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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是一个奇特的年代。政治运动并没有停止。我曾经写过一篇论《野草》的文章，后来有人告到研究生院，说有什么问题。此后唐先生要求我发表文章前给他看，这不是限制，而是为了保护，怕惹出政治问题。
1990年，我下放到陕西商洛。当时叫“了解国情”。去基层锻炼正常，但我当时正在接受审查，上头一度说要把户口都迁下去，或许是传言。但为此唐先生特别着急。
先是院里审查，后来说要给我作个结论。所里想给我过关，就开会——现在回想，他们还是想帮我。院里清查组的人、党委的人，都来了。平时唐先生都不来我们室的，他77岁了。听说为我的事要开会，他专门拄着拐杖，从永安里他家走到建国门文学所来。
我还记得那天。大家说，唷，唐先生还专门为这个事跑来。唐先生坐下，所里头先讲，院里头又讲，讲我的问题。我有什么问题呢？不知道。唐先生第一个发言，他说，“我先说说吧。汪晖过去是我的学生，现在是我的同事。他虽然是我的同事，帮我做事，但是他刚刚毕业不久，也就是说他这个学生身份还没有完全结束。所以，如果汪晖有什么问题，首先就是我的问题。而且他的问题，首先就是学术观点的问题嘛，讨论就好。”其实他平时说的是：你过去是我的学生，现在是我的同事，不再是师生关系了。
为那次座谈会，院党委院清查办专门说，唐弢先生包庇自己学生。——因为他那样一说，坐在那里的其他老师就敢于发言了，为我辩护。院里就认为唐先生领着大家为我开脱。
原本定下90年三月去商洛，唐先生让我走前去他家。像往常一样，他请我吃饭，又给我几样东西，水果刀，灭蚊器。这些生活物品，他帮我准备好了，让我带到乡下。那次他说，“早知道这样，我早就写信要你留下来当我的助手了，我原来觉得太耽搁你的时间”，又说，“等你到了那个时间，如果还是不能上来的话，我就用那个理由”，指让我当他的助手，把我再调上来。
三月，被子行李已经运到乡下，突然国务院派驻社科院的清查组在我走前一天晚上说，“你的事情没完，你还要再清查。”那以后我只跟唐先生通过一次电话，就没再见他。不敢再去他家，怕老先生有负担。担心牵连他，也怕再去他家会给他压力。我其实没有什么事情，但奇怪地成为重点审查对象了。
中间因为什么事情，给他打了一次电话。我就提起，说唐先生，我没走，也没去看您，因为不太方便。唐先生说，你不用说，我都明白，都知道。
所以五月我走时没和他告别。到商洛一个星期，他病重。有朋友给我发电报，唐先生报病危，脑溢血。第二天我一个人背个小包出来，只跟当地的干部说了，没跟领队说。秦岭里下大雨，坐公共汽车去西安，到西安买火车票，没有卧铺，买的站票，后来有了座，坐到北京。他住304医院，我隔着窗子看，也不能进去。重症看护病房，只能在玻璃外头看。这样一个星期后，因为我是偷偷跑出来的，就只好又悄悄回了商洛。
那时他已经没有意识了。
应该是1989年后，他心理压力大，又整理《鲁迅传》，累着了。八十年代的政治风波很给他刺激，我的事也给他刺激。
1992年唐先生去世。他1913年生人，1992年去世，79岁。他出道早，不到二十岁就出名。很多人以为他很老，其实没那么老。
唐先生到晚年有急迫感，他自己书没写完，《鲁迅传》写到一半就放在那里了。对现实则是焦虑感。对现实，老人很难参与了，但非常焦虑，对中国看不清，对八十年代末的大动荡看不清。这代人经历过很多变故，因此很担心这次又转变成一次大动荡的开端。他当然希望能稳定。他们这一代人是为了新中国的到来努力过的人，而社会主义到这时出现这么大危机，以后往哪儿走，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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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历史上，在鲁迅研究的历史上，唐弢先生是位重要人物，是学科奠基者之一，也是我的老师。但在历史里头，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位置，连我都弄不清，不知道把他放在哪里。像他自己说的，他并不是影响一个时代的人物，不是独战的那种人。可他年轻时又激进，冒风险做过很多事。待人处世上，又是一位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
唐先生是个典型的中国二十世纪知识分子。待人接物有传统文人的风格，不仅是温和，而且有一些内部的狂狷。狂的那部分他表现得不多，狷的部分很多——“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他有所不为，不去追名逐利，不与伪政权合作，爱惜羽毛，和政治的关系也谨慎。大变天中，始终是要有所不为，若事事都要为，那怎么行？
唐先生是个正直的人。他文字上的严谨也是很清楚的，他品评人物，表现在笔底春秋上，调子是严正的。这个分寸其实很不容易。看多少有才华有学问的人，在历史评价上，在很多重大事情上，是暧昧不清或者糊涂的。
鲁迅也是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不同在于，鲁迅是魏晋风度，有尼采气息，既狂又狷。很多知识分子有从激进到后退的过程，但鲁迅不是。鲁迅一辈子都激进，这是一种鲁迅式的激进，里面有极其复杂的因素，这些因素不能随意地用左/右、激进/保守来形容。一个人的人生态度和思想方式不是随意模仿就能够有的。
在变动时代里，有一种态度是谨慎前行，这是唐先生。另一种态度是真正的认识和进击，这是鲁迅。鲁迅看什么都看得透。当时代变化到来时，认识它是能力也是品格。对时代缺乏判断的人经常就是乱七八糟的人。鲁迅欣赏农人的质朴和想象力，觉得他们比“聪明人”好得多，因为有质朴的认识能力。对于知识分子而言，一个人的道德水准，除了个人的品行之外，一定程度上与认识能力有关，是相互的。道德水准与他对历史变动的看法密切相连。你很难讲汪精卫人好还是人坏。但他的认知导致了他那些历史行动。周作人也是一样。在历史上，有些看起来是好人的人，也可能害人，结果将自己也搭了进去。
我不是说判断力等于道德。但在大潮流里，判断力确实会影响一个人的立身处事。
对知识分子来说，慎思明辨、把握问题的能力是关键的。若没有这个能力、洞见，做个普通人可以；若不在浪潮当中，也可以。若在浪潮中，躲也躲不了。知识分子与时代相呼应，需要胆识也需要洞见，但更重要的是要有自知之明，不能过于自恋。即便并非为名或利，如果缺少真正的历史洞察力和时代判断力，最终只能误人误己。那些不是把时代的课题当成自己的课题，而是将自己的意念当成时代的课题的人，不免如此的。
或许有鉴于此，唐先生才反复说要爱惜羽毛和有所不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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