抹掉高岗，没有破坏构图
这幅《开国大典》被陈列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然而仅仅三年后，就发生了“高饶事件”。作为国家副主席、政治局委员的高岗于1954年初被撤销职务，8月自杀身亡，1955年3月被开除党籍。革博随即要求董希文修改《开国大典》，将位于画面上第一排边上的的高岗抹掉。为了不使画面损坏，董希文在其他油画上做了多次实验后才动笔，删掉了高岗的画像。
这次改动对于整个画面来说并没有太大损害。董希文后来曾说：“这幅画在构图时，高岗就有挤在边上的局促之感，去掉他对构图倒有好处。”这一版的《开国大典》, 在1959年建国10周年之际，不仅被陈列在新建成的中国革命博物馆里，而且被雕刻成纪念邮票，广为流传。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当时毛泽东提倡用中国画画革命题材，董希文并不赞成，因为他是《开国大典》的作者，免遭被打成“右派”的厄运，但被罚以“留党察看两年”的严厉处分。他后来还为革命历史博物馆画过长征、红军过草地，但都被认为调子灰暗，没有展出。
删掉刘少奇，补全董必武
《开国大典》中人物众多，并不能一一完全展现，画面上的董必武只有小半张脸。早在1953年怀仁堂画展上，领袖们就曾开玩笑说，董老，画家只要一笔，就可以把您勾掉。然而谁也没有想到，时隔19年后，董必武的形象不仅没有被抹掉，反而被描绘完整，说起来，这得“感谢”刘少奇。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刘少奇成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董希文也遭到打击，并被下放干校。
1972年，当时中央文革小组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而筹办纪念美术展。革命博物馆把董希文从干校调回北京，通知他在《开国大典》上去掉刘少奇。有人对董希文说，如果你这幅画想挂在革命历史博物馆，就得把刘少奇改掉，否则就永远挂不上了。
此时董希文已经身患癌症晚期，手术后虽然情况尚好，但体力衰弱。这个修改工程很复杂，因为不是简单地去掉一个人，而且要另外补上一个人，还要牵动旁边的人。女儿董一沙回忆当时情形时说：“当时父亲病痛难捱，但他心灵的痛楚则更为剧烈。为了减轻他的痛苦，哥哥要替他去改，他坚决不同意……”
董希文在儿子的陪伴下抱病来到博物馆，让儿子当“拐杖”撑着他作画。他首先将一块与刘少奇形象一样大小的布覆盖在画布上，然后涂上稀料，这样可以控制稀料外渗，尽量不去溶解破坏周边的画面，然后将刘少奇从画布上刮去，重新做过底子后，在刘少奇的位置画上了原本只有半张脸的董必武。
《开国大典》上没有了刘少奇，董希文心中从此就多了一层牵挂。他说：“一个搞艺术的人对自己的作品要负责，要负责一千年……”他希望在有生之年亲手将刘少奇恢复。当时，董希文的癌症已到晚期，为能挨到这一天，他亲手刻了“抗癌”、“百折不挠”等字样的印章，鼓励自己战胜疾病。他对学生们说：“真希望再有20年……”但董希文最终没能等到这一天的到来。
改掉林伯渠，复制第四稿
董希文用小刷子把刘少奇洗得干干净净，目的之一就是期望《开国大典》还能挂在革命历史博物馆。但结果这幅画还是被取了下来放入博物馆库房。
删掉画上的刘少奇不久，执掌大权的中央文革小组，将下放在河北磁县农村劳动的一些中央美院的著名教授调回北京, 任务是对一批五六十年代有影响的革命历史画进行“刷新备用”。
据董希文的学生、现中国美协主席、著名油画家靳尚谊回忆，“刷新”《开国大典》的目的，是要改去立在周恩来身边的林伯渠，原因主管部门没有道明。后来人们推测，这件事的幕后推手是江青，因为在延安时期，林伯渠反对毛泽东与江青结婚，并搞了约法三章。
而这时的董希文病情已相当严重, 不得不住进医院，改画的任务已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于是靳尚谊被“请”出来，在董希文的原作上改掉林伯渠。靳尚谊一度陷入为难，为了尊重历史与自己的老师，他灵活地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即由他和画家赵域按原图复制一幅《开国大典》。他们边复制边向病重的董希文请教，这是此画的第四稿。
1973年1月8日，58岁的董希文带着遗憾离世，这幅复制的《开国大典》还没来得及和观众见面，“四人帮”就倒台了。
二十多年后《开国大典》终恢复原貌
1978年，中国革命博物馆举办党史展览，《开国大典》必须展出，而刘少奇此时已平反昭雪。本着实事求是、还历史本来面目的原则，革博征得上级同意，决定将《开国大典》恢复原貌。但董希文的原作几经改动，难以恢复原貌，家属也不同意在原作上再改动。博物馆只好委托著名画家靳尚谊。当时靳尚谊忙于公务，便推荐了北京青年画家阎振铎、叶武林，他们在《开国大典》的复制品上画上了刘少奇和高岗。
至此，《开国大典》终于恢复原貌，如今在国家博物馆展览厅里所展出的《开国大典》便是临摹品，另一幅则是画面上没有刘少奇的《开国大典》。
今天，当人们在博物馆里踱步于这两幅历经修改的特殊艺术品中间时，在欣赏艺术价值的同时，更多地，是品读那个将艺术作为政治附属品的特殊年代。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