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里·施耐德：“反文化”持续至今有更重要的意义(2)

　　东方早报：

　　你如何诠释波西米亚文化？是一种反体制的流放？

　　施耐德：

　　比“流放”更复杂，“流放”是对波西米亚的消极定义，（实际上）它对现代社会作出了巨大贡献。我说了乔布斯也是“反文化”的一部分，如果只是狭义地理解为“流放”，那他就不能归为这一文化里。想想人们现在听的音乐，最初都来自什么；想想公民权利是如何在美国黑人运动中产生的；将言论自由合法化，至少在美国是这样，任何内容和形式的言论自由，对政府和领导人的批判，这些都是“反文化”的部分。所以，这是个更大的词，可以有更大的语境，比波西米亚文化更广义。它并不只是从现代社会流放，而是对现代社会，对资本主义、对物质至上的批评，反对社会主流价值观提倡的拜金主义和无止境的物欲。“反文化”提倡简单地生活、保护环境、倡导自由。目前还没有一本专门研究“反文化”运动的书籍，不过将来会有。“反文化”曾经出现在俄罗斯，当时的俄罗斯有很多诗人跟金斯堡说他们从他的诗歌中学到了一种新的模式；到了上世纪70年代，日本也加入了这一运动。

　　现代“反文化”重要体现是社交网络的影响

　　东方早报：

　　你一直说自己对欧洲并不感冒，包括写作，你觉得自己受欧洲文化影响并不太多，但我想知道“垮掉的一代”和欧洲的“五月风暴”有什么联系，有什么相似的价值观？

　　施耐德：

　　其实很难从一个简单的方向来讨论“五月风暴”，因为当时美国对这事件也有影响，它们的影响是双向的。我觉得如果没有美国已经发生的一些事情，“五月风暴”不一定能够实现。我们现在所说的一些社交媒介，如Twitter和Facebook其实都是“反文化”运动的一部分，“反文化”运动在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电脑和社交网络的影响，这已经扩展到全世界，阿拉伯地区已经加入到这里面。没有网络和社交媒体，埃及革命、茉莉花革命其实无法发生。

　　至于欧洲，那是个很有趣的地方，我一直在研究这个地区的文化，但是我首先是个北美人，我的爱国主义是针对北美的，我会区分作为北美人和欧洲人之间的文化差异。但我们可以从欧洲学到很多东西，比如丰富的文化、多样性的语言、庞大厚重的历史以及社会转型期表现出来的勇气。美国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影响，所以我对欧洲的文化还是非常尊重的。

　　东方早报：

　　西川曾说过，“垮掉的一代”追求自由、追求个人解放，但始终无法放弃自我。但庄子说过：“至人无我”，这是西方人做不到的。你同意这一观点吗？

　　施耐德：

　　我是一个佛教徒，所以我不相信“自我”的这种概念。凯鲁亚克和金斯堡也是佛教徒，金斯堡信仰的是藏传佛教，所以某种程度上我是同意西川先生所说的话，但是我觉得现代中国也没有准备放弃“自我”。

　　东方早报：

　　如何评价“占领运动”？

　　施耐德：

　　那些年轻人很可爱，我觉得他们很棒。“占领华尔街”从华尔街开始，慢慢遍布美国以及全世界。虽然我不太清楚他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笑），但那很好，其实他们这种行动是“垮掉的一代”精神的延续。我还想谈美国的环保作家比尔·麦克基本（Bill Mckibben），他主要关注气候变化的研究，他在华尔街占领运动时进行演说，麦克基本的活动很大程度上也鼓励了这些学生的占领运动。

　　在我教书的地方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我的学生也在进行类似的活动，他们把帐篷、睡袋和火炉带到学校里，在那里扎营。他们是从哪里学来的呢？这是从他们户外旅行和露营的经历中学来的，而这些又是凯鲁亚克的文化遗产。他们可能会连续几周都在那个地方扎营，以这样一种“存在”进行抗议。这是一种非暴力、非冲突、非意识形态的抗议模式，是一种新的沉默的抗议模式，很有意思。一些旧左派主义者可能会问：他们到底是想表达什么？但新左派就会说：他们其实并不需要一个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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