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进入体制
1990年代是邓正来最风光的岁月。直到2003年，邓正来在时任吉林大学党委书记张文显的邀请下，成为吉林大学的教授和博士生导师，结束了18年自由学者的身份。当时，邓正来的家并不在长春，所以他不能总待在吉大，但他给每个学生规定了读书任务，固定的时间考察每一个人的读书近况。入学的初期，邓正来会尽量确定好每个人的兴趣与爱好在哪，然后才会有针对性地指导读书。每个人读得不一样，然后通过讨论达到互补的功效。
2008年起开始担任复旦大学高等研究院院长，邓正来努力在这个高等研究院做的一件事情是“去建构中国自己独有的一套社会哲学科学和西方对话”。这几年复旦大学高等研究院招募的学者，他们的知识结构多元，跨学科、跨国籍，在那里举办的各种学术研讨会，哲学、文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各个领域都有，他甚至会请文博系的学者去高研院讲关于文物的知识，请自然科学家来讲环保，请出版界的编辑谈学术看法等等。在很多学者看来，这样一种高研院建制方式跟当年他办读书会何其像。
有一次，邓正来专门向早报记者介绍了他这几年在复旦到底做了些什么，“我们高级研究院开的年度论坛，学术讨论的问题都是最前沿的问题，。我们搞过关于中国社会科学怎么走向世界，人文社会科学如何面对日益变化的问题等。来参加过我们讨论的人都有一个很深的印象，我们更强调的是讨论、交流和批评，而不是简单的每个人跑到这里来说一通话就完了。”
用邓正来自己的话说，他来复旦创立高等研究院，是以期以“高等研究”的建制超越唯西方马首是瞻的学术误区与现行体制画地为牢的学科壁垒，进而引领中国社会科学实现走向世界的“知识转型”。所谓中国学术界的“知识转型”，邓正来认为，“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社会科学必须从引进、复制、国际接轨的阶段迈向一个‘知识转型’的新阶段，即走向世界，并与世界进行实质性对话的阶段。这种‘知识转型’在根本上要求中国社会科学必须从西方思想的支配下解放出来，主动介入全球化时代话语权的争夺。”
翻开复旦大学高等研究院过去几年的活动记录，从那些名字和数字，你能感受到邓正来的能量和庞大人脉。只是20年前的读书会成了高等研究院这个大平台，一大批全中国最优秀的人文社科学者和世界知名学者接踵受邀来到复旦。梁治平的“中心”是一个席明纳式的学术讨论方式，邓正来到了复旦后沿用了这个方式，创办了“世界社会科学前沿席明纳”和“中国深度研究席明纳”。
讲义气的“学界豪杰”
有人将邓正来称为“学界豪杰”。这个标签标志着邓正来与其他学者不一样的几个特征。他是自学成才，虽然接受过研究生教育，但没有获得研究生学位，没有接受过博士学位。他本科是外语，硕士是国际私法，然后博士没读，但他的学术影响力横跨好几个学科。邓正来在吉林大学的博士生孙国东说：“这完全是他凭着对学术的热爱，一路打拼出来的，不是那种学院派的知识分子可以做到的。”
称他为“学界豪杰”，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一直都是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的非常重要的组织者，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讲是一个领导者。从2008年底复旦高等研究院正式成立至今，复旦高研院共举办了约300场活动，几乎每星期一场。强世功也认为，邓正来很好地扮演了学术组织者角色，对很多学术思想问题研究有重要推动，“国家与社会范式的研究，国家与社会范式的讨论都与他有关，他也写了很多这方面文章与翻译。这个范式的研究对法学经济学等领域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在他创办的 “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和 “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左右不同意识形态的学者罕见地共聚一堂讨论同一个问题，这在以意识形态画圈的国内学术界，已经是很难得的事情。“邓正来用他的智慧和方法把这些人笼络在一起。常年游离在学术体制之外，他并不理会那些学术规则和交往规则。走在江湖上的他，有自己的方法让这些人坐在一起，真正地超越左右。复旦高研院的讲坛上有各种立场和倾向的学者，成为国内少有的兼容并包的思想平台。他重义气讲交情，但绝不是没有原则上的是非标准。学术上的平庸和虚假是他最大的敌人。在这方面，他可以放任自己智识上的优越感，从不掩饰对学界人事的臧否。”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刘擎说。
