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在“批判”中被介绍到中国
在“文革”期间，从1968年开始，“自然科学理论战线”的批判运动开始启动。相应地，爱因斯坦和以相对论为代表的科学理论都经历了一场批判。
1971年10月，许良英从报纸上得知商务印书馆已经恢复业务，于是写信询问是否可以出版已译好的译稿，得到的回答是要他立即寄去成稿。不过，此时，那部译稿以及《爱因斯坦的世界观》的书稿却被上海方面的“写作组”因“批判需要”从李宝恒处强行“借用”。许良英在索稿而不被理睬的情况下，写信给上海有关负责人，表示如不归还译稿他将“诉诸法律”，这才最后要回了译稿，但《爱因斯坦的世界观》的书稿却下落不明。
1972年3月，许良英将译稿带到北京交给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决定尽快出版，但因为在成稿9年后国外又有新的资料，许良英和李宝恒又继续补译新资料和复校被上海“借用”时被涂改的原稿。正当这些工作进行当中，许良英得知上海人民出版社将出版一本《爱因斯坦言论集》，从其内容介绍上看与他的译稿完全一样。于是许良英写出揭露文章分别寄给有关人员和各地好友，并到上海交涉。经过谈判，上海有关负责人“指示”，《爱因斯坦言论集》是以许良英等人的译稿为基础，可以加上许的署名，并付给许稿费，并表示可以给许良英安排工作。对此，许良英明确表示不同意，坚持要由商务印书馆按原计划出书，上海只能出节本。同时，许良英写信给毛泽东和周恩来申诉，信被退回后，他又将申诉信转寄给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等人。最终科学院出面将信转给国务院。在此情况下，上海方面只好与商务印书馆达成协议：上海出的书“内部发行”，而商务印书馆则按原计划公开出版该书。
1973年9月，上海出版了《爱因斯坦论著选》，在扉页的编译说明中提到此书由复旦大学的十几个人“集体编译”，而且“在编译过程中，曾参考过许良英、李宝恒于1962～1965年间的旧译稿”。
考虑到上海抢先出版，许良英等人决定要将原稿内容大大扩充，从原来的一卷扩大为三卷，书名改为《爱因斯坦选集》。这个意见为商务印书馆同意。鉴于李宝恒当时在上海已无法继续合作，许良英又约了范岱年、赵中立两位从事自然辩证法研究的朋友(当年他们也曾因受许良英的牵连而被划为“右派”)合作。1974年9月，译稿的第一卷(46万字)终于交到出版社，并在交稿后一周就送到了印刷厂排印。而此时，上海的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运动正搞得轰轰烈烈。此后又经一系列的波折，收录爱因斯坦科学论文的第二卷译稿也于第二年9月交稿。
1973年在将原编译计划扩充为三卷本时，有人对最初设想的《爱因斯坦选集》的书名提出异议，认为“选集”只能用于革命领袖，而不能给“资产阶级科学家”出“选集”。于是书名改成了《爱因斯坦文集》。1976年12月，《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终于出版了。约一年后，1977年3月，《爱因斯坦文集》第二卷正式出版，第三卷的出版，则一直等到1979年10月。
当年，胡耀邦看到刚出版不久的《爱因斯坦文集》说：“很多内容我没看懂，但看懂的那些，对我启发很大。”自1952年后，爱因斯坦在中国就被批判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者”，文革中更是“批判相对论，革相对论的命”。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后，胡耀邦便要求下属都去读《爱因斯坦文集》。
许良英介绍给中国人的，是“作为一个人的爱因斯坦”，而不仅是“作为一个科学家的爱因斯坦”“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怀疑一切权威的人，是一个始终独立思考的人。他一生的追求就是：真、善、美。”
许良英先生对爱因斯坦的这些评价，也是他自己精神境界的真实体现。
(作者系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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