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平伯先生通讯始于一九四七年(正好是丁亥年)。第一封信就是请他写字。我对他的手迹有特别的爱好，可以说是求取不厌，而他也从来没有拒绝过。所以大小幅收藏得不少。尘沙历劫，毁失殆尽。三四年前又开始请他为我补写，现在手头竟又有了好几幅了。出乎意料，他最早给我写的两叶诗笺不久前又找了回来。纸墨如新，别来无恙。一弹指已经过去了三十五年，平伯先生也已经是八十开外的老人了。(可见此文作于1982年，晓剑注)
这两叶诗笺是静文斋的出品，并非上乘佳制。值得珍重的是，这是当年鲁迅编印《北平笺谱》时挑剩下来的落选物，退还给郑西谛时有一大包，后来西谛就又陆续分赠朋友。“不道归来鬓有丝”两诗是我读了喜欢请他重录的，原诗见《古槐梦遇》。另外一首则是“近作”，也就是一九四七年所作：
凉秋惊远客，归意可从容。燕雁虞罗侧，兰萧束刈中。耳聋疑夜雨，叶静误微风。寂寂萤残照，馀生惜暗虫。
至此，这张书札的来龙去脉算是搞清了。没想到一张纸片，竟然牵出俞平伯、黄裳、鲁迅、郑西谛等多位大家的掌故来。
但是且慢，查明出处，并不代表我手头的这张纸就是真迹啊！先从纸张入手，循着黄裳先生文中提到的诗笺是静文斋出品入手，在百度继续搜寻，发现新浪博客博主“pishi143828”在一篇《远去的风景(四)》的博文中提到：
静文斋，一家很有名的南纸店。其始建于何时未考。想必清季已然存在。民国间当为其鼎盛期。其时曾于南京设立分店。
鲁迅日记：“三次去琉璃厂，21日购买六朝墓铭拓片7种，23日和28日又在静文斋、宝晋斋、淳菁阁、松古斋、清秘阁等南纸店买了几十种信笺。”说明当时鲁迅已着手笺谱的搜集研究。
郑振铎《访笺杂记》：路北有静文斋，也是很大的一家笺肆。当我一天走进静文斋的时候，已在午后，太阳光淡淡的射在罩了蓝布套的桌上，我带着怡悦的心情在翻笺样簿。很高兴的发见了齐白石的人物笺四幅，说是仿八大山人的，神情色调都臻上乘。吴待秋、汤定之等二十家合作的梅花笺，也富于繁颐的趣味。清道人、姚茫父、王梦白诸人的罗汉笺、古佛笺等，都还不坏，古色斑斓的彝器笺，也静雅足备一格。
鲁迅，郑振铎合编《北平笺谱》共收彩笺三百十幅，得之静文斋者十种，计五十二款，占六分之一强。可见其花笺刻印制作之盛。
王树村先生《花笺掇英》录入“静文斋”梅花笺一枚，其介绍文字云：“静文斋制笺寥寥，多年来仅见此页”。此乃各人际遇不同，静文斋笺存世不少，以余所见，其量仅亚于荣宝斋，朵云轩。
博文中还附了几张当年静文斋出品的诗笺的图片，对照我手头这张泛黄的纸页，只是普通的宣纸，应该不是静文斋出品的吧！
用纸的问题初步理清了，再去请教单位里几位对收藏有研究的同事。先给其中一位搞收藏的同事许看，说初步判断，这纸张是老纸，有些年头了，纸页都已泛黄了。关于书法，叫我请教办公室另外几位懂书法的同事。于是又去请教另外一位同事杨。他从书法的角度，给我指出其中的一些作为一位文章大家的书法不应该有的缺陷，比如每个字的线质不够挺劲、沉着，显得过于拘谨，对于一个四十八岁的书家来说，看不出应有的自信。像“耳聋疑夜雨”的“夜”字，应该也不是这样的写法。然后从钤印上来分析，“德清俞氏”和“平伯之章”两方印刻得都不错，但从印在纸上的色泽来看，不像是60多年前的朱红应该有的透出来的样子，由于网上找不到相应的钤印，不好妄下判断。又从网上搜寻俞平伯的书法和印章给我指出其中的差别。正在热烈讨论中，办公室另外一位省书协的书法家蔡进来了，给他一看，很明确地告诉我，这肯定是伪作，一看这书法，一言以蔽之，就是没有“气势”。书法的外形可以学，但是这内在的气韵不是一朝一夕能学得出来的。
为了搞清钤印的问题，25日晚上，特意跑到台州图书大厦，找最近上海译文出版社刚出版的一本《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该书附了大量当年俞平伯和周作人的往来书信影印的原件，但是由于1947年时周作人因为曾经担任伪职而下狱，两人持续了几十年的通信已经暂时中断，无由得见1947年前后俞平伯的书信原件，因此也找不到这静文斋花笺和平伯之章的钤印，可惜可惜！
忙了一圈，关于这幅书札的真伪，大致可以作出判断了。但是这丝毫不影响我内心的快乐。通过这一幅小小的书札，学到了很多东西，不仅知道了这首诗背后的故事，还学习了一幅好的书法作品气韵是如何流转的，即使花一笔小钱，买到的是一幅伪作，又有什么关系呢？
关于书画作品的真伪，再说几句。最近听蒋勋先生解读台北故宫博物院馆藏的27件限展级镇馆之宝，有王羲之的平安何如奉橘帖唐代摹本，有范宽的溪山行旅图真迹等，大饱耳福。蒋勋老师特别提到，当年乾隆皇帝四处搜寻书画作品，可惜贵为天子，也有看走眼的时候，像范宽的“溪山行旅图”，将一幅赝品作为真品，还得意地盖上一方“神品”的钤印，收藏的真迹反而在宫中冷落至今，直到几十年前才由台北故宫博物院原副馆长李霖灿先生鉴定，在真迹中找出隐藏在画中极不显眼处的落款“范宽”二字，最终鉴定为宋代范宽的真迹无疑。还有一幅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当年乾隆皇帝也是将一件先期入宫的赝品当成真迹，叫当时的一位书法家在卷首山水的空白处题了一幅长长的诗作，大为赞美，而后期入宫的真品反而受到雪藏，“因祸得福”干干净净得以保留至今。想想乾隆皇帝贵为天子，鉴定的书画作品也不一定都是真迹，故宫博物院馆藏中到处盖着的“宜子孙”的钤印，现在看来更像是一个讽刺，也像是一种保护吧！作为一介小民如我，又何必耿耿于怀呢？
回家后，我准备把这幅书札装裱起来，放在书房里。并写下这篇文字，以作纪念。
(2013年2月25日午后记 2013年2月26日午后补充)
选自lqpeople 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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