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2009年4月对80年代中国摄影的学术梳理和个案分析，引发了一些讨论，其中最多的话题是关于八十年代摄影的群体与风格的划分。作为一个艺术类媒体，我们无意于研究如此专业话题，但是我们不介意推出一些话题以引起大家关注。九月份，一年一度的摄影大展又要在平遥拉开帷幕，我们高兴地看到几个关于80年代的专题策划与研讨会要在那里举行。艺术家徐勇和策展人舒阳对80年代中国摄影梳理的最新成果，如“1980年代的中国摄影群体”、“1980年代的中国风光摄影”、“四月影会”的再梳理和对“中国行为艺术摄影1979-今”都值得我们去细细品味。这些策划对研究和梳理80年代中国摄影是非常具体的，也为我们了解中国影像艺术的历程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当然，平遥国际摄影节还有很多很丰富的内容等着大家去参观，这里我们只选一角，以飨读者。
“1980年代的中国摄影群体”与“1980年代的中国风光摄影”
中国摄影的学术梳理工作，应该说至今还非常不充分。一方面由于摄影在中国传播的100多年中，中国社会经历了自身数千年来未有的变局。这种社会的剧烈动荡对文化产生的不断干预，使文化实践活动不断应对来自社会其他领域的外来冲击，难以保持一贯的学术条件。另一方面摄影本身由于其较为复杂的社会功能（作为社会记录、信息传播、艺术创作等不同社会目标的同一载体），摄影的实践非常广谱，因而难以被整合在一个统一的学术框架内进行梳理。摄影作为一种影像的工具，较多地作为信息传播意义上的媒体介入中国社会，对摄影自身的学术检视被忽视。因此，也使摄影的视觉文化的评述资源较为分散和薄弱。此次“平遥国际摄影节”的论坛部分，我们希望藉1980年代的摄影专题讨论，以梳理当代中国摄影发展线索的角度对“1980年代的中国摄影群体”和“1980年代的风光摄影”进行讨论，意图通过论坛讨论来提供摄影在视觉文化发展史中的价值，并为未来摄影的学术梳理提供资源。
以10年来进行一种学术论述的学术基础并不充分。确切地说，当代中国摄影的开端应以1979年的“四月影会”第一回展为开端标志。由于本次“平遥国际摄影节”提供了“四月影会”当年展览的的一个文献展，以及我们在今年4月在北京798艺术区时态空间已经举办过的关于“四月影会”的研讨会，因此本届摄影节论坛将聚焦在其后至1989年之前的中国重要摄影现象。1980年代的中国，处于一个急剧求变的时代。一方面由于改革开放的国策，在政策层面为包括官方意识形态的变化松绑。再者来自海外的资讯大量进入中国，出现了自1949年以来前所未有的信息和知识爆炸。1970年代中国文化精英的思想启蒙，在1980年代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实践。至今，知识界仍然认可1980年代的中国处于一种“理想”主义的年代。作为与社会实践密切相关的视觉方式，摄影的发展也契合于这种时代特征。
1980年代的中国摄影群体的大量涌现，是中国摄影人的文化自觉的结果，孕育了中国当代摄影的重要实践，并成为中国当代摄影发展的主要动力。除了形成于1970年代末北京的“星期五沙龙”、“四月影会”还在持续活动外，全国各地进入1980年代开始涌现大量的摄影群体。这些群体有些以团体的方式出现，有些以创作交流群体的方式出现。在北京有“广角”、“八十平米”、“长城”、“鱼眼”、“火车头”、“东城摄影学会”、“电子摄影学会”等，在天津有“青年摄影沙龙”、“龙门”、“天津广角”等，在上海有“北河盟”，在广州有“人人影会”，在陕西有“陕西群体”、“四方影会”，在福建的“五个一”，在内蒙古有“包头青年摄影学会”，以及四川的摄影群体等。
1980年代的中国风光摄影，以摄影的方式出离了原有的僵化的摄影教条，颠覆了摄影的政治工具论。当时的风光摄影，唤醒了摄影对个人审美力量的感召，并鼓励了对摄影技术的实践，成为1980年代中国摄影的主流现象。当时最活跃的风光摄影家包括严中毅、陈长芬、柳成行、茹遂初、孙占全、于云天、王苗、刘世昭、任国恩、王文波、吕小中、牛奔东、马小青、邵氏父子等。
“1980年代的中国摄影群体”和“1980年代的中国风光摄影”，是那个时期当代中国摄影最重要的视觉文化现象。对这两个专题的学术探讨，对中国当代摄影史的梳理无疑具有重要意义。我们计划邀请40位与上述两个专题有关的代表性摄影家与摄影理论批评家，参与摄影节论坛讨论，并形成文献发表。
“四月影会1979-1981”文献展
文_徐勇 舒阳
