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是自下而上热起来的
北京晨报：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奇怪，有了您这样的经历，为何却对国学情有独钟呢？
唐翼明：中国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保持了高速增长，这很不容易，但发展的同时，精神上也出现了一些困境，道德底线不断被突破。今天大陆所谓的“国学热”，并不是几个教授发起的，而是自下而上热起来的，说明大家有要求，在我看来，这是一次文化自救，道德自救。
北京晨报：如果国学真那么好，当初它为什么会边缘化？
唐翼明：是的，任何事物都有两面，在当下，国学热有积极作用，但也有可能产生负面和消极作用。但要看到，国学被边缘化是政治替代伦理教育的结果，在相当时期，我们的德育标准是“红”，目的是培养政治正确的接班人，对提升道德操守、个人品格关注不够。如果说社会进步犹如大河奔涌，我们不能人为地割裂它的历史脉络，可曾几何时，我们不仅在学校教育中拔掉了历史的根据，在家庭教育中也如此，“文革”时，父母教育孩子都要和社会保持统一，生怕说错了话，被子女揭发。改革开放后，出现了拜金主义、功利主义的侵蚀，加上中小学生功课压力太大，家长不太敢对孩子进行道德、品德教育。在这种局面下，把被异化的传统恢复起来，还是有好处的，对于民间的热潮，应该首肯。
“国学热”与“五四精神”不冲突
北京晨报：今天谈国学，大家不免会问，难道“五四”前贤们开辟的道路错了吗？
唐翼明：“五四”以来对传统的批判，从大方向看没有错，传统中国文化确实有落后的一面，但“五四”以来的批判中也有偏颇之处，比如把传统看得太低，左派右派都蔑视传统，都在搞全盘西化。
传统中国文化有弊端，被当时腐朽的权力利用，成了拒绝发展、拒绝改变的挡箭牌。但时代的真问题是进行制度变革，不是一股脑地否定传统文化。
同样，今天的“国学热”也绝不是要埋葬“五四”以来近百年的努力，对于国学，大家可以开放式地讨论，多元并存，不能把它意识形态化。只要坚持开放、多元，就像陈寅恪先生说的那样，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那么，传统同样可以与时俱进。国学被否定了几十年，现在刚刚开始恢复，短期内也许会泥沙俱下，但对它的负面作用不宜过分渲染，一个社会不能只有一种声音，如果只允许一个标准，那么不仅国学不行，再好的学问都不行。
国学和现代性可以和谐并存
北京晨报：从历史上看，国学并没有内生出现代性来，为什么还要坚守这条道路呢？
唐翼明：国学虽然没有内生出现代性来，但它和现代性可以和谐并存。国学中也有自由、平等的观念，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原儒思想还是很亲切、可爱的。但要看到，儒家是一套心性理论，有独到的功能，但不能夸大为无所不包，儒学并不能导致好制度诞生。一个人提高了个人修养，可能会成为好的政治家、商业家，但这不能替代政治制度、商业制度的建设，在今天，既不能用制度建设替代国学，也不能用国学来替代制度改革。
北京晨报：如果将国学与制度分别对待，那么国学确实与现代性不矛盾。
唐翼明：就是啊，原儒是有普世精神的，孔子并不是为一人、一国服务，而是为人人求解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于美国人、中国人、法国人，都是一样的，孔子也从没说过只有鲁国人可以信儒家，其他国家就不行。在我看来，儒家与现代思想接轨不太难，只要不错误地去延伸它，儒家本身无法推出政治制度、经济制度，还是要把它放在心性的领域。
新文化运动也有负面作用
北京晨报：既然这一代人已经基本忘掉了国学，再去恢复它有什么意义呢？直接用舶来的人文成果不就行了吗？
唐翼明：问题是舶来的成果很难扎下根去，新文化运动就是这样的一次尝试，过去大家都称赞它的积极作用，但很少有人谈到它的负面作用，我可能是第一个提出这个意见的人。
新文化运动用白话文替代了文言文，这确实方便了与现代科学的勾连，用文言文至少是很难陈述化学公式的，但这却松动了与历史的勾连。
首先，词义变了，许多固有的东西没了，比如“仁”，在白话文中基本被革掉了，剩下的不过是“麻木不仁”这样的贬义词，再比如“礼义廉耻”，这些概念基本退出了我们的日常语境。
其次，停止使用一套符号系统，则寄托在其上的文化意义就会被淡忘，比如繁体字所代表的价值意义，现代人已不易感受到。
在今天，我们已很难找到自己的文化传统，许多自古就有的普世价值被遗忘，只好从外部舶来，可我们都知道，嫁接比移栽要容易成活得多，再好的枝条，也要扦插到本土植物的根上，这样才能吸取本地的养料，既开花，又结果。如果总是从头再来，舶来的概念将无法吸取中国本土的深层营养，结果必然会一次次重复“橘生淮北则为枳”的窘境，不论是自由主义，还是共和主义，最终都会蜕变成专制主义。
在继承的基础上做创新
北京晨报：遗憾的是，这样的误区颇重复过几次。
唐翼明：因为对于一些挫折，我们从来没有深刻地反省，只是笼统地说做错了，究竟错在哪里，没有讨论，也不喜欢提起，这样社会就没免疫力，结果就会不断重复着荒谬。
我觉得，文化在提倡创新的同时，不能忽略继承传统。文化是需要保守主义的，因为文化中保守的成分远远大于创新的成分，一个伟大的作家，一辈子能创造出几个新词，真正被读者们接受，这就是很了不得的贡献了，剩下99.99%以上的部分，还是要用传统的老词。一个人如此，一个社会也如此，文化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做创新。
把中国的过去与世界的今天勾连起来，认清过去往前走，这才是更积极的态度。一味自轻自贱，固然也是前进的动力，可还是拥有充分的自尊自信，显得更健康一些。陈辉/文
唐翼明：湖南衡阳人，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成为新中国的第一批研究生，1982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至夏志清门下哲学博士，90年代任教台湾，曾任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教授，他的弟弟是历史作家唐浩明，曾创作《曾国藩》、《张之洞》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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