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于是之的痛苦
在北京人艺的很长一段时间，于是之担任过北京人艺的第一副院长，兼管创作。由于平生最钦佩两位恩师曹禺和焦菊隐，于是之是在北京人艺首先提出要“建立学者化剧院”的思想的人。退休后，他撰写了《论民族化（提纲）诠释》的长篇论文，主编了论文集《论北京人艺演剧学派》，这些书凝结着他对北京人艺舞台导演理论与实践以及北京人艺风格的精辟总结。
知名编剧何冀平在去年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回忆说，当时人艺最核心的部门不是院长办公室，而是编剧组。组长就是于是之。平时编剧们的生活非常自由，不用上班，人艺也不管你在干吗，可以说就是整天“供着”你。“但是于是之每周都会组织我们六七个编剧一起聊天、吃饭、喝酒。虽然他当上了副院长，工作很忙，但我们编剧组的每周一聚依然雷打不动。”
在于是之的主管下，编剧组的创作环境非常宽松。按照何冀平的说法：“剧院一点不给你压力，就是一直把你当宝一样看着，你能感受得到。但是我们如果把剧本交出来，于是之每一次都是恭恭敬敬的，双手接过剧本，感觉就是把你的心血都接过去了。然后于是之会把自己关在家里，躲起来，不见人，认认真真看两遍，大家再一起讨论。”何冀平回忆说，当年，于是之甚至把自己的分房福利让给了李龙云。
而编剧郭启宏回忆起于是之更是直截了当用了“好人”的定语。他回忆说，人艺剧本组鼎盛时期一共9人，都是于是之一人罗致，“我最晚加盟，似乎我的到来使他最终完成了人艺作家群体——‘人艺小作协’的构想。那时，曹禺为院长，于是之任第一副院长，兼管创作。剧本组的哥们没有官称‘于院长’的，也不管年龄差距，都叫‘老于’、‘是之’。
回忆起于是之主管创作时的种种，郭启宏总结道：“我曾经为是之画过像：这是个一秉至公的人，从不以权谋私；这是个光明磊落的人，从不阳奉阴违；这是个开诚布公的人，从不欺罔视听；这是个大节不夺的人，从不市恩嫁怨；这是个襟怀坦荡的人，从不妒贤嫉能；这是个雅量高致的人，从不睚眦必报；这是个谦虚谨慎的人，从不颐指气使；这是个引咎自责的人，从不文过饰非……好人是之！ ”
在人艺的很多人看来，于是之晚年之所以会生病，是当副院长累坏的。由于于是之不但演技高超且人品好，因而颇受剧院上下尊重。自1984 年3月，他担任人艺第一副院长直到1992年9月卸任，他除了演出外，管艺术，管行政，管分房，管涨工资，事无巨细都得管。加之于是之骨子里是个分外认真、极为谨慎的人，所以压力就愈加的大。
而从1982年进院成为编剧组一员的李龙云看来，于是之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所承受的那份痛苦，不仅来自他的性格气质、他那种高度敏感与自尊，更来自他曾主持过一家剧院的工作。1984、1985年前后，北京人艺三部话剧《小井胡同》、《车站》、《吴王金戈越王剑》一度被禁演。作为重要责任人，于是之所面临的困境既包括如何保护演出团队的积极性，又为院内外不喜欢他的人送去了诟病的口实。于是之夹在几种力量之间，感受到很深的惶恐与痛苦。
“于是之是那样丰富与矛盾，他的性格和精神世界具备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全部复杂。任何人都没有能力替代于是之作自己的内心剖白。那份剖白是那样独特，那样有价值。可惜，随着他语言与思维能力的逐渐丧失，那份剖白已经很难再出现了。”
晚年于是之
“王掌柜，永别了！”
1992年7月16日，于是之最后一次演王利发。他因病，嘴巴总像嚼口香糖一样不停抽动，而且演出的时候不断忘词。但热情的观众并未在乎这个，谢幕时，于是之大喊一声：“感谢朋友们的宽容！”剧场里一位女孩儿突然用童声回答：“王掌柜！永别了！”今天，“王掌柜”真的与我们永别了。
最后的《冰糖葫芦》
1996年，人艺排新剧《冰糖葫芦》，编剧是梁秉堃。当时的北京市文化局长张和平希望于是之在戏里扮演一个角色，哪怕是坐着轮椅转一圈也行。
用观众的说法：于是之只要出场，本身就是壮举。梁秉堃也没想到于是之很爽快地答应了这个邀请，大家都非常高兴。排练一开始对词很顺利，于是之好几年没演戏，显得挺高兴。
梁秉堃谈到当时的情形说，走位的时候就出问题了，于是之老对不上词，特别是说不上“钥匙”这个词。五分钟的戏，排了一个钟头都排不下来。有的人不耐烦了，这时候，于是之突然激动起来，站在场中间，对着导演断断续续地说：“我是有病……不然……这点儿戏早就排完了……你们着急，我更着急……我耽误了时间，实在对不起大家……可是没有办法……怎么办呢？……到底该怎么办？”
导演赶紧宽慰他说没关系，再排一下马上就好了。这时候刚好吃饭的时间也到了。
“我和李曼宜大姐把包子和稀饭送到于是之面前，但他一口都不吃，也不吭声，坐在椅子上，望着窗外很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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