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重逢
1950年冬，钱穆到台北募款，得到3000港元，解了钱穆燃眉之急。当时新亚书院每月的固定开支为4600港元。1951年冬，钱穆又到台北，一直待到1952年。他以复兴传统中华文化为己任，积极在台湾推行中华文化。1952年春天，钱穆在一次讲演中，突遇礼堂塌方，当场被击昏，但大幸未死。
胡美琦得知钱穆受伤，从图书馆告假来探望他。出院后，钱穆跑到台中就近休养，白天仍修改讲稿，胡美琪每天下班就来探视，还带来南宋以来的文学小品供他消磨，待到一同晚餐才离去。星期日放假，他则约胡美琦去公园散步，就这样一起共度了4个月。
钱穆发现胡美琦跟她的同辈人不一样，对传统文化怀着一颗炽热的心。这几个月里，胡美琦的年轻、机灵、落落大方、教养，以及她的单纯天真和无微不至的照料，让患难中的钱穆精神振作。
钱穆此时不知道，老家的妻子也在经历苦难。在苏州，51岁的张一贯突然脑溢血中风，失去教职，陷入孤独封闭的状态。
胡美琦后来继续学业，她进入台湾省立师范学院教育系，两年后毕业。那时，胡美琦觉得自己的国学知识浅薄，于是怀着对学问的追求飞赴香江。
相守香江
1953年，新亚书院在困难中艰辛前进：经费仍然紧张，人事不稳定，学生流失，教授出走。创校4年，始终其事的教授，此时只剩3位。第一批招收的学生有80多人，此时第一届毕业典礼上只有十分之一。
1954年，胡美琦飞到香港和钱穆相会。这一年胡美琦25岁，钱穆已到花甲之年。自从胡美琦来港之后，钱穆的处境发生了转变。1954年新亚书院获得美国亚礼学会经济上的支持，经费问题得到很大的解决，同时学校身份也获得了港府的肯定，校舍得到扩建，在体制上，也增设了研究所。
此时的内地，革命声浪一波高过一波，气氛愈来愈严峻。张一贯在屋内艰难练习走路，她要面对一切，必须自理生活，独自将儿女养大。而钱穆知道当时的形势，明白很难再回去了。
1956年，钱穆事业和健康上的困顿逐渐舒缓。他决定给胡美琦一个交代。这一年两人终成眷属。
老夫少妻的婚事，还是需要说明。钱穆写信给自己的高徒余英时说：穆之婚事，实非得已。以垂老之年，而饮食居处，迄少安顿，精力有限，甚何能久。最近居钻石山，僻在郊野，聊可瞩眺海光山色，并可散步逍遥，或于精力心情，稍有所以益。惟美琦以盛年作此牺牲，私心甚望其能继续治学，勿专为家庭琐务毁耳。
事实上，胡美琦是钱穆的知己。
婚后，他们蜗居九龙钻石山难民区，以客厅为书室，一房储物，摆上小桌就是饭厅。胡美琦不只料理家务，而且协助钱穆应酬各方关系，看着丈夫在新亚书院困局中苦撑，胡美琦就安慰钱穆，一直到港府以新亚书院为基础，合并其他几所私人学院成立香港中文大学，他们才稍得喘息。
一生知己
1966年，“文革”开始，大陆逃港者涌至，香港社会日乱。1967年，胡美琦和钱穆移居台北。也就在这一年，钱穆彻底与老家妻儿断了音讯。这时，钱穆73岁。
1977年，钱穆83岁，胃病复发，卧病40天，到了1978年农历新年才下楼走动，此时他双目因青光眼日益严重，几近失明。
在大陆，和钱穆失去联系的张一贯多年来独自支撑起这个家。1978年，张一贯撒手人寰。故去前，她甚至不知钱穆是否仍然在世。
1980年，86岁的钱穆终于和儿女们重新取得联系。他们通了几封信，即匆匆约在香港见面。
1990年，钱穆去世，他生前曾说希望晚年能在家乡安度余生。于是，胡美琦几经周折将钱穆安葬在太湖西山湖滨的山坡上，因为这里的景色很像他们当年在香港沙田家中楼廊远眺的景象。(据《看历史》谭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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