迎接朝霞”。
张伟栋：九十年代初，北京诗坛的氛围是怎样的？你也是当时的“幸存者俱乐部”的成员吧？你是九十年代所有重要的诗歌民刊的作者，当时为什么没有考虑办一个自己的刊物？
王家新：这和我个人的性情、和我对诗歌写作性质的认定有关吧。大学毕业后，我就渐渐不再参与集体活动，甚至上大学期间，我就对所谓“大学生诗歌”不感兴趣，后来对八十年代中期轰轰烈烈的“第三代诗歌运动”也保持着距离。顺便说一下，这也可能和我从小记住的一句法国格言有关：在田野上只有狮子独往独来，而小动物们总是成群结队。1990年，我被吸收为“幸存者俱乐部”首批成员，但我感到那里居然也像“组织”一样严格，虽然在我家也曾举行过“幸存者”诗歌活动，我和沈睿也曾找人帮忙冒着风险免费印了一期“幸存者”刊物，但我后来写信给芒克宣布退出，据说气得他老兄够呛，真对不起！1992年我到英国后，北岛请我编《今天》的诗歌，但我只编了一期就退出了，因为我发现我和北岛其实有很多美学上的分歧，我也不愿太委曲自己，更不想沾谁的光，那就朝孤独和黑暗处走吧。
我这样说，并不是否定这么多年来诗歌民刊对诗歌的重要意义，只是我个人习惯了“单干”而已。别说编什么刊物，我现在连话也愈来愈少了。到最后，我们也许会发现自己像策兰一样，是生活和写作于“回答的沉默”里。
张伟栋：当时你主编了不少的诗选，我手头就有你主编的《最明亮与最黑暗的》和《叶芝文集》，其他几本像《当代欧美诗选》、《二十世纪外国诗人如是说》我也读过，这对现代诗在大陆的传播和产生影响可以说是非常重要，你当时有着怎样的考虑？
王家新：首先是出自个人喜爱，也愿意大家一起分享。如果说有什么考虑的话，那就是通过这种编选编译工作，拓展我们的视野，并彰显一种诗的标准。我虽然不习惯于成群结队，但一个诗人又需要有某种献身精神。1987年编选《中国当代实验诗选》时，我就没有收入我自己的诗。我只是遗憾我和晓渡接着编选的《中国当代实验诗选》第二卷和第三卷都没有出成。
张伟栋：八十年代后期你在《诗刊》做过编辑，除此之外你好像基本上都是在学院中任教，这种工作和学院中的生活对你的写作有哪些影响？
王家新：我生性安静，与书本为伴，学院当然为最好的职业选择。这种生活可能有它的问题或者说“局限性”，但是我能干别的什么？（我想起来了，我可以当出租汽车司机啊）。这种学院生活对我的诗歌写作本身没有多少影响。它的影响在于我的其他方面。当我进入诗的写作时，学院对我根本就不存在。
张伟栋：你平时怎样安排自己的生活，有过移居国外的打算吗？
王家新：除了去学校上课外，平时在家一日三餐包括去超市买菜，还有一些杂事，都是我来做，因为我妻子要照顾孩子，也有她自己的事情。我对朋友开玩笑说我是“抽空诗人”，一天能抽出那么六、七个小时来写东西我就很满足了。至于是否有移居国外的打算，最起码现在没有。不过，多年前我觉得自己只能生活在国内，现在我觉得在哪里都可以。我没有国家的观念。我终生侍奉的只能是诗歌和语言，而它超越了一切。
张伟栋：你的重要诗作都被翻译到国外的语言当中，从读者的反映看，你觉得哪种语言最为成功？
王家新：只能说有一些诗作被译介了，一些我自己看重的作品如长诗《回答》等，并未被译成任何一种语言。即使是被国内读者和批评界视为我的“代表作”的《帕斯捷尔纳克》一诗，也只是很晚才被译成英文。总的来看，比较好译的许多都被译了，而那些难译的或是与中国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语境有着太密切、复杂关系的诗（《回答》就是这样的诗），还是为自己留着吧。
