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寂三年之后，苏童在最近一期的《收获》杂志上发表了最新长篇小说《河岸》。近日，这部长达20万字的小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而英文版也将于年底在英国推出。日前，本报记者对苏童进行了独家专访。小说中，库文轩妻子审问丈夫“乱搞”情史的笔记被儿子库东亮窃取，而库东亮暗恋小说唯一女主角慧仙的日记被公之于众。这两个情节，让人很容易联想起“艳照门事件”——同样与性有关，同样是偷窥，同样是意外泄密。
与田震“同病相怜”
苏童告诉记者，他最初的文学启蒙，与小时候的一场大病有关，而最直接的影响则来自喜欢文学的姐姐。
9岁时，苏童得了很严重的肾炎，并引发了血液病，腿上长满了紫癫，在家休学一年。苏童解释道：“就是最近风传歌手田震得的那种病。”幸运的是，在两位老中医的诊治下，苏童喝了一年中药之后，病完全好了。“所以，我对中医很有感情。我还记得这两个老中医的姓名和容貌——一个姓陆，一个姓畀；一个很帅，一个很干瘦。直到现在，我看所有医生都觉得不对劲，总是拿他们与那两个中医做比较，觉得他们面目可憎。”
在家养病的苏童，因为寂寞，患上了很严重的“文字饥渴症”。每天，苏童喝完药后，最大的乐趣就是跑到房子的走廊上，看糊在墙上的报纸，有些报纸糊倒了，他就倒着头看。当时，苏童的姐姐正读高中。经常会带一些“文革”前被充公的禁书回来看，如《红与黑》、《复活》等。这些书成了苏童排解寂寞最好的良方。
找叶延滨“走后门”
1980年，苏童考入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那时候，舒婷、北岛等“朦胧派”诗人风头正劲。苏童最初的文学创作也是写诗。他透露，自己第一次发表诗歌，是在现任《诗刊》总编辑叶延滨那里“走后门”得来的。“我们‘80届’的大学生，尤其中文系学生，如果不写诗是很羞耻的。那时，我每天都写诗，然后寄出去企图发表，但真的很难。”在屡次投稿石沉大海之后，苏童突发奇想，将诗稿直接寄给了当时在《星星诗刊》当编辑的叶延滨。“他给我发了一组诗。那一期《星星诗刊》出来后，我在同学中威风得不得了！”
苏童坦承自己写诗不行，后来余华他们笑话他的一个方法，就是当着他的面朗诵他早年的诗歌。1983年，苏童的小说处女作《第八个是铜像》发表《青春》杂志上。虽然，苏童现在觉得这篇小说“太难看了，从不把它收到集子里”，但他由此踏上了小说创作之路。
“以为张艺谋会邀请我”
自从中篇小说《妻妾成群》被张艺谋改编成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之后，苏童的小说一直是影视导演的心头好，最近，他的作品《妇女生活》还被搬上了话剧舞台。当年张艺谋拍《红高粱》时，作家莫言亦参与其中；而《大红灯笼高高挂》拍摄时，剧组和片场中并未见苏童的身影。对此，苏童说：“开始，我自以为张艺谋他们会邀请我，结果他们丝毫没有这个意思。从这开始，我只卖版权，从来不参与影视剧的改编。后来，我觉得不参与太好了。写小说只用对自己负责，而编剧要对太多人负责——导演啊、监制啊，甚至某个女演员。”
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之后，一夜之间，苏童的读者呈爆发式增长。在苏童看来，小说改编成电影对他来说是好事。虽然，与小说原著对照，也有个别电影改编得完全不对，但苏童对此抱着一种宽容态度：“我把小说的电影版权卖给你，只是一次商业交易而已，其中不必夹杂那么多情感因素。这正如我是卖棉纱的，最后布纺成什么样子，跟我关系不大。”
对于小说改编成影视剧，苏童称自己是抱着守株待兔的心态：“你不能骑着猎枪去找兔子，这样只会被猎枪打伤自己的脚。一些人问我在写作时是不是想过要为电影改编提供便利，这完全是瞎掰，问这话的人他自己一定不写小说。一个作家自以为要写出符合电影剧本的小说，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你是作家，他是导演，你必须清楚，你迎合不到。”
