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反、追谥、立祠
一场灾祸过去后,根据联军提出的议和提纲中的要求,光绪发布上谕,宣布为袁昶等人平反,“开复原官”。离被害约半年,这应该算是冤案平反最快的,却是在洋人压力之下。平反的诏书曰:(五人)“于垂询时,词意均涉两可,而首祸诸臣遂乘机诬陷,交章参劾。应即加恩,……均著开复原官”。明明袁昶等人是强烈、急切地反对开衅之举措,甚至以死相谏,却说他们“词意均涉两可”,当然责任全在“首祸诸臣”,“今上”没有责任,现在平反是“加恩”。那几个“首祸”是外国要求严办的,正好应了当初袁、许等人的主张。经过一再讨价还价,刚毅已经死在西逃途中,只予革职,不再追究,载漪免死,发配新疆。其余有自杀的、处死的、流放的,不再赘述。到宣统元年(1909年)又追谥五大臣:袁-忠节,许-文肃,徐-忠愍,立山-忠贞,联元-文直。并下诏在杭州西湖孤山南麓敕建“三忠祠”,奉祀袁昶、许景澄、徐用仪三人。此时离清朝被推翻只有两年了。
为权位,还是为社稷生灵,是分歧的核心
皇室逃往西安途中,就已命令各地官兵剿灭义和团。发布上谕,称“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铲除不可”。这可算是“始乱终弃”!袁昶本来只主张惩办几个头目,而慈禧下令铲除的是广大的团员。义和团多数就是无知农民和流民,原来在朝廷鼓励之下依附的人数越来越多,甚至有不少是未成年的少年跟着起哄。结果在朝廷“抚”“剿”之间,都做了牺牲品。慈禧未必真相信义和团的“法术”。但是牵扯到内部“帝党”、“后党”之争。当年康梁戊戌变法受到洋人支持,慈禧认为洋人企图以光绪取代自己,怀恨在心。那些主战派也特别强调这一点,他们自己各怀鬼胎。特别是载漪的一个儿子已经被慈禧封为“大阿哥”,原本就有取代光绪之意。他更加不遗余力企图借义和团之力推翻光绪。他们还曾率义和团企图冲杀光绪,被慈禧制止,但未予惩罚。而主和派是被认为属于“帝党”的。其实光绪在此事件中完全是傀儡,并未有支持主和派的表态,那些后来被称作“乱命”的诏书都是以他的名义发布的。义和团的实力和影响的扩大,朝廷也不无忌惮,甚至于有人异想天开,企图让他们在前面与洋人战斗,两败俱伤,清廷收渔翁之利。总之,从皇家到贵戚想的首先是争自己的权位,国家安危是从属的,至于生灵涂炭,对他们说来更不在考虑之列。当然还有无知、昏聩,既不知己,也不知彼,导致判断错误,进退失据。而袁昶、许景澄等人处处想的是“宗社”、“兆民”、“生灵”。这就是区别所在。
“东南互保”之议与李鸿章的鞠躬尽瘁
朝廷逃亡后,还只能召李鸿章进京与洋人议和。李鸿章原任两广总督,朝廷向十一国宣战时曾召他进京,他以“乱命”不从,从广州到了上海,与张之洞、刘坤一等一批封疆大吏发起“东南互保”,不承认朝廷的“乱命”,称其为奸人的“矫诏”(假传圣旨)。参加者有当时的两广、两江、湖广、闽浙总督和山东、四川巡抚,还有时任铁路大臣的盛宣怀。他们与洋人达成协议,外国不进犯他们划定的地区,他们负责保护外人生命财产。他们还暗中议定,一旦京师不保,由李鸿章暂时主政。这一大片疆土,都是中国人口密集,最富庶、经济最发达之地,就这样保了下来,未遭蹂躏。如今,太后和皇帝都逃走了,李鸿章只得奉诏进京与洋人谈判退兵。他充分发挥其外交手段,首先援“东南互保”同样的理由,说那个以皇帝名义发布的宣战诏书不算数,是在“拳匪”逼迫下的“乱命”,所以根据国际法,中国并没有与外国开战,各国是进来协助中国剿匪的。