就译成的语种来看，有英、法、德、意、荷、俄、西班牙语、瑞典语、日、韩等语种，它们在这些国家的文学、诗歌杂志、汉学杂志及报纸上发表，或是被选入一些诗选。国外从事中国现代诗研究的人本来就很少，在这方面十分投入的就更少。这些年来我和其他中国诗人的诗译成德文的比较多，是因为德国有顾彬教授这样的诗人、汉学家；译成荷兰文的比较多，是因为在荷兰有柯雷教授、在比利时弗兰芒语区（它和荷兰语基本上是同一种语言）有汉学家万伊歌；在日本，有佐藤普美子教授这样的有眼光的学者，等等。
我不满意的，恰恰是作品被译成英语的情况，这不仅指我的诗，还有对朦胧诗后整个中国诗歌的译介。据我所知，这么多英语国家至今还没有一部能深刻、全面反映中国当代诗歌的权威选本出来。许多人对中国诗的了解，大体上仍是到朦胧诗为止。如果说我有什么期望，就是期望人们对中国诗歌的关注和译介能够更深入一些，同时，也期望有一些更年轻的、有志于中国现代诗的汉学家出来。前不久我看到美国Kyle Borner的翻译，让我有了一些信心。他选译了我五首诗，都是别人没译过的、我自己也比较满意的作品，这让我惊异于他的眼光；他还写有一篇关于我的诗的论文，也很敏锐，有新意和深度。我真希望这样的年轻人能坚持下去，因为译诗正如写诗，这只能是一种不计代价的生命的投入。
至于从读者的反映看哪种语言最为成功，从我和其他一些中国诗人在欧美一些国家和日本的朗诵经历来看，大都受到读者的欢迎，有些反映甚至让我深受感动。但要真正产生影响，恐怕首先需要在国外有影响的出版社出个人专集才行。对此，中国诗人除个别诗人外，大都处于边缘甚或“无缘”的状况。即使北岛的影响，恐怕也有限。去年我在哈佛大学旁边的诗歌书店挑了一本波兰流亡诗人扎加耶夫斯基的英译诗集，到柜台付钱时，年轻的男店员眼睛一亮“你也喜欢他的诗？”说着，他从自己的背包中掏出了同样一本诗集，说他上下班的路上就读这本诗集。中国诗人能在美国产生这样的影响吗？或者问，他们什么时候才能产生这样的影响？
张伟栋：除了诗歌写作和致力于诗学的构建，你还是当代最为积极和出色的诗歌翻译者，它们在书写这一名目下也构成了你写作的一部分，你怎样看待你这部分的工作？你最满意自己哪些译作？你发在近期《当代作家评论》上的文章《词的“昏暗过渡”与互译》，也在谈翻译的问题，能不能具体谈一下你的翻译观念？
王家新：我远远不是一个出色的诗歌翻译者。我不是外语科班出身，上的是中文系，而且一开始还对外语有一种拒斥。我决不是那种我们都见过的对语言有极强模仿能力的人。但怎么又译起诗来，这完全是一种内在的需要。
正是出于这种需要，近年我又开始重译策兰，并阅读许多关于策兰的研究专著和传记资料。在这使人燥动不安的年头，我需要抱着一个石头沉下来。而策兰的诗就是这个石头。借用策兰自己的话，策兰的诗，这才是我“从深海里听到的词”。
此外，虽然我不会是一个职业翻译家，但我多年来都有一个想法，那就是从我们这一代人开始，重建一种诗人作为翻译家，或者说集诗人、批评家和翻译家于一身的现代传统。这种传统的重建对于我们个人、对于中国诗歌的发展都极其重要。
至于翻译观念，我从来不信“信达雅”那一套。我看到多少可笑的翻译都打着这一个旗号。我只认同德里达的一个说法：确切的翻译。本雅明的翻译理论和庞德的翻译实践也都给了我很多重要的启示和激励。
说到我最满意自己哪些译作，我只能说有哪些让我自己激动的翻译，这里我挑出一首策兰的诗《以一把可变的钥匙》。如果人们留心，会发现我对这首诗的翻译已几易其稿了（这一稿也很难说就是“定稿”）。这就是伟大诗歌的标志，它不仅构成了翻译的难度，也在召唤我们不断地去译。而不管怎么译，它都使我深深激动。在我1991年冬初次译策兰这首诗时，我就感到这首诗在等着我。今天重译，仍感到它在等着我。的确，它对我来说，已构成了“一种命运”。