1979年4月1日，由五十一位“四月影会”摄影人自发组织的“自然•社会•人——艺术摄影展第1回”在北京中山公园兰室开幕，展出二百余件摄影作品，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四月影会”于1980年、1981年的4月，在北京北海公园“画舫斋”和中国美术馆又举办了两次展览。“四月影会”及其展览作为中国当代文化进程中的重要历史事件，在影会成立十周年和二十周年之际均举办了纪念研讨活动。为纪念“四月影会”成立三十周年，摄影家徐勇和策展人舒阳于2009年在3月28日在北京798艺术区“时态空间”举办了纪念“四月影会”的当代摄影研讨会。徐勇和舒阳提出以下四项主要学术观点，以评价“四月影会”的历史贡献：
1）“四月影会”是中国当代摄影的开端
“四月影会”，是中国摄影人在文革后独立自发组织的首个民间摄影群体，“自然•社会•人——艺术摄影展第1回”展览是文革后独立自发组织的首个摄影展，两者共同构成了中国当代摄影开始的标志。
2）“自然•社会•人——艺术摄影展第1回”展览是中国当代艺术的发端事件之一
“四月影会”于1979年4月在北京中山公园兰室举办的“自然•社会•人——艺术摄影展第1回”展览，是文革后民间独立自发组织的首个公开举办的当代艺术展览。这个展览由于早发，为其后的其他当代艺术活动所借鉴，与同年稍早的上海“十二人画展”和稍晚的北京“无名画会”展览、“星星美展”共同构成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发端。
3）“四月影会”及其展览的策展理念和学术方向
在“自然•社会•人——艺术摄影展第1回”的前言中，展览的主要负责人王志平写道：“新闻图片不能代替摄影艺术”、“摄影，作为一种艺术，有它本身特有的语言。是时候了，正像应该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一样，也应该用艺术语言来研究艺术”，为展览确立了清晰的策展理念。参加这次展览的作品，最终由王志平负责筛选，事实上成为一个独立策展的当代艺术展。此次展览的前言，强调了把摄影作为一种艺术的方式，为中国当代艺术摄影提示了明确的学术方向。这次展览的参展作品，也代表了当时中国摄影人对艺术摄影的探索。可以将这次展览，视为中国当代艺术摄影开端的标志。
4）“四月影会”对摄影本体价值的争论
在对摄影本体的认识方面，“四月影会”内部曾经爆发了摄影的“艺术”与“记录”功能的价值之争，这个问题至今仍在摄影理论的探讨中普遍存在。本次研讨会组织者认为，摄影的文献记录方式和艺术方式两者之间不存在优劣之争，都是摄影的功能所在。建议将这种摄影本体价值之争转换为在“记录摄影”和“艺术摄影”的不同摄影功能类别框架内予以讨论。
最近十年来，许多当代文化工作者和年轻摄影人缺乏对“四月影会”活动的了解。同时，随着中国当代摄影观念和技术的迅速扩展，需要在此形势下重新审视“四月影会”的历史遗产，希望能够引起对“四月影会”史实的进一步挖掘、清理和学术价值的再次关注、探讨，并对“四月影会”在中国当代文化史中的地位予以恰当的定位和评价。许多“四月影会”的研究者，热切提出举办“四月影会”当年的作品展览，使观众得以一睹当年“四月影会”的庐山真面目。因此，我们希望在2009年的平遥国际摄影节举办“四月影会1979-1981”文献展，以图片、文字、实物等历史文献，尽量呈现当年展出作品的面貌，为了解和研究中国当代摄影的历史提供一份关于“四月影会”较为详尽的文献资料。
“中国行为艺术摄影1979-今”
文_舒阳
纵览1979年以来的中国新艺术的发展，“行为艺术”应该是最值得关注的艺术现象。在中国当代艺术领域，没有任何一类艺术像“行为艺术”那样被争议、被排斥甚至妖魔化。“行为艺术”颠覆了对文化的保守态度，成为获得新的艺术身份的最佳方式。“行为艺术”以其对生命和生活的巨大疑问，体现出中国当代艺术的思想独立性所在。由于“行为艺术”长期在中国所遭受的偏见及其作为现场性艺术的特征，过去许多“行为艺术”作品都只能通过摄影图片、录像和文字传播。其中摄影图片的传播方式最为方便，国内有许多“行为艺术”作品最初都以摄影图片的形式发表在重要的艺术文献里，如1980年代的《中国美术报》（已停刊）、1990年代艾未未编的《黑皮书》、温普林编的《中国行动》。这些“行为艺术”的摄影图片，成为中国“行为艺术”发展的重要依据。如果没有“行为艺术”摄影作品的存在，很难想象“行为艺术”能够如此广泛、持久地传播开来。自1980年代以来，许多摄影家都参与过行为艺术家作品的摄影记录，如王文澜记录的“观念二十一”作品、曾璜、荣荣、邢丹、吕楠闻记录的“北京东村”。“中国行为艺术摄影1979-今”试图通过摄影展览的方式来，呈现影像文化影响下的行为艺术在中国30年的发展，是影像文化的一次历史性梳理。