苏童擅长写女性，《妻妾成群》、《米》、《妇女生活》、《碧奴》构成了苏童的女性四部曲。不管走到哪儿，苏童的女性文学粉丝总是很多，甚至有人笑称：苏童是作家中的“妇联主任”。然而，苏童却说：“我并不觉得自己写女性很出色，更谈不上懂女人。因为不了解，有一类女性我从不敢写，那就是知识分子女性。”
《河岸》在一桩“历史谜案”中展开，主要讲述了烈士邓少香的后代库文轩在“文革”时代，因其烈属的头衔遭到诸多质疑，在被指作风有问题后剪断了自己的阴茎。为了让离开河岸的父亲能与奶奶的纪念碑永远在一起，库文轩的儿子库东亮把象征历史光荣的烈士纪念碑背到了船上。在岸上人的讨伐声中，库文轩投河自尽……成长的烦恼与历史的荒诞不经，形成了库东亮的残酷青春与灰色记忆。
苏童：我写的都是有问题的男人和女人
广州日报：听说你最初在莱比锡写了三个月的稿子后来全部被推翻了？
苏童：我以前写小说，很少有舍弃的东西，这部小说是个例外。小说的英文版权提前卖给了英国一家出版社，交稿时间有限制。在莱比锡完成的是用第三人称写的第一稿，整体上我都不满意。所以，交完稿后，我决定要重写中文版，改用第一人称叙述。英文版用的是第二稿修改到一半的稿子为底本，最后出来与中文版会有些不同。
广州日报：你曾说《河岸》更准确地应该叫《河与岸》，对于小说的主题，你自己是怎样想的？
苏童：我在河边长大，现在也住在长江边。一直以来，我都想写一部与河流有关的小说，但这个愿望非常模糊，直到前两年，它渐渐清晰了——我要写一只被放逐的船和几个被放逐的人，在河与岸之间漂流。在我看来，河与岸不是一个对峙的存在，河流其实就是乡土的一部分，是流动的乡土。我写河流，很努力想赋予河流故土的含义。其实，小说讲述的是一个寻找主题，库文轩和库东亮父子俩，他们首先要寻找家，寻找故乡和屋檐；其次，他们要寻找身份，即烈士后代的身份；再次，他们还在寻找感情，却被爱抛弃。
广州日报：小说中唯一的女主角慧仙，下半部分笔墨很少，很多读者都觉得不尽兴。
苏童：的确，慧仙是小说中的一个亮色，下半部分也应当是慧仙的世界。但是，小说中所有女性形象都是挂在库东亮身上的，如果过多地写慧仙，双雄对峙之下，会损伤小说的结构，使得小说的走向变成巨大的问题。有可能的话，我会另外再写一部关于慧仙的小说。在写这个女孩子时，我犹豫过，我本来想写她不纯洁的，但下不了手。
余华和我都很“暴力”
广州日报：《河岸》里有明显的上世纪70年代的时间和空间的标识，对此，你怎么看？
苏童：如何看待一个时代，跟你身在其中、感受那个时代是完全不同的。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为什么大家觉得那么好？其实，这部电影没什么别的成功之处，但它非常自然而准确地传达了少年人对那个时代身体上的感受。少年时的感官是非常敏感的，《河岸》写的就是那样一种感受。小说中的时代不仅是背景，也是小说另一个潜在的大人物，这个人物其实最嚣张、最狂暴。“70年代”，我是在街头生长起来的生物，街上的事情我都知道。我一直很感谢有那么个“70年代”，我度过了一个像植物或野兽一样的自由奔放的少年时代。有人问余华为什么小说非得要用暴力吸引眼球？实际上，他并非刻意如此。那个时代，孩子遇到暴力得自己解决，动不动挥拳头、拔刀子确实是我们生活中最正常不过的一部分。
苏童，原名童忠贵，作家。1963年生于苏州，198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83年开始发表小说，代表作包括《米》、《我的帝王生涯》、《红粉》、《妻妾成群》、《已婚男人》和《离婚指南》等。中篇小说《妻妾成群》被张艺谋改编成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蜚声海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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