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索拉：无论社会如何，你得有清净坚固的自我(2)

　　出国后
　　
　　南都：第一次出国是什么状况？
　　
　　刘索拉：我第一次出国是美国新闻总署邀请的国际访问者，当时是作为音乐家和作家的身份去的。
　　
　　南都：当时在国外看到了什么？
　　
　　刘索拉：那时我才知道自己知道得太少了。我们八十年代的文化环境其实是太窄了，什么都不知道。虽然当时在国内还被称为在音乐上敢尝试的，但其实连状态都没找到呢。
　　
　　比如后来我专门去曼菲斯学蓝调，那些黑人蓝调音乐家一直跟我说，放松，放松，即兴。但那时候我就和音乐学院刚毕业的学生一样，整个人都是紧的，根本不知道该怎么放松，完全没有国外音乐家的那种松弛。
　　
　　包括现代音乐，当时不仅感受不到它背后哲理性的发展，而且知识上也是断的——我们教的“现代主义”是四十年代的，但我存在于“八十年代”，之间的四十年去哪儿了？我不知道，也没这方面的信息。还有流行音乐该怎么解释？我们当时听到的西方流行音乐实在太少了。那个大海在哪儿？里头都有什么？不知道。所以一到西方，一头扎到大海里头，整个就傻了。你发现有那么多好东西，就捞吧。
　　
　　南都：你从美国回来之后，又是什么时候决定真正彻底出去了呢？
　　
　　刘索拉：从美国回来的第二年，就出去了。
　　
　　南都：八十年代，自由职业者应该不多吧。
　　
　　刘索拉：我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以后，教过书，后来到北京市作协，当了几年合同制作家，然后就自由职业了。当时我做自由职业者，音乐上的活儿很多，各种可能性都很多，包括剧本和影视方面的事情，但我一直很挑剔。1988年，英国一个导演要排我写的摇滚歌剧《蓝天绿海》。《蓝天绿海》是我根据我的小说改编的第一部摇滚歌剧，由侯德健监制，有程琳、李丹丹和我演唱。折腾了两年，结果由于时局的原因，黄了。就这样，我在英国待了六年。
　　
　　南都：当时在英国的生活是怎样的呢？(来源:南方都市报南都网
　　
　　刘索拉：刚一到英国就参与了和一个很著名的乐队录音、演出，又经过大家的介绍，认识了很多非常好的音乐家。开始明白英国摇滚乐界，摇滚乐的发展，和制作。
　　
　　当时我有个乐队，代理人甚至还找来了Beatles的制作人。后来跟皮特·盖伯瑞合作，我又开始学世界音乐，还成为BMG（贝塔斯曼）签约的作曲，开始在英国业内得到认知。
　　
　　到美国以后，我马上被自由爵士音乐给吸引了，觉得那才更符合我的思维。当时认识了自由爵士的鼻祖OrnetteColeman，他特别支持我，于是我开始跟他学自由爵士。
　　
　　南都：在美国做些什么音乐呢？
　　
　　刘索拉：我到美国是签约做唱片《蓝调在东方》的。所以到了纽约也是整天在录音棚里，身边全是各种美国音乐家。《蓝调在东方》花了一年时间创作和录音后，一发表就进了英美排行榜，在美国业内非常受关注，评论也都很好。做完这个，我就开始琢磨自由爵士了。因为我一直在想怎么让所有我学到的音乐，最后能转化成我自己的音乐，而我自己的音乐，必须是在精通中国音乐和各种音乐流派的基础上。除此之外，我开始创造出很多人声音乐的新尝试。比如用衬词演唱，口技，人声器乐化，即兴的多种方法等等。甚至多年后等我离开纽约，有纽约音乐家来电说，纽约人也开始模仿我，大家觉得我开辟了一种新风格。我在纽约工作了十年后，2002年又和德国世界文化大厦签约为国际顾问，开始了和德国现代音乐家的合作过程。
　　
　　自在魂
　　
　　南都：美国的音乐圈对你影响是不是特别大？
　　
　　刘索拉：当时我所在的那个音乐圈对我影响特别大。那个音乐圈既不是我们现在常说的现代音乐圈，也不是学院音乐圈，也不是商业流行音乐圈。而是一个很特殊的反叛式的音乐圈。这些人当中有我称为老师的奥奈特考门，也有过何比·汉考克，其中庇佑拉斯维尔，约翰纵等都是我的朋友。很多现在在美国很重要的音乐家和艺术家及诗人都曾经是那个圈子里的。他们一边是很重要的音乐家和思想家，一边也以地下音乐为骄傲。这个音乐圈特别包容，有很多流派，思想特别丰富。
　　
　　这些人在美国音乐人中一直保持着神秘感，受到崇拜。但是他们永远保持着一种在音乐上的反叛态度，他们对我的影响特别大，所以在纽约的时光对我来说收获匪浅，同时也促成了我在思维上的成熟性，回头想，我还是很幸运的。
　　
　　南都：这种生活应该是你想要的吧。
　　
　　刘索拉：这是一种很自由的状态。在音乐上不仅互相认同也互相帮助，尤其是一起做音乐会的时候，非常过瘾。你不用去任何人，每个人都是高手，互相补充养分，发起疯来，一样的水平。比如像约翰纵和庇佑拉斯维尔的止疼药乐队，世界上有很多他们的听众到处追着听他们的演出，听他们的音乐会，我觉得灵魂马上被轰炸出窍了，那是一种绝对不作秀不妥协的音乐。除了在一起开音乐会的时候特别过瘾，在人文思维上也有很多认同。