这样,根本没有交战,就不是战败国,避免了割地和出让其他权益,只需赔款补偿洋人生命财产的损失,以及“协助剿匪”的费用。还有就是开外国以保卫使馆为名派军长驻中国的先例,后来卢沟桥事变就是以驻华日军为导火线。最后达成的《辛丑条约》的正式名称,只是一个中国与各国之间的“善后议定书”(Settlement Protocol),而并非交战国之间的正式和约(PeaceTreaties)。这是在最不利的形势下为中国保全主权,争得了一点面子,避免了更大的损失。列强各自有打算,英美并不想占领中国领土,而是旨在商业利益。德国已经占领青岛。正如袁昶所预言的,有领土野心的是俄罗斯。俄国除了随联军进攻北京外,更乘人之危,另外从南北两路派大军进占中国东北,到10月占据了东北全境,以后再单独与清廷谈判,取得大量特权。另一有野心的是日本,日本在此役中掠夺财物最多,得到赔款也最多。几年后日俄战争,日本取代俄罗斯在中国东北的权益。
赔款数目巨大,成为中国多年的沉重负担。不过实际并未付那么多。后来有美国带头退还一半办学,在中国外交官力争下,其他各国跟上。一战后形势又有变化。在惩办祸首方面“上谕”与洋人要求距离最大。慈禧镇压“拳匪”毫不手软,但是对真正的祸首——那些皇族贵戚,却竭力庇护,成为李鸿章奉旨与洋人讨价还价最棘手的部分。这是李最后一次为朝廷效劳,在这场交涉中心力交瘁,到了生命最后时刻。各国还是看他的面子,不再坚持更高要求。刚签了协议,李鸿章就去世了。联军退兵后,“御驾”又回到紫禁城内,暂时苟安了几年,虽说有所觉悟,决心启动革新,有派五大臣出洋考察之举,但为时已晚,而且改革方案还是不能放弃亲贵的特权。慈禧和光绪都未亲见皇朝被推翻。
即便从保住自己的权位出发,杀谏臣、倚暴民,不自量力,开启外衅,除了自取败亡,还能有别的结果?而真正受害最深的还是千百万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无辜百姓,先大规模惨死于本国土匪与官兵之手,后又成为外人报复的对象,横遭暴行蹂躏。至于财产损失、妻离子散,更无法计算。
中国士大夫的悲剧
最近常见到所谓“崖山之后无中国”之说,意思似乎是说自从南宋陆秀夫背着最后一位小皇帝投海后,中国“士”的传统气节已丧失殆尽。姑且不论从今天的眼光看,这种愚忠是否值得发扬,单以忠于旧皇朝为标准,此说也不符合史实。晚明、晚清忠贞死难之士史不绝书。只是到了晚清,情况发生变化,面对的是以前没有的外洋列强。朝廷昏聩至此,仍然有以袁昶为代表的死谏之士,以家国、黎民为念,视死如归;在19世纪下半叶,国门有限的开放之后,出现一大批有眼光的“能吏”,包括提出“东南互保”那些封疆大吏,可以说人才济济。但是挽救不了已经摧枯拉朽的皇朝。当时有一位同情袁昶的朋友说他有点傻,前两道奏折慈禧恼怒之情已经非常明显,他还要逆其意坚持己见。实际上他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他第三道奏折不但傻,而且迂,点了一连串权力炙手可热的亲贵之名,要求朝廷惩办,而且表示,只要宗社安稳,自己愿意陪他们死。明知这份奏折会先落入这些人之手。主要是当时的确形势紧迫,社稷“糜烂”“兆民涂炭”,危在旦夕,他什么也顾不上了,只有以命相博。
从今天回望历史,袁昶的思想在当时还不能算最前沿的。有一些同代的知识分子已经超越他的观念。康梁变法他曾是反对派,因此曾获得慈禧好感。他没有超出把爱国和忠君合为一体的观念。“宗社”一词经常出现在他的奏折中,直到临刑时,口占绝命诗有“正统已添新岁月,大清重整旧山河”句,而且自比吕望和张良。不知道如果他再活十年,遇到推翻清皇朝的革命时将持何态度。
