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1980年代朦胧诗的代表人物之一，王小妮如今的写作显得坚实很多。她记录知青的过往，也写下与年轻学生的交流。
她仍然是一个喧哗时代的安静写作者
“有的小说是取悦于读者的，想看什么就给你写什么；但也有这样的写作者，写的原动力和意趣就是想把它写出来。”王小妮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小说应该有各种各样的写法，不然写作还有什么趣味。”
从第一小节“陈晓克今天手痒”开始，没有任何过渡，最快捷地进入到那个特殊年代特有的语境。她就这样写“意趣”，她承认自己最新出版的知青题材小说《方圆四十里》，“主要写味道，靠味道带出时代和人性”，虽然她也写了众多劳作、打架、偷狗、招工、告状的故事。
诗人、作家王小妮选取了1975年夏至1976年春位于东北的“锦绣公社”方圆四十里知青们的生活细节。陈晓克等知青虽然都是虚构人物，“但超过八成的事件有真实依据”。
“1976是重要的一年，选这个时段，正是大动荡的前夜，(写)懵然不觉的角落和人群。”王小妮说，“那个时候，豪情过去了，剩下更多的是对自身命运不知的颓废、绝望，‘破罐子破摔’。”
“他们自虐与虐人，被害与害人”
《方圆四十里》中，一个知青因为一卷草帘和农民争执，知青说，“你这是什么逻辑！”
农民不知道“逻辑”这个词，以为城里人把骡子叫成逻辑，生气了，“你骂谁是逻辑！”
从此，那个知青被所有人都叫做“逻辑”。包括插队时知青下放到集体户，村民们不识字，都念作“具体户”。
这些就是当时的“语境”。但王小妮在写这些故事时都不对人物进行外貌描写，“我有意消解它。当我回忆起那个年代，每个人的语言、服饰、环境，包括陈设几乎都是一样的。”
猪在被知青们抓住快要被杀的时候想：“动不了啦，这辈子到头啦。”在被割掉之前不停生长的稗草想：“痛快！”王小妮除偶有写到人物的所想，有时也这样写写动物和植物。她有她的道理。
“春夏秋冬和万物万灵都和人类理解的‘想’无关，它自有规律。”王小妮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人的痛苦在那个极度疲劳又全然不知未来的时候完全不值一提，人已经物化了。”
多年来，王小妮无法忘掉在农村的7年生活，即使她已经迁居深圳这个特区城市近三十年。1969年冬，出生于长春的满族小姑娘王小妮，年仅14岁便随父母下放到农村。1974年冬，她作为知青在吉林九台插队，“我被一个赶毛驴的人领到完全陌生的黄泥小屋里，那就是我的集体户。我靠着一根木头柱子，守着它，我无声地坐了几个小时，等着第二天闷头到地里干活，等着面对陌生人的尴尬快些过去。”在随笔集《一直向北》中，她写道。
在一幅旧照片中，已经熟练于劳作的王小妮挽着衣袖、裤腿，和两个女青年对着镜头笑着，娇瘦的她几乎是张大着嘴笑。那是她度过的青春岁月。
但她并不以亲历者的身份写《方圆四十里》，而是和读者一样旁观。“对于那段生活，亲历者们不只经历了苦难，同样也有许多欢快。他们自虐与虐人，被害与害人。”
如今看来，当时很多人用“日记”记录下来的知青文本并不可靠，几乎像是出自同一个人的“语录摘抄、自我激烈、空洞抒情的集合体”。王小妮回忆说，“我遇到过这样的人，写日记放在明显的地方，等于公示自己的思想进步。”如果有一本可信的记录，她很可能觉得就没必要再写一部《方圆四十里》这样的作品。
1975年，王小妮被调到九台县城的一份知青小报做编辑，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她成了“七七级”，次年春她被解放牌卡车拉回长春读大学。
“最初听说可以考大学，有相当多的知青是麻木的，特别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后下乡的。”王小妮回忆说，“大学生的吸引力对有些人(来说)不如直接招进城里做产业工人，‘文革’记忆还在，知识分子并不得到所有人的向往，主要是想回到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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