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1929年9月8日日记并无致函郁达夫的记载。但9月9日有 “上午……寄达夫信”，应理解为“九月八夜”写，9日上午付邮。信中首句“昨得小峰来信”，鲁迅9月7日日记中果真有“得小峰信并书报等”句，完全吻合。此信告诉达夫，因出版《奔流》的北新老板李小峰答应支付稿费，《奔流》“五期”将续编“集稿”，这“第五本是‘翻译的增大号’”，请达夫提供“一篇译文”。《奔流》共出二卷，1928年10月第一卷第五期并非翻译专号，1929年12月第二卷第五期也即终刊号才是“译文专号”，郁达夫也超额交稿，发表了《阿河的艺术》和《一个败残的废人》两篇译文。鲁迅1929年11月20日所作的该期《编辑后记》中，开头就说：“现在总算得了一笔款，所以就尽其所有，来出一本译文的增刊”，也正可与此信所述互相发明。因此，这通佚简的写作时间应为1929年9月8日。
第二通佚简全文是：
达夫先生：
十一信当天收到。Tieck似乎中国也没有介绍过。倘你可以允许我分两期登完，那么，有二万字也不要紧的。
昨天小峰又有信来，嘱集稿，但那“拟于十六”，改为“十五以后”了。虽然从本月十六起到地球末日，都可以算作“十五以后”，然而，也许不至于怎样辽远罢。
迅上 十一下午
这通佚简与上一通在写作时间和内容上都是衔接的。写作时间应为1929年9月11日。信中说：“昨天小峰又有信来，嘱集稿”，9月10日鲁迅日记明确记载：“晚得小峰信并《奔流》第四期”，可见《奔流》第二卷第四期已经出版，李小峰再次恳请鲁迅编选第二卷第五期即后来的“译文专号”稿，鲁迅在此信中也再次通知达夫。9月11日鲁迅日记明确记载：“下午得达夫信，即复”，此信第一句又谓“十一信当天收到”，两相对照，更是考定此信写于1929年9月11日的确证。大概郁达夫接到鲁迅9月8日信后，拟翻译德国作家路德维希· 蒂克(Ludwig Tieck,1773-1853)的作品，供《奔流》第二卷第五期“译文专号”之用，回信征询鲁迅意见，鲁迅才如此答复达夫，但此事后未能实现。
第三通佚简存文是：
商量。出一类似《奔流》之杂志，而稍稍驳杂一点，似于读者不无小补。因为《奔流》即使能出，亦必断断续续，毫无生气，至多不过出完第二卷也。
北新版税，第一期已履行；第二期是期票，须在十天之后，但当并非空票，所以归根结蒂，至延期十天而已。
迅启上 十月二夜
这是一通残简，仅存最后一页。鲁迅1929年10月2日日记云：“晚得达夫信”，当时郁达夫刚到安庆安徽大学任教，据已公开的郁达夫日记，鲁迅收到的这封信，是郁达夫9月30日在安庆付邮的。10月3日鲁迅日记又云：“晨复达夫信”，应即此信。此信虽落款“十月二夜”，因鲁迅经常当天深夜工作到次日凌晨，“十月二夜”也可理解为10月3日“晨”。信中关于“北新版税”的一段话更强有力地证实了此信写于1929年10月2日。是年8月，鲁迅与北新书局因著作版税事发生严重纠纷，聘请律师提起法律诉讼，李小峰急电时在杭州的郁达夫赶到上海调解。8月25日，在郁达夫等人见证下，鲁迅与北新达成和解协议，鲁迅撤诉，北新则当年先分四期偿还拖欠鲁迅的版税，当日鲁迅日记有所记载。所以，鲁迅在此信中向调解人郁达夫报告北新偿还欠款的进度。鲁迅1929年9月21日日记云：“午杨律师来，交还诉讼费一百五十，并交北新书局版税二千二百元”，即为信中所说的“已履行”的“第一期”支付欠款；是年10月14日日记又云：“午杨律师来，交北新书局第二期板税二千二百”，也正是信中所述将“延期十天”才支付的“第二期”欠款。至于起首残句鲁迅说“商量。出一类似《奔流》之杂志”，也许郁达夫当时又起意创办新的文学杂志也未可知，但不会是编者所认为的指达夫与夏莱蒂合编的《大众文艺》，因为《大众文艺》1928年9月就已创刊，鲁迅也已为创刊号赐稿，似不必再“商量”也。
综上所述，这三通新见鲁迅致郁达夫佚简的写作时间应可确定为1929年9月8日、9月11日和10月2日，而决不可能是《王映霞：关于郁达夫的心声》编者所说的1928年9月8日、10月2日和11日。纠正编者这一错误的判断，将有助于正确理解鲁迅这三通佚简和鲁迅与郁达夫的交谊，也有助于正确理解1920年代末上海文坛的文事人事。事实上鲁迅这三通佚简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另一位人物，即出版鲁迅、郁达夫著作和所编刊物的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但考察鲁迅、郁达夫和李小峰的关系，是另一篇研究文字的题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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