张伟栋：你有过多年的在国外诗歌旅行的经验，这种经验所带来的国际性视野，给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你更喜欢国外哪个城市？
王家新：这种国外的经历肯定影响了我的写作，我的许多诗作也直接与此有关。这种影响在于：（一）它打开了我的视野，使我摆脱了过去写作的局限性，学会把自己置于人类生活和宇宙的无穷中来讲话；（二）这种带有某种“自我流亡”性质的经历，使我对人的孤独，对不同文化间的冲突，对于一个诗人的命运，都有了更强烈、深刻的体验；（三）在国外，也为我反观自己在中国的生活提供了必要的距离，如我在斯图加特附近一古堡写下的长诗《回答》，也许只有在那里，我才有可能回过头来看清自己的一生；（四）国外的生活环境和气候和中国都很不一样，这也很重要，比如我去年在纽约州期间写的一批诗，你看了就知道，那样的诗只能在那样的环境下写出。
这些影响是我已意识到的，还有我没有意识到的。总之，我感谢这种经历。纵然有些诗人不出国也写过很多好诗，比如英国的拉金（他甚至说过“我不拒绝到中国去，如果我能当天回来”），但我更喜欢像米沃什、布罗茨基这样的诗人。他们不断“越界”的经历，不仅使他们看到、体验到更多，更重要的，是把他们推向了一个高度。而一些地方主义诗人，虽然很有特色，但却有着他们自己意识不到的局限性。
至于最喜欢的国外城市，也许是布拉格吧。不过我没有去过，虽然我写过一首题为《布拉格》的诗。前不久我重译策兰，发现他也写有《布拉格》一诗。让我惊讶的是，策兰也从未访问过这个对他来说极其重要、神秘的城市！
张伟栋：你写过一些当代美术的评论，你喜欢哪些画家？
王家新：我只是应朋友之约写过几篇艺术评论，在这方面我很“业余”。当代画家关心的不多，但也有极好的朋友，如王音。他是一位人文底蕴和文学感受力都很罕见的艺术家，在我们认识之前他就读过我许多东西，我从他那里也学到了很多，不仅在艺术上，在文学上也如此，听他谈莎士比亚、谈《红楼梦》、谈俄苏文学、谈杜甫，都让我叹服他的眼光。我写的东西常常要听他的意见，他说好，我心里才更踏实一些。可以说，我这一生就是为这样的朋友写作，他们比诗歌圈里的那些人对我更重要。去年我在华盛顿看展览时，特意买了一张伦勃朗晚期的自画像（当然是画片）带回来送给他。大师的晚年，存在的更本质的显露，能够看出其中“门道”的，恐怕只有王音这样的艺术家了。
张伟栋：最后一个问题，你对下一步的写作有什么计划吗？
王家新：我正在修订、新译一部扩大版的策兰诗选，如有可能，再译出其他一些关于策兰的东西，如迦达默尔论策兰，等等。另外我承担了一个研究项目《诗人译诗与中国新诗的“现代性”》，要在几年内完成一部专著，这都是极其消耗人的事情。
至于诗的写作，这是很难计划的。我只是希望能迎来一个对自己更重要或者说“更深刻”的时期，使这一生的劳作达到一种结晶。不过，这里的“更深刻”也有点让我畏惧，因为这意味着我必须在我自己身上更深刻、也更有耐性地经历一种“诗歌之死”，直到它把我全部耗尽。
2008．10—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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