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看您的作品总觉得有很深的情感因素？
刘：很多时候人是被自己感动的，其实他活着就是那个样子，我的艺术如果说有一点目的性，就是我希望看到我作品的人想想自己的生活。
记者：您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种户外创作的习惯？
刘：学画的时候就这样，经常下乡，当然以画速写为多，因为拿一张大画布出去很不容易，刮风下雨的，路途遥远，是需要一帮人协作帮忙的。年纪大点儿，积攒了经济基础、社会关系，能够做到这一点，自然地就
形成了，我一直比较喜欢你们所说的写生。
记者：作家阿城说您总能迅速抓住一个地方的质感，这是天赋还是长期练习的结果？
刘：我分不清楚，我服从他的说法，一种动物性的直觉。这个部分应该你们去说。我就是自然地发掘、自然地表达，如果说有什么基础，就是画静物的感觉。
记者：不过您怎么做到的呢？
刘：这可能就是在考验一个艺术家了。我只是保持一个自然、松弛的状态，这样水平会发挥得好一些，这是天性。你要对比赛太得看重，就可能发挥失常，要是把比赛当成日常训练，反而发挥最好，但是加上竞争，又可能使你超常发挥；我画画也是这样，保持一个松弛的状态，跟别人相处，叫别人不感到紧张和戒备，就能抓取更多人的精髓。作画的时候，周围人的干扰有时候会变成一种力量。
记者：您有紧张的时候吗？
刘：他也不杀我，我紧张什么？都是友好相处。但有时候会改变，比如说我这次去新疆画画，遇到几个人，都谈好了。第二天我什么都准备好了，人家不来了，再打电话，他说没这事儿。这种情况你只能改变自己，换个地方再找别人，这种事情经常发生。这叫因地制宜，你不能老指望改变别人，你得改变你自己才能应对。你非得说他为什么不来，说好了怎么不讲信誉？什么叫信誉？不来就不来，我不认识你，人家把电话掐了，你也别怨人家，人家不喜欢。
记者：人到中年还会对生活感到脆弱和恐惧吗？
刘：比年轻人还要脆弱和恐惧。
记者：为什么？现在难道不是您最强大的时候？
刘：不是，年轻的时候可以不管不顾，那时我跟畏冰(摄影师)可以抡脚就跟人打架；现在不行，抡脚之前想的全是结果。所以，现在对生活基本上是躲的态度，少一点麻烦，年轻的时候喜欢复杂、打拼，现在就喜欢简单，与人为善就行。
记者：您对社会新闻似乎不是很关注？
刘：按照我的理解，知识分子的表达也许有用，也许没用。就像很多研讨会，到最后都是有点儿怨气，怨这块建筑不好，城市规划太差，可是这些真不是你能决定的。你的思想要去改变决策者的思想，这个不太容易。知识分子有知识分子的思考角度，你的思考不见得能对别人形成多大的影响；但是大家全都思考，有些人也许会谦虚一点，如果都不思考，这个社会就越来越腐败。
记者：有一些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和禁忌会不会对您的创作有影响？
刘：当然，会使我的艺术变得更加复杂，演绎更加晦涩。
记者：除了艺术创作，您还对别的什么事情感兴趣吗？
刘：没有什么，我对什么都没有那么痴迷，可有可无。
作者：沈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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