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圣·伊维尔教堂的报道并不是我一个人采写的，还有一个合作者，我的妻子杨铭，她也是我的同事。她和我一起采访，并撰写了大量的相关报道。还有其他报社的同事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一个人的力量其实是非常有限的。这些年，我看过不少孤军奋战的人……这些人都是值得敬佩的。
说到这里，我倒不想说其他的类似事件了。我只想说我的某些妥协性——我并不是时时刻刻都能坚持自己的内心的，而是为了生存或者其他的什么原因而妥协或者逃避——这在诗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痛苦，自省，自我批判，悲伤……或者运用各种曲折的方式……我只想说，同自己的妥协性斗争是不得不进行的日常工作。没有谁天生就有一颗良知之心。我相信人是有原罪的（中国文化之中的类似说法是“性本恶”），所以要不断通过后天的自我洁净，自我救赎，才能获得灵魂的解放，或者通过各种各样的办法，接近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或者一个真正的新闻记者的精神面貌，或者只做一个具有正义感的人……一个人在同非人的限制搏弈之前，我觉得首先要同自我设限、自我审查做斗争……
诗歌与观点
问：你自称是最后一个抒情诗人，那么相对“最后”来说，你所选取的参照是什么？
答：我其实不止一次回答过这个问题。我就把能找到的相关内容放在下面吧。
“我现在仍然这么认为。当然，说自己是最后一个不太科学，万一还有一个或者几个呢？我那么说是表明自己的一种决心而已。我能够肯定的是，我的确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它体现在我的骨子里，而不是表面上。”（《桑克访谈录：最后一个浪漫主义者》）
“在我个人的写作实践之中，抒情成分从来没有消逝过，我曾经以‘最后一个浪漫主义者’自诩而自我激励。”（《桑克访谈录：一生都在与语言搏斗》）
“我的价值观是浪漫主义的。‘最后一个’，是自我激励的话，并不是事实。”（《诗人访谈：桑克——诗歌是文明的“发动机”》）
“八十年代末吧。我这么说就是自我鼓励的意思。我没调查过，我怎么知道谁是最后一个呢？我肯定不是最后一个。我希望浪漫主义生生不息。我这么说不是自我增加荣誉，而是自我鼓励，自我提示的意思。我是必须这么做的。这个浪漫主义其实就是一种精神，一种价值观。比如虔诚，比如重情重义——这个我以前没说过。比如自律——它本来是古典主义的，但却被我借用了。比如奇异——异国情调或者惊人的艺术效果。诸如此类吧。我现在当然还是这么认为。我不会认为它是过时的东西，即使作为风尚它已经落伍，但是落伍未必是坏的。反之，古老的也未必是好的东西。凡事都是要具体而论的。19世纪的浪漫主义是可以批评的，这意味着今天的浪漫主义仍然是可以发展的。”（《桑克访谈录：写诗是一种嗜好》）
“当我在个人话语空间里说起浪漫主义之时，就不可能是李白的浪漫主义，也不可能是济慈的浪漫主义，而是一种纯粹个人化的浪漫主义。这种新的浪漫主义，可以看出它发展的时间痕迹。时间性作为‘新’的特征，在这里首先进入人的视野，并得到认同。”（《新诗与现代性》）
问：巴尔特有一段话：“任何一种政治写作都只能证明存在一个警察的世界；而任何一种知识分子的写作也只能构成一种副文学，那是不可以称为文学的。所以，这些写作在总体上是毫无出路的，它们只能返回一种同谋的关系……”对于这样的“不良”行为，你似乎早有察觉，“不承认自己是他们所谓的那种知识分子写作”，但是你却承认“正在努力成为知识分子的人”，事实上用巴尔特的理论来评定的话，你已经卷入所谓的“同谋关系”。如果真是这样，你将如何做出有力的辩护，从而为自己“正身”？
答：从处境或者体制以及某种妥协性的角度来说，我承认我是同谋。我认为这是一种个人耻辱。我应该用我的余生（言行以及写作）对此予以强有力的纠正，而且不单单凭借写诗这样一种方式。
如果是从政治写作的角度来说，那么我必须强调，我从来不曾从事过类似的工作（新闻写作与政治写作是不同的，虽然我们这里的新闻写作只是一种并不严格的新闻写作）。当然，从另外一个侧面来看，罗兰·巴特的提醒确实值得注意。它告诉我们什么是必须避免的。
文学的归文学，政治的归政治。从独立原则来看，当然是这样的。
但是除此之外，我想说，在中国，人人皆在体制之中。
这不是辩论，而是事实。这不是终点，而是起点。
臧棣说过一个词，“希望诗学”，我估计是从“希望神学”那里来的。我觉得“希望”这个词非常棒（还有两个词也非常棒，“相信”和“爱”），因为有了希望，我们就有了存在的必要性。
我还想说，从来就没有独立于政治之外的艺术或者写作（这和前面所提的独立原则毫无矛盾之处），当代的艺术（或写作）概念之中是必须包含政治（意识形态）这个要素的（去年798的一个展览，名字就叫《幻想的政治和新人》），将艺术与政治置于一种对立的状态，或者将政治本身粗鄙化（典型言论是“政治都是丑恶的”），其实都是一些早被抛弃的陈词滥调。人们需要过一种健康的政治生活，艺术与政治之间需要建立一种更为合理的关系，一种更为有机的关系。
我还想说，文学或者诗歌，或者写作，它的独立性主要体现在自己的语言方面，或者形式方面，它以独特的形式将包括政治元素在内的所有处理对象予以“艺术化”。这和政治写作根本不同，政治写作主要是为了表达发言者的政治主张，而艺术是什么？是创造一个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的新事物，或者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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