“行为艺术”在国内所引起的争议性，一方面应合了中国社会近代以来历次文化创新所面临的社会震动，一方面也说明了当代美术领域一贯的理论滞后。“行为艺术”自欧洲始，已经历百年历程。“行为艺术”在中国大陆已经有20余年可考的历史。“行为艺术”在中国的发生，也与当代艺术的发生同步。中外历次“行为艺术”的发生，都在于突破旧有艺术观念和体制的藩篱，所以很自然地大行离经叛道之举。终至1990年代后期至今，“行为艺术”的国际交流活动已经成为中国当代领域常规性的艺术活动。许多1980和1990年代的中国艺术家移居海外后，以“行为艺术”的方式活跃在国际当代艺术领域，如蔡国强、古文达、蔡元+奚健钧、赵建海、吴山专、张洹、段英梅等。
中国的“行为艺术摄影”作品在1990年代以来的独立策展的国内当代艺术活动中，其实屡见不鲜。就我本人而言， 1999年我在北京歌德学院策划的“北京当代文献”和2002年“第二届平遥国际摄影大展”的“中国新摄影”展览中，“行为艺术摄影”都是其中的重要部分，有数十位国内艺术家的作品参加。近年美国华人艺术学者巫鸿策划的曾巡回美国、英国、德国等地的大型当代中国摄影展“在过去和未来之间”，也包括了大量“行为艺术摄影”作品。2007年4月28日-5月27日在北京市798艺术区“映艺术中心”，我策划了“中国行为艺术摄影1979-今（China"s Performance Art Photography, 1979-now）”。这次展览，成为迄今为止中国当代艺术领域规模最大的一次“行为艺术摄影”展示活动。参加艺术家包括：
1979年：蛙王郭孟浩
1980年代：观念21、李銘盛、李新建、宋永平+宋永红、王德仁、肖鲁、杨志超、张念、朱雁光
1990年代：艾未未、北京东村、蔡元+奚健钧、苍鑫、陈光、戴光郁、冯卫东、高氏兄弟、顾凯军、何云昌、黑月•季胜利、黄锐、黄岩、金锋、李暐、刘谨、马六明、潘星磊、庆庆、邱志杰、荣荣、盛奇、王楚禹、王迈、吴高钟、邢丹文、余极、曾璜、赵半荻、郑连杰、朱发东、朱冥、周斌、朱昱
2000年以来：@41、白崇民+吴玮禾、白双全、陈秋林、陈默、枫翎、韩冰、何成瑶、李孟媛、刘勃麟、刘海、刘侗、马嬿泠、傩工坊、琴嘎、Voila、丸仔、吴方舟、吴玉仁、相西石、许昌昌、徐勇+俞娜、也夫、伊德尔、张义旺、周跃潮
“中国行为艺术摄影”大致可以分为3类：艺术家作为个人艺术作品传播的记录影像和后期发展起来的专门为摄影呈现进行的行为摆拍作品。除了艺术家的“行为艺术”作品以本人设计的摄影方式记录呈现以外，还存在着大量纪实性的“行为艺术摄影”作品。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要属1980年代摄影家王文澜、刘涛等拍摄的“观念21”小组和1990年代中期艺术家荣荣、邢丹文、艾未未、摄影家曾璜、吕楠对“北京东村”行为艺术表演的摄影记录，以及卢广记录的798艺术区“越界语言”等。这些“行为艺术摄影”的纪实性作品，都包含了行为艺术家的独特作品创意在其中。前者与后者的不同，在于后者在记录“行为艺术”的同时还包含了摄影家个人对影像的处理，如取景、抓拍以及对镜头技术和语言的把握和创意。
由于“行为艺术”是表演性艺术中最不程式化、最没有固定表演技巧和固观演方式的艺术（相对于其他基于时间性的舞台化或剧场化的艺术而言，如戏剧、舞蹈、戏曲、歌剧等），因此相对于其他表演性艺术更适合以摄影的方式呈现。往往一个独幅的“行为艺术摄影”作品，会带给人们与“行为艺术”表演作品本身同样有力的冲击力。“中国行为艺术摄影”也代表了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一个特点，就是不同艺术门类的融合和变异产生具有活力的新艺术方式。当然任何不同艺术手段都可以嫁接出新的艺术形式，新的艺术形式首先提供的是一种新的艺术价值的可能。艺术的文化功能在于影响与交流，过分强调艺术技术间的嫁接，就有可能使艺术变成一门以技术的新奇和专业取胜的“职业游戏”。“行为艺术摄影”一方面作为一种跨领域的艺术方式，提示了新的摄影方式。另一方面也承载了“行为艺术”在中国的传播使命，使这一艺术得以根植于中国本土的当代文化建设。因此，“行为艺术摄影”在当代艺术实践和艺术发展历史的双重领域确立了其不可替代的价值。
此次为“2009平遥国际摄影节”策划的“中国行为艺术摄影”，目的在于提示“行为艺术摄影”这一影像文化的独特学理和实践意义。将在上次798“映艺术中心”展览的基础上，增加重要艺术家的专题部分和学术研讨部分。除摄影图片的展示外，拟邀请蛙王郭孟浩、黄锐、奚建军等在展览开幕现场实施行为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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