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目前所见徐悲鸿唯一一篇如此详尽地谈及日本画坛的文字，其中有不少信息可以作为其《悲鸿自述》和王震编《徐悲鸿年谱长编》（以下简称《长编》）的补充。
徐悲鸿赴日前夕，康有为题“写生入神”践行
一、《长编》记1917年5月14日徐悲鸿携蒋碧微乘船离上海赴日，又笼统说“5月下旬”到长崎并转而抵东京。按上海距长崎仅800公里，抵达长崎应在中旬；按徐悲鸿自说“六月间来此”，说明到东京的时间也不在5月下旬。
二、徐悲鸿在该文中用“观光”来概括此次日本之行，这个提法还是首次见到，与我们通常所用“游学”不同。也许是因为徐悲鸿原本打算用这笔钱去法国留学，由于一战航线不通而改去了日本，所以我们会有“游学”的逻辑推测。从他未作打算进入日本美术学校进行正规学习、也未作自学式临摹来看，他的这种以参观展览、浏览书店、逛书摊，外加接触极少数日本同行和学些日语的日本之行，用“游学”一词确属勉强；但另一方面，哈同花园所出川资至少名义上不会是供他去日本“观光”的，当然，如果这笔钱里包含了他为哈同花园工作的酬劳，即半酬半送性质，“观光”目的也不是不能成立，特别是还带着蒋碧微私奔兼度蜜月，“观光”的成分确是有的。故是否将此行定义为介于游学和观光之间的“美术观光”较为适宜，有待进一步考证。另外，《蒋碧微回忆录》中有“徐先生决定带我先到日本，再看风色”之语，似有要见机行事地从日本去法国的意思，如果真是这样，就真是“观光”了。
三、以行文看，似为应《时报》之邀所写的美展概况，包括展览之外的各种见闻和部分展品的评价，所评者或为他认为可圈可点的，或是日本画坛重量级、不容忽视的画家，其中以“东方画”所费笔墨最多。
四、对见闻的描述可谓详尽，对于展室结构、展览组织机构、展品分类、作品创作情况、观展盛况、门票价钱、展厅管理、观众行为修养等等，一一道来，所费笔墨很是不少，既是因为新鲜感，也是在有意留心现代展览的种种细节，将之介绍于国内，自有其对中国近代美术发展的借鉴价值。要知道，在此前后去过日本的其他中国画家如陈师曾、二高一陈、李叔同、何香凝、王震、金城、周肇祥、傅抱石等等，都没有关注过这些细节——特别是陈师曾、金城、周肇祥还是带着中国画学研究会会员们的作品专门赴日办展的，傅抱石也是在日本期间办过个展的，却都没有留下关注展览细节的文字。
五、日本所谓“东方画”（或日本画），既有中国画的渊源，也有对西画的借鉴，徐悲鸿对它们的选择和评价以形象的生动、布局的合理为主，评论标准、评论风格以及行文风格与其之后的《评文华殿所藏书画》、《故宫书画展巡礼》等类似。如果说其观展类评论文章的风格形成于这篇文章，应该不为过。
徐悲鸿于康有为题字前所作题跋，其中提及“游日本”之事
六、徐悲鸿对于日本花鸟画坛已成定格的“写真”追求虽认同，但终觉与中国花鸟画相较不足为奇，这应该是他认为中国花鸟画独步世界画坛观点的最初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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