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力——诗话中国 严力篇
严力：“我”是人类最后的集体
提问：王西平，诗人，记者，《核》诗歌主编。
回答：严力，1954出生于北京，朦胧诗代表诗人之一。 1973年开始诗歌创作，1979年开始绘画创作。1979年为民间艺术团体“星星画会”的成员，参加两届“星星画展”的展出。1984年在上海人民公园展室首次举办个人画展。1985年夏留学美国纽约，1987年在纽约创办“一行”诗歌艺术团体。 主要作品 《这首诗可能还不错》（1991），《黄昏制造者》（1993） ，《严力诗选》（1995）。现剧纽约、上海两地。
严力
遥想与记忆
问：您的祖父严苍山医师作为一代名医，禀性儒雅，又擅诗文，精书法，能绘画。那么严苍山能不能算作您诗画创作的源头？谈谈您的诗画启蒙吧。
答：每个人出生之后的家庭环境肯定是最先对其产生影响的，其中有很多东西是潜移默化的，我爷爷当然
对我最初的人生有很大的影响。我要感谢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吗？或者要暗自庆幸？有一点是肯定的，因为我爷爷除了是中医外，还写诗画画些书法，而他的爷爷，也就是我爷爷的爷爷，也是一位画家，擅长指画。这样就使我觉得身后有一个椅子背，或者说是沙发背，坐在那儿有想像自己的基础。
问：有人说，曾经聚拢在“一行”的女性诗人，大多是些仰慕您的追随者，是这样吗？都有哪些女性诗人呢？
答：首先，演绎的事情总是有些夸张，因为这样才能流传。而一个人的综合魅力最终是别人得出的结论，他自己是无法回答的。关于你问到的，真正的事实是：我所认识的，在一行上刊过作品的诗人（到1994年）也就三十几个人，其中女诗人也就三、四位，都是海外的，国内有作品刊登在一行上的女诗人我一个都不认识，而在一行上刊过的诗人和艺术家总计有五百多人。
问：《一行》创刊号刊登了哪些诗人的作品？与《今天》《倾向》等海外民刊相比，《一行》在选稿标准或办刊理念上有什么不同呢？办刊期间都接受过哪些人的赞助，还能列出这个“慈善榜”吗？
答：在我创办一行的时候（1987年5月），作者不多：非马、莫非、邱晔、许达然、严力、郁郁、
黑大春、李冰（冰释之）、马德升、安晨、夏云、艾未未、金斯堡、王福东、李斐、斯仲达、贝岭、魏纶、孟浪、郝毅民。画家有：方家模、张伟、姚庆章、张宏图、邢菲。
后来找了一些国内的人帮助组稿，才有更多的作者群。至于理念，回过头来看，一行主要的出版历史是1987年至1994年，很简单，就是帮助国内的先锋诗歌有一个发表的园地，鼓励他们创作。选稿主要看作品，不看人。况且我作为主编，认识的国内诗人很有限，不少诗人只是在通信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信任，而国内帮助一行组稿的前后10位诗人中，我只认识孟浪和贝岭，其他都是1993年年底我回国探亲之后才认识的。
慈善榜中应该有几位列出来：印刷厂老板陈宪中、美国汉学家斯仲达、心理医生郝毅民、美国房产业老板高德，还有全体为一行投过稿的诗人朋友们，他们的激情和对时代的责任是最大的支撑，超过金钱。
问：当代澳大利亚小说马克斯·苏萨克《偷书贼》的故事被誉为“感人至深的生命礼赞”；黄灿然的文集《格拉斯的烟斗》中有一篇专门描写“偷书贼”的文章：“……在中国大陆，我的诗人朋友，几乎没有不偷书的。他们都是地道的雅贼，即是说，爱书如命，却买不起。北方一位诗人，冬天穿着大外套去偷书，被抓到，掀开外套，满身是书，犹如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南方一位诗人，乃偷书大王，有办法把闭架图书室的书偷出来”；《长江日报》曾经报道过有一个叫马守仁的人，自小偷书有20万册之巨。据说上世纪70年代您在北京第二机装厂也偷过书？后来，还有过类似的经历吗？听说在美国偷书是要坐牢的？
答：我偷书的情况是要放在历史背景下来看待的，那是1970年，当全国人民只能读人民日报和毛选的时候，偷那些文学经典书就是把作为一个人的尊严偷回来！我记得当时把普希金、巴尔扎克、司汤达、李白、马克吐温、等等三、四十位大师的尊严偷回来了，通过悄悄的阅读，建立起我自己内心的尊严。
以后，尤其在1985年到了纽约后，从来没有动过偷书的念头。倒是想偷一些美国的文化游戏规则回来。
问：迄今为止，您的画最高卖到什么价？收藏和喜欢您的画的人，都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
答：画的价位不重要，画的内容才值得我们关注，如今也一样。喜欢和收藏我画作的，有博物馆、美术馆，有医生、律师和艺术爱好者，也有一些是我的朋友。我也时常很低价地把画卖给真正喜欢我的画又没有太多钱的朋友，另外，我至今还会送画给朋友，而送给朋友的画都是无价的。我们谈画的价格，还不如就直接谈钱吧，钱的价值和知识是一样的，在于怎样使用它们，而不仅仅是占有。很多人有各种硕士、博士的头衔，但是头衔之下的知识没有使用出来又有什么用？有了钱不会用，也是一样的，我更知道虚荣和奢侈浪费了人类太多的财富。 我想整个社会就应该多谈如何使用金钱，能令人们为什么要去多挣钱的想法更正面一点。至于艺术作品，多谈作品本身的审美及内容才是本源。
问：谈谈您从纽约来香港兼做记者的经历吧。
答：那是一段不得已的日子。我1985年4月出国，1993年年底第一次回国住了几个月后，就决定把自己的母语从纽约带回来，但是1995年在“大家”杂志上发表了我的小长篇“带母语回家”之后，于1995年10月被禁掉，禁我的理由是自由化：作品不能在国内的杂志上发表，书也不能在国内的出版社出版。当时准备出版的三本书全黄了。于是我又回纽约了。1997年我去香港看回归，遇到美籍摄影师刘香成，他在香港办一份名为“中”的文化刊物，他邀约我去做编辑，就干了一阵，直到东南亚金融风暴之后，刊物停办了。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