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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克:手持批判的刀子刺向自然

2012-10-30 09:32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王西平 阅读

  影响力——诗话中国  桑克篇
  
  桑克:手持批判的刀子刺向自然
  
  提问:王西平,诗人,记者,《核》诗歌主编。
  回答:桑克,1967年9月7月生于黑龙江省密山市8511农场,1989年7月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现居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著有诗集《午夜的雪》、《无法标题》(与人合作)、《泪水》、《诗十五首》、《滑冰者》、《海岬上的缆车》、《桑克诗歌》、《桑克诗选》、《夜店》、《冷空气》、《转台游戏》;译诗集《菲利普·拉金诗选》、《学术涂鸦》、《谢谢你,雾》。作品获《新陆》小诗奖、刘丽安诗歌奖、天问诗歌奖、《草原》文学奖、《人民文学》诗歌奖。

桑克

桑克 

  遥想与记忆
  
  问:请你以“一山”、“一水”、“一人”为关键词,回味一下童年生活中的片断。
  答:我的童年时代(从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末)是在8511农场的老虎砬子度过的。我在《深圳晚报》开过一个专栏,写的就是与老虎砬子相关的人与事,其中一篇随笔的名字就叫《老虎砬子》。

  老虎砬子这个地名与其境内老虎山有关。“老虎山与王八山相向而立,它们之间形成的山口则是通往完达山腹地的必经之处。我初中坐卡车去山里植树的时候,曾在这里的路边见过一只狐狸,它的毛色是灰黄的。”(《老虎砬子》)春天的时候,老虎山的杏花非常迷人(只有几株,大部分都是栎树,又称橡树,秋天的时候,我喜欢在树下拣橡子壳,喜欢把它们戴在手指头上,玩“老头在家”的游戏)。每年五月,站在老虎山的山顶,望向南边的东小山,那里漫山遍野的杜鹃(又称映山红)开得喜气洋洋。秋天的时候,树木由青绿转成红黄,老虎山和其他的山一样,犹如盖着斑斓的花毯一般。

  老虎山下的东小河是杨树河的支流,由北向南,虽然只有一米多宽,半米多深,但却清澈见底,老头儿鱼、柳根儿鱼、鲫鱼、泥鳅穿梭其间,麻雀、蝴蝶、蜻蜓、蠓蚊各自飞舞。东小河穿过塔头湿地之后,在东小桥(其实只是一个涵洞)附近形成一个小湖(其实只是一个池塘,我在作文里把它称为“东湖”),然后折而向东,在草甸深处形成一个大湖(当地人称之为泡子)。夏天的时候,清澈的水面飞翔着野鸭、环颈雉、大雁,河水之中或者周围,则长着茂盛的鸢尾花、蒲草和三棱草。冬天的时候,这里是冰场,孩子们戴着狗皮帽子,滑冰,打尜(陀螺),玩爬犁,当时我热衷于给尜的表面绘制各种各样的花纹。

  我的写作生涯是从1980年开始的,那时我13岁,这一年我写了第一首诗(之前写的诗都是遵命而为,因而被我排除在外)。其实在此之前,我已经开始系统阅读,范围涉及古典文学、现代文学和外国文学。这固然与我的个人兴趣有关,但更与我三哥李树吉对我进行的早期文学教育有关。关于我三哥,我在不少随笔、访谈中说过,这里再做一些介绍:他生于1953年,1969年初中毕业(俗称“小六九”),在兵团当过拖拉机手。他从1977年左右开始担任语文教员,直到今天,后从东北师大中文系毕业,在文史方面具有较高造诣。他经常为我借书,讲解。记得1979年左右,他让我做高考语文试卷,我大约得了70多分……
  
  问:一次访谈中有人提到“杈子”,你表示这是“一段生活的标志”。到底一段什么样的生活,能具体说说吗?
  答:“杈子”是我大学时代的绰号。

  1986年9月,许嘉璐先生开始教我们《古代汉语》。第一天上课的时候,他翻着花名册点名。我的本名叫李树权(身份证的名字是李树泉,因为这个关系,2004年之后,我就不再用李树权这个名字了),许先生却把它念成了“李树杈”,同学们听了哄堂大笑。许先生又念了一遍“李树杈”,同学们笑得更厉害了。许先生抬起头说:“有什么好笑的?不过就是树杈子。”同学们从此叫我“杈子”,开始我还抵制,时间长了,也就听之任之了。我不喜欢大学同学之外的人叫我这个绰号,因此我说它是“一段生活的标志”。