在很多人看来，邓正来身上有很浓的江湖气，喜欢热闹，但在孙国东看来，这恰恰是他遵循了一种学术原则的“学术包容”，“在邓老师主持的学术活动当中，大家可以看到在其他地方见不到的情况，一般来讲新左派开会，自由主义者是不参加的，自由主义开会，新左派也是不参加的。但是在邓老师组织的会议当中，他们都可以坐在一起。”
纳日碧力戈是复旦大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他是邓正来于2009年从美国引进的人类学和民族学学者。纳日碧力戈说，邓正来身上有一种特殊的人格魅力，这个魅力是一般人不具备的。“我跟他见面是1996年，我在他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上发了一篇文章《种族与民族概念互生与演进》，从那时起再没联系。2008年我想回来，给邓老师打了一个电话，邓老师说你回来吧，我了解你。他把我的那些学术情况摸得很准，这么多年没见，他还相信我。”
在生病期间，邓正来的好友学者周国平专程从北京飞到上海，在上海肿瘤医院对面住了9天，在医院陪了邓正来5天。邓正来有很多朋友，但孙国东说，他们平常基本上没有联系，但有很深的默契，“有需要的时候，打个招呼就来了。对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义。”所以，邓正来一直说，他生前最重要的一笔财富，不是他拥有什么知识，拥有多少书本，而是拥有一帮学术界的朋友，而且这帮朋友都能在关键的时候，对他从事的学术事业给予非常大的支持。
最后的时光
去年12月24日，邓正来到医院做胃镜检查确诊胃癌，到昨天1月24过世整整一个月，下个月的24日恰恰又是他57岁生日。孙国东说：“在他做胃镜检查的前几天，2012年12月21日我们一起打乒乓球都还好好的，历历在目。直到昨天（1月23日，编者注）我最后一次见他的时候，他神志还很清楚。昨天下午5点多，他的病情缓和了之后，他就撵我和师妹走。我就跟他讲，明天一大早来看你，他一听说‘一大早’就惊了，他就说，你怎么一大早来？我最后想，他这个问话包含了两层意思，第一他可能觉得我们一大早来，他的病情是不是很严重，对他自己有个暗示。第二个他需要休息，因为我们一般人探望是上午10点钟以后，所以我就最后补充，我说的一大早是指上午10点钟以后，他说那好，都好好的。”
孙国东昨天对早报记者说，邓正来在过世之前神志非常清楚，求生欲望也很强烈，走得非常突然，所以没有留下任何遗嘱。“邓老师在生命的后期，其实还在想着一件事情，这件事情现在成了他的遗愿了，我们希望把它给完成。他在生命的后期，还准备在2013年3月邀请中国最顶尖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林毅夫先生、张维迎先生加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前任院长周其仁先生，让这一些经济学家就中国的经济问题在复旦大学高研院做一个系列讲座。这件事情是他在生命中最后还在推动的，大概1月10日左右，他还在写邮件推动这件事情。”
孙国东说，“作为学生，我不仅仅是他学术事业的参与者，在很大程度上我自己也可以定位为一个观察者。”孙国东向早报记者回忆了老师过世前发生的一个故事，“三天前，邓老师当时要做一个CT和核磁共振检查，当天下午检查了一个多小时。因为邓老师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了，身体的消化机能受到严重损伤。有个检查需要他屏住呼吸15秒钟，邓老师回来之后专门跟我们讲，从鬼门关走了一趟。因为屏住呼吸15秒钟感觉自己快不行了，但神志还很清楚。他说在那一刻，想到了两点，他的原话是‘想到了我的爱情和亲情’，因为当时既有师母，也有他的女儿和姐姐在身边。他特别强调‘还想到了我一大帮学术界的朋友’。这些名字他一一列举，他说正是对于这两类人的那种想念支撑了他，让他度过了那艰难的15秒钟。他说这是一种信念，他觉得我们这些人需要他。”
邓正来把学术作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我非常喜欢这样一种状态，当我面对一个鱼塘，我坐在它边上，在秋天的黄昏，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是一种一水一人一世界的状态。对知识也是如此，就是那份爱。”邓正来的书斋叫“三一斋”，即“一水一人一世界”之意。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