自屈原以降,“忠而见疑”一直是中国士大夫的悲剧。自从开始与外洋列强打交道,出现了在中外之间的“忠”与“奸”的衡量。于是多了一个罪名,就是“汉奸”或“二毛子”。明明是保一己之私利、权位,只要祭起仇外旗帜,把对立面说成“汉奸”,就很容易动员愚民、暴民。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袁、许等人是汉人,被主战派诬为“汉奸”,而载漪、刚毅等是满人。在明清易代之际,降满清的汉人被认为是“汉奸”,袁昶如此保大清江山,却被满清贵戚扣上“汉奸”的帽子,那么那些满清贵戚自己已经认同汉族了?袁被骂“汉奸“还因一事,就是德国公使被杀后,他着人予以棺敛。有人要开棺戮尸,把人头割下来,挂在东安门示众,袁反对,引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此人上告到端王那里,说“汉奸”袁昶居然棺敛洋人,竟表同情于上国仇敌,是“大奇事”。不能小看这种污名化对群众的影响。直到徐用仪平反几年后,他的灵柩回乡,重新举行大殓仪式时,围观的路人还有人说,那么看来他不是“二毛子”了?
有年轻人问我,像袁昶那样明知必死,而且无用,还要坚持,这样的牺牲是否值得?这个问题值得深思。例如变法失败后康梁逃亡日本,谭嗣同可以逃而不逃,主动付出流血的代价,留下千古英名,但是客观上对革命的帮助如何,如果他不死,以后是否还会有更大的贡献,很难衡量。当时袁昶等人内心深处的想法,后人难以尽知。我粗浅的解释是:他们继承了中国士大夫“武死战、文死谏”的传统。君主虽然掌握生杀之权,但是还有朝臣议政的机制,是有可能听从建言的。至少当时还有“御前会议”,大臣们可以有机会发表意见。从慈禧在危急中频繁地召开会议来看,可以认为她尚未做出最后决断。在那种制度下,天下安危系于一人的一念之间,主和派的意见实际上都是常识,正如他们所说,“不待智者而知之”,他们可能还抱有一线希望,能晓以利害,说动慈禧做出正确决断。既然召开会议,诸大臣是有发言的机会的,假设(只是假设)敢言之士多一些,造成声势,未始不可能有另一种结果。袁、许是被主战派诱杀的。若是慈禧被激怒而直接处置,也可能有多种贬黜的选择,不一定非死不可。另一方面,袁、许等人对危机的估计十分严重,他们预料,十一国发兵入侵中国,中国必亡,其后果必然是生灵涂炭,不堪设想。袁昶临行刑时说,我今天死在中国人手中,你们他日都要死在洋人手中。他设想的是列强攻进来比义和团更乱、更惨烈的大屠杀,大概没有料到最后议和、退兵的结果。作为京官,又不可能去参加那些地方官员的“东南互保”。他们的信念是与国家共存亡,在这种危急关头,不可能为个人安全而不作声,除了“死谏”,别无他法。
谁爱国,谁卖国、祸国,历史已有公论。只是付出的代价太大。这段历史已经过去百余年,是非应该很清楚了。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但是似乎载漪、刚毅等人的思维和论调仍然阴魂不散,把“反洋”与爱国等同起来,以不同方式、不同规模再现。在某些人心目中,义和团暴行仍是“反帝爱国运动”,“汉奸”的帽子满天飞。如果这样一而再的惨痛历史教训尚不能使我同胞醒悟,还要牺牲多少真正爱国忠贞之士,中华民族还要付出怎样的代价呢?
(本文首发于《经济观察报》。根据反馈,又做了增补、修改,重发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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