  我的中学生活(1980-1985)是单纯的,大学生活(1985-1989)则是悲喜交加的。我为它写过大量的诗,写过两篇散文,《挽歌与幻象》、《我的小丑剧场,我的伤心国王》,还写过一部长篇小说(未出版)……这么说吧,大学生活是我一生的转折点,有太多刻骨铭心的记忆了……
  
  问:有人说过,从上世纪80年代烟尘中走出的大学生们,需要的不是咆哮与控诉,也不是叹息与质疑,而只是一声轻柔的抚慰。80年代的高校,诗意的栖息地。谈谈你大学期间的诗歌生活,并讲述一段具有代表性的“师生情”或“同学情”吧。
  答:我说过我那时的诗歌特点:“第三个阶段(指大学时期)是系统学习,在各种影响中寻求出口的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前期带有意象派的特点,主要是庞德的影响,句子简约,注重境界的营造;中期是艾略特的影响,杂语,戏剧性成分,开始探索中长篇幅诗歌作品的书写方式;后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宁静调子,间接地对乡村的主题做技术性的呼应。这个时期技术全面提高,诗歌意识也臻于成熟,可以说我的很多诗歌观念都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这是我成长中最关键的时期。”(《桑克现场网谈》)

  虽然八十年代是一个诗歌的年代,但是从世俗的角度来看,诗歌在当时的社会地位和今天相差不多,甚至远远不如今天,它们和其他真正的艺术一样都是属于“没人待见的东西”。不过,诗歌在当时人心中的分量却明显比现在重得多,为什么呢?我觉得不仅是诗歌的问题,更是人心的问题。关于这个,我还想提醒一点:记忆是有选择性的,若想复原历史的真正面目,恐怕必须做一些文献的梳理工作。

  当时写诗的人很多,写诗的学生就更多了。在北京,北大、北师大的最多;在北师大,中文系的最多;在中文系,85级的最多。

  我查了一下北师大五四文学社诗选《走出荒原》(1988)的附录《感悟诗派宣言及诗论》,上面记载,感悟诗派共有10个成员:马朝阳、蓝轲、钟品、桑克、伊沙、徐江、冰马、陈明、范春三、张海峰。其中6个人(蓝轲、钟品、桑克、伊沙、徐江、冰马)是85级的。我又查了一下北师大中文系本科生创作选《膜拜的年龄》(1989),上面记载的85级诗歌作者,除了上面述及的6个人之外,至少还包括黄祖民、老G、杨葵、衡晓帆(侯马)、任卫东、曾杰、祝修虎等人。

  1986年,太阳风诗社社长唐小林卸职,由我接任。我和同仁们共同创办并出版了第一期《太阳风诗刊》,并多次组织诗歌比赛、诗歌展览和朗诵会,并参加北大、人大、北外等其他高校的诗歌朗诵活动,结识了不少同道中人,1987年因为特殊的际遇而被迫辞职,同年,我打印了个人第一本诗集《午夜的雪》(是由同学杨葵编选的)。1988年与王珺合作,油印了第二本诗集《无法标题》。那时,写诗的同学经常聚在一起谈诗,读诗,听讲座,看电影,热烈地讨论,甚至激烈地争论,争得耳红脖子粗,甚至掉眼泪的事情都是有的。这些场景往往伴随着烟草的雾气和味道,至今仍旧清晰地萦绕在我的脑海之中。

  而影响我们的老师,我在随笔《我的师承》中谈到过几个:“任洪渊的诗歌蝴蝶,王一川的美学音乐,蓝棣之的文学手术,刘XIAO波的批评炮弹……”其实还有一些我没提到的老师,比如当年比较年轻的王富仁先生、李清安先生……中年的许嘉璐先生、傅希春先生……老年的陆宗达先生、郭预衡先生……都对我们有过这样或者那样的影响。尤其我文章中提到的四位先生,他们和我们这些写诗的同学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或者在课堂上,或者在课堂下,或者在文章中,一言一行都对我们构成了影响,至少构成了一种“小气候”。这种知识与气质的双重影响的重要性,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我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了。这其实就是命运,是我们这些必须成为一个富有使命感的诗人的命运。
  
  问:你曾经在“诗生活”网上发起了一场写诗声援农民工的运动,还曾经花两个月的时间写就一篇三万字的报道,挽救了哈尔滨市区伊维尔教堂的命运……这些都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公共良知与新闻记者的正义感,在你从业经历中,还有类似的事件吗?
  答:类似的事件当然还有。单就这两件事来说,我还想补充一些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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