慰问团长深受震动，回来就向自治区知青办作了汇报。自治区知青办常务副主任阮兆江是个1945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非常开明而且能为知青着想。他听说后于这年冬亲自带队到央务调研，也深为念昆他们的坎坷经历和奋斗精神所感动，认定他们能够干出一番事业。
于是他亲自动笔写“典型材料”，把一些人眼里有“反革命”前科者颠覆贫下中农地头蛇的“政变”，按当时的意识形态话语，定位成了“接受再教育”后提高了觉悟的知青在贫下中农支持下揭露了腐败分子，一举夺回被篡夺的权力，并大搞科学种田，艰苦奋斗建设大寨式新农村的事迹，是知识青年在农村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成长的典型。
这虽然是那时的套话，但要知道“四.二二”被镇压的错案直到1983年“处遗”时才平反，在70年代的当时，阮兆江这样做是要有相当胆魄的。此后阮主任经常到央务来，各方面也对念昆他们刮目相看，给予了各种支持。央务寨子面貌大变，央务知青小组也声名鹊起，从一个已经黯淡多年的县里典型一跃变成了广西自治区第一号知青榜样。
绝望中更需要理想
即使在今天看来，念昆他们的经历也够传奇的。从1968年血腥之夏的屠杀中死里逃生的俘虏，被关押经年后求在扶绥“正常”插队而不得，被捆绑毒打后作为宽大处理的“反革命”于1969年押送到边荒接受“改造”，几年中备受打压，直到1974年冬，才被阮兆江主任慧眼识珠，培养成省级先进典型。
那么此前的岁月他是凭什么熬过来的？他们固然付出了超常努力，但也不能不说是遇到了机会。如果没有1973年因李庆霖告状引起的集中设点，陈念昆一两个人在原来的寨子根本不可能做什么大事；集中之后，如果央务那几个村霸不是正好犯在他们手里，这些“问题知青”要主持村政也是不可能的。而村子搞得再好，在远离公路的深山里也无人知晓，如果没有阮主任这位“伯乐”发现，他们也不可能有后来的成就。
假如1974年前那种状态再延续几年，他们又将怎么过下去？
可以设想的答案无非有三：首先，这种“怎么表现也没用”的状态在多数情况下会使人沉沦，许许多多的知青就这么变得玩世不恭，破罐子破摔，一辈子就这样毁了。如今关于知青的文字有的把他们描绘为一群偷鸡摸狗之徒，的确有这种情况，当然这不能只怪他们。——就凭这一点我今天就无法歌颂那个所谓“激情燃烧的岁月”，更讨厌“青春无悔”的说法，尽管我自己并不后悔什么。
其次，也可能面对逆境一些人善于思考，变成了旧体制的叛逆者，把人生的意义建立在一种别样的理想之上，就像索尔仁尼琴那样成为大彻大悟的先知。但是这实在太难太难，不但难在勇气，尤其难在环境的闭塞。
比如，金雁在阅读了一些俄国知识分子的作品以后，就是否可以坚守人性、坚守爱、坚守自己等曾经问他的父亲：“你有没有感觉到自己从一个理想主义者变成了被异化为工具？有没有感觉到你争取的理想距离你越来越远？你有没有想过在内心里为自己找到一个坚守的支点。
她父亲回答道：“坚守什么？”在那种封闭的环境下我们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又如，对于那些投奔缅共、出生入死的云南知青而言，他们并非没有勇气，但是他们没有找到“别样的理想”，他们所受的教育和所见所闻，不可能使他们知道除“世界革命”之外还有什么值得为之奋斗的高尚价值。
当时我们还是太需要理想、太需要信仰了！这就有了第三种可能：哪怕是自欺欺人、虚无缥缈的“理想”，只要它能赋予我生活的意义，能使我做的一切显得有价值，就能成为我在那样一种环境下不自甘堕落的精神支柱。当时的意识形态说“宗教是麻醉人的鸦片”，其实意识形态本身当时就起了麻醉的作用。我们所受的教育，从来不懂得或者不敢从体制的设置和政策层面去思考，只能从自身寻找原因，用当时的语言说，就是“严格要求自己”。在这种意义上讲，人是需要麻醉的。尤其是在那个无望或者说是绝望的环境中，太需要找到一个赋予现实生活意义的支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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