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那你觉得诗歌是不是一定要押韵？
余光中：诗歌押韵对中国文学来讲自古已然，五四以后才不押韵的。在这之前，一直到清朝都是押韵的，所以变成歌非常容易。从周朝的四言，到魏晋南北朝的五言，到唐朝的七言，到宋词长短句，还是押韵的。押韵对中国古典诗是必要的条件，西方不然。西方比如莎士比亚的舞台剧，人物讲话是用诗句讲的，不过不押韵，这个和中国不一样，这件事情（押韵）对中国是最基本的。
新京报：不押韵可以写出好诗吗？
余光中：当然完全不押韵也会写出一首有趣的诗来，不过有时候有韵来帮助呢更有效果。在一定的时间间隔上，有韵的呼应，能够催眠你。甚至我们讲个笑话，讲个俚语，都是押韵的，这是天然的一种趋向。“大头大头，下雨不愁，人家有伞，我有大头。”我那首《乡愁》大家以为不押韵，其实有啊。“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小时“候”、“愁”、“头”，当然，“候”和“头”平仄不一样，可是是有韵的。韵很重要，交通守则都会押韵啊，让你容易记住，都押韵嘛。
新京报：可是现在很多诗人写诗是不押韵的。
余光中：不押韵能不能写出好诗来，不一定，可是你不押韵，一定要有些别的好处，语言特别有味道，特别耐人咀嚼，或者你的比喻特别鲜明生动，要有别的补偿。可是押韵在这个之外，会帮很大的忙。
“逍遥游其实不逍遥”
新京报：去年4月，纪录片《他们在岛屿写作》在台北上映，你的片子以“逍遥游”为题目，这是取自你的散文集《逍遥游》，还是另有深意？
余光中：庄子的逍遥游意思是不要有牵挂。我用这个题目倒不完全是这个意思。我那本散文是写我在美国的心情，在美国读书，离开故乡，到一个不同的社会，所以我把它说成是逍遥游。可是这个逍遥游，其实并不很逍遥，充满了乡愁，充满了所谓的文化震撼，很不习惯。
新京报：杨照在文章《他们在岛屿写作：文学大师纪录片》中说你在纪录片中的主要形象，不是民歌手，而是“壮游者”。
余光中：那个片子拍的方式，好像我是一个壮游者，是一个云游天下，四海为家的人。因为那个片子拍出来也是这样子，一会儿叫我到这儿，一会儿叫我到那儿，杨照他的印象就是壮游这样子。
新京报：你赞同他这个说法吗？
余光中：壮游不是个贬义词，也还不错嘛，一个人云游天下。中国就有句古话“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互相补益，读书是跟古人来往，行万里路是跟当代的人来往，深入人间，都有帮助的。
“披头士的歌词都蛮有深度，崔健也很不错”
新京报：你诗歌中的音乐性也是常被提及的话题，你自己对音乐的喜好是怎样的？
余光中：我很喜欢音乐，这次在北大的第一场演讲，我讲到诗与音乐，就特别提出披头士，当然现在你们已经不太听披头士了，你们听杰克逊啦，还有人去看Lady Gaga。披头士是最了不起的乐团，是英国最大的输出，吸引最多的外汇，而且他们的歌词都蛮有深度。他们的思路很广，绝不是写很浅薄的东西。像大陆的崔健就很不错啊，他自己也写词，他就是学美国的摇滚乐，自弹自唱。这种事情在中世纪欧洲，有很多吟唱诗人，等于复古了。
新京报：音乐性在你诗歌里是如何运用的？
余光中：我的诗在现代诗里，是比较强调音乐性的，往往有押韵，不一定是脚韵，行、句子中间有关键字眼，跟前后呼应的也是一种韵。押韵也有各种方式，押得不好是油滑，押得好是恰到好处。我有一首诗叫做《浪子回头》，一开头我就讲，“鼓浪屿鼓浪而去的浪子”，“浪”字就出现了三次，“清明节终于有岸可回头”，当年我离开厦门的时候，掉头一去是风吹黑发，回首再来已雪满白头，这样的句子开始，同样一个字扭来扭去，变来变去就可以发展下去。像李白那首，“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几个“日”字翻来覆去就发展下去了。
新京报记者 姜妍 实习生 黄盼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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