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我们做的事不是新的，而是把前辈的工作捡起来”
在梁培宽看来，并非没有这样的年轻人。白亚丽便是其中之一。
10年前，这个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如今的骨干还是个20岁出头的大学生。因为对农村问题感兴趣，她开始追随老师，奔赴全国各地，在100多所高校中建立起“大学生涉农社团”。
在一堂乡村建设讲座中，她第一次听说梁漱溟这个名字。
“原来我们做的事不是新的，而是把前辈的工作重新捡起来。”白亚丽说。
1931年，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出版，同年，他在邹平县成立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此前，他曾在广东倡导“乡治”、在河南尝试“村治”。
他始终认为，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基础，并以乡村为主体的”，但中国近百年史，近乎一部乡村破坏史。他希望通过乡村建设来拯救整个中国，“实是图谋中国社会积极建设的运动”，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
“他开始得很早，当时影响很大。”近年积极投身乡村建设的卢跃刚解释说，兼任县长的梁漱溟，实际上亦有其文化抱负，他要探索在现代化问题中中国的文化角色和主体性。
此时，横向来看，东西方知识分子皆有此类尝试，有的从经济入手，有的从教育入手，有的从文化入手，有的进行乡村自治试验。
2003年，白亚丽跟十几所高校的学生去安徽的一个村子下乡调研。她发现，中国农村除了上访，还有很多问题。传统风气崩坏，老人无人赡养，赌博盛行，分散的小农没有组织，乡村没有公共活动。取消农业税后，进城务工的青壮年越来越多，村子则面临更加快速地衰败和凋敝。
10年之间，白亚丽和她的同仁只有一个念头，“重建农村”。
“对我们来讲，乡村重建需要从本土实际出发。”白亚丽说起她所在的机构以梁漱溟命名的缘由，当代主流的农村发展学科和相关理论支持体系都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农业规模化经验，我们是小农村社经济为基础的国家，乡村的出路要寻找本土经验。而他是从中国的乡土社会和传统文化出发思考解决中国问题。
受到梁思想和实践的启发，白亚丽和同事也在尝试把小农集合起来发展合作社。在北京西山的“新青年绿色公社”，她和一群年轻人甚至要学着梁漱溟当年和同道那样进行“朝话”：早上起来沐着晨光，思考、交流。
在她看来，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到今天，中国乡村发生了很多变化，追随梁、继承梁并不意味着全盘接收他的乡建理论，而是继承他的行动精神。
但眼下，她所认识的，刚刚接触乡村建设的年轻人，没几个人读过梁漱溟，大多数人，连他的名字是哪几个字都不知道。
“眼下的乡建实践很多已经走偏了。”卢跃刚批评道，“背离了原本的要义。”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梁漱溟的已出版著述，虽不是畅销书，却是“长销书”。
根据出版社提供的数据，《中国文化的命运》加印12次，近几年销出10万册，而《中国文化要义》，每次加印数从原来的几千册，到现在的几万册。就连大部头、8卷版的《梁漱溟文集》也卖出4万册。
“说明他思考的很多问题，当今还是人们关心的话题。”梁培宽的语气听起来宽慰而骄傲，从前都是他和家人求出版社，现在终于有出版社主动找他。
不久前，艾恺在北京某书店举行了一场小型的读者见面会。白亚丽特别高兴，因为在现场，她看到就梁漱溟向艾恺提问的，大多是“学生模样的年轻人”。
无论是在学生还是家人眼中，梁漱溟对年轻人，都极为尊重和宽容。他不在意自己的孩子做什么，只要“堂堂正正，不贪心、不做坏事”。
“文革”结束后，梁漱溟的孙子梁钦宁曾问过祖父：“红卫兵抄家您生气吗？”老人反问孙子：“都是十五六岁的孩子，我怎么会生他们的气？”
上世纪80年代，大学生梁钦宁从学校里学来迪斯科，表演给祖父看。
“您喜欢吗？”他呼哧呼哧地问道。
90岁的老人扶了扶眼镜，像他一贯表现出的那样谦和，笑着说：“你喜欢就好。”（本报记者 秦珍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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