　　
　　南都：这种反叛是不是也是你一直想要的？
　　
　　刘索拉：至少是我青年时代的最佳境界。
　　
　　南都：你在国外时，同当时那帮在国外的艺术家、作家往来多吗？
　　
　　刘索拉：我大部分时间是和非母语系统的人在一起工作。但是在生活中，总是和一些国内出来的朋友，有非常好的关系。其中包括艺术家，作家，或者是普通人。我交往的人不以职业和社会地位为准则。
　　
　　无论国内外的人，选择朋友都是以臭味相投为准吧。如果一个人老是担心是否得奖，和买房子置地，炫耀资产和社会地位等，肯定说话的内容是很无聊的。在国内国外都一样。
　　
　　南都：当时在国外的中国人还是追求这种奖？
　　
　　刘索拉：那时出了国的中国人可能更在乎自己在国外的社会地位，得奖就是主流社会的承认嘛。我觉得当时很多出国后的中国人都当不了“行者”，就是走到哪里都马上能领会当地的文化特点，理解当地人，而不是走到哪里先想到房子车子孩子和社会地位，而忽略当地文化和普通人。要不除了说中国，别的都说不出来，是不是挺没劲的？
　　
　　南都：其实那阵出去的人，很多在八十年代的时候在国内就特有名了。
　　
　　刘索拉：就是因为在国内有些名气了，所以在国外容易把自己当成中国的代表，老当代表习惯了，就有种权威感了。我觉得要学会做一个“普通文化人”，就是把很多文化学得更深入，但是没有权威感。一个文学家要知道的文学，哪能仅仅就是中国文学呢？
　　
　　南都：你在国外待的这二十年，你觉得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刘索拉：我的精神变得更自由了。地理环境都不能局限我。八十年代的时候，还是把自己的实体看得太重了，现在对我来说，“我”也不重要，所以我可以自由进出社会，把很多事情都看得更透明。
　　
　　南都：为什么在国外会让你获得这样一种认知？
　　
　　刘索拉：你走的地方多了，看的东西多了，读的东西多了，懂的东西多了，自然对什么都见怪不怪了。
　　
　　现在的生活
　　
　　南都：你现在在北京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
　　
　　刘索拉：大部分时间在宋庄住着，这儿是我盖的一个音乐“庙”，也是我的家。我们乐队就在这儿排练。目前有很多音乐项目，从创作，演出到研讨，还有教育项目。我去年发表了新长篇小说《迷恋咒》，说的也是音乐人的故事。
　　
　　南都：主要都做些什么音乐呢？
　　
　　刘索拉：什么形式的音乐都做。九月份，我们乐队在三联文化节闭幕式的演出给人很疯狂的印象，但如果将来你听到我的歌剧《自在魂》，那又是非常安静的风格。可以说，所有和当代音乐有关的音乐形式我都有兴趣。
　　
　　南都：你是什么时候把兴趣挪到现代音乐来的，我记得你以前主要做摇滚？
　　
　　刘索拉：我基本上把所有音乐形式都做遍了。在音乐学院学的是古典音乐，后来也接触过一些早期的现代主义音乐，但我一毕业，就忙着去尝试摇滚音乐了。等我在英国弄明白了摇滚音乐，又到美国搞自由爵士。然后2002年后开始在德国和现代音乐家们合作，2009年又开始为欧洲的巴洛克音乐家们创作。
　　
　　南都：你是什么时候回国的？
　　
　　刘索拉：可以说直到2009年底才决定彻底回来，开始设计和实施盖工作室（刘索拉在宋庄的工作室）。我觉得在国外的尝试差不多了，该试的都试完了，现在要回来再学中国传统音乐了。我喜欢守着一堆传统音乐，安静地听、更冷静地去分析。我也在做一些音乐教育的讲座，趁着备课也让自己学到不少东西。我现在在慢慢地、准备花很长时间再修行音乐的另外层面。
　　
　　南都：这算不算是一种回归呢？
　　
　　刘索拉：我不用这个词，太多人用了。永远不可能真正回归，哪怕你觉得老得都要变成婴儿了，你也不会真正再变成婴儿吧。一个球打到墙上就向相反方向跳得更远，哪边是归呢？
　　
　　我是个好奇心特别强的人。对任何一种音乐，都不会忽视，必须要弄明白，要是弄不明白我就跟自己过不去。我是这样的性格，所以跟别的音乐家不一样，对所有的音乐，只要是我觉得有意思的，包括俱乐部舞蹈音乐、地下音乐、爵士音乐，现代音乐，古代音乐，所有的这些音乐我都要经历一遍。现在，我更重视中国传统音乐。我总想把所有关于音乐的事情都闹明白，因为我真喜欢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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