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些日子里，我的脾气很坏，性子很急，但是等列车穿过了蒙特罗城，我冷静下来，不再怒气冲冲，而是眺望并欣赏乡野的景色了。到了中午，我在餐车中吃了一顿很好的午餐，喝了一瓶圣埃米利翁红葡萄酒，想起我尽管是个大傻瓜接受邀请出门旅行，原该由别人破钞，却在花掉我们去西班牙所需的钱，结果这对我真是个很好的教训。我从未接受过邀请出门作一次由别人付钱而不是分摊费用的旅行，而这一次我曾坚持由我们两人分摊旅馆和饮食的费用。可现在我连菲茨杰拉德是否会露面都不知道。我在生气的时候曾把他从司各特降级到菲茨杰拉德。后来，使我感到高兴的是我一开始就把怒气发泄一空，也就不再生气了。这可不是一次为容易生气的人设计的旅行。
在里昂我获悉司各特已离开巴黎前来里昂，但是没有留下话来他眼下待在哪里。我再次讲明我目前的地址，女仆说如果他打电话来她会告诉他的。太太身体不适，尚未起床。我给所有有名的旅馆都打了电话并留了话，但就是无法找到司各特的下落，后来我出门去一家咖啡馆喝一杯开胃酒并看看报。在咖啡馆里我遇见一个以吞火谋生的人，他还会用一副没牙的牙床骨咬住钱币然后用拇指和食指把它扳弯。他露出牙龈给我看，那牙龈看上去在发炎，但还坚实，他说他干的这行可是个不赖的行当。我请他喝一杯酒，他很高兴。他有一张漂亮的黝黑的脸，在吞火时脸上闪烁发亮。他说在里昂吞火和用手指和牙床干卖弄力气的绝技都赚不到钱。假冒的吞火者毁坏了这行当的名声，只要有什么地方容许他们表演，他们就会继续毁坏这一行。他说他整个晚上一直在吞火，可是身上没有足够的钱让他在这个晚上能吃上一点别的东西。我请他再喝一杯，把吞火时留下的汽油味冲掉，并说如果他知道哪里有一家便宜的好地方我们可以一起吃顿晚餐。他说他知道有一处很好的地方。
我们在一家阿尔及利亚餐馆吃了一顿非常便宜的晚餐，我喜欢那里的吃食和阿尔及利亚葡萄酒。这吞火者是个好人，看他吃饭很有趣，因为就像大多数人能用牙齿咀嚼那样，他能用牙龈咀嚼。他问我是靠什么维持生活的，我就告诉他眼下正开始以写作为生。他问我写哪种作品，我告诉他是短篇小说。他说他知道许多故事，有一些故事比任何有人写出过的更恐怖更令人难以置信。他可以把这些故事讲给我听，由我把它们写出来，要是赚到了钱，随我看给多少合适就给多少。最好是我们一起上北非去，他会领我去蓝色苏丹的国度，在那里我能采集到人们从没听到过的故事。
我问他那是哪种故事，他说是关于战役、处死、酷刑、强奸、骇人的风俗、令人无法置信的习俗、放荡淫逸的行为等；只要是我需要的都有。这时到了我回到旅馆去再一次查询司各特的下落的时候了，所以我付了饭钱，说我们今后准会再见面的。他说他正向着马赛一路卖艺，我就说我们迟早会在什么地方再见，这次一起吃饭感到十分愉快。我撇下他，让他把那些弄弯的硬币扳正，堆在桌子上，我便回旅馆去。
里昂在夜晚不是一个使人感到十分愉快的城市。它是一座巨大的、凝重的、财富殷实的城市，如果你有钱，大概会感到很好并且喜欢这类城市的。多年来我一直听人说起那里餐馆里的鸡极好，但是我们却吃了羊肉。结果羊肉也其味甚佳。
旅馆里没有接到来自司各特的消息，于是我在这家旅馆使我不习惯的豪华舒适的氛围中上了床，阅读我从西尔维亚·比奇的图书馆里借来的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第一卷。我已经有三年没有置身于一家豪华的大旅馆之中了，我把窗户都敞开，卷起枕头塞在双肩和头颈下面，与屠格涅夫一起在俄罗斯遨游，感到惬意，读着读着便进入了梦乡。翌晨我正在刮脸准备出去吃早饭，服务台打电话来说有一位先生在楼下要见我。
“请他上楼来吧，”我说，一面继续刮脸，并且谛听着这座城市一大早就开始生气勃勃地喧闹起来的市声。
司各特没有上楼来，我在楼下账台前和他见面。
“非常抱歉，事情搞得这样一团糟，”他说。“要是我早知道你打算住哪家旅馆，事情就简单了。”
“没关系，”我说。我们要驾车跑好长一程路，所以我只求相安无事。“你结果乘哪趟火车来的？”
“在你乘的那趟车后面不久的那一趟。车上非常舒适，我们原可以一起乘这趟车来的。”
“你吃过早饭了吗？”
“还没有。我在全城到处找你来着。”
“真遗憾，”我说。“你家里没人告诉你我在这里吗？”
“没有。姗尔达身体不适，也许我本不该来。这次旅行到目前为止简直是场灾难。”
“我们去吃点早点，然后领了那辆车就开溜，”我说。
“很好。我们在这儿吃可好？”
“上咖啡馆去吃会快些。”
“可我们准能在这儿吃上一顿好早餐的。”
“好吧。”
这是一顿丰盛的美国式早餐，有火腿有煎蛋，实在太美啦。但是等我们点了菜，菜来了，吃好了，再等着付账，将近一个钟点就过去了。直到侍者把账单送来时，司各特才决定让旅馆给我们准备一份自带午餐。我竭力劝他别这么干，因为我肯定我们能在马空买到一瓶马空葡萄酒，还可以在一家熟食店买些肉食做三明治。要不，如果我们经过时店铺已经打烊，在我们途中有的是餐馆，我们可以停车就餐。但是他说我告诉过他里昂的鸡妙不可言，那么我们当然应该带一只走。因此旅馆就给我们做了一顿午餐，价钱至多比我们自己到外面去买所花的钱高出四五倍罢了。
我碰到司各特之前，他显然喝过酒，因为他看上去似乎还需要喝一杯，我便问他在我们出发前是否要上酒吧间去喝一杯。他告诉我说他不是一个习惯在早晨喝酒的人，还问我是不是。我对他说那全得看我当时感觉如何，以及我必须干什么，他就说如果我感觉需要喝一杯，他愿意奉陪，这样我就不必孤零零一个人喝了。所以我们在酒吧间各喝了一杯兑毕雷矿泉水的威士忌，一面等待旅馆给我们做的午餐，我们俩都感到舒服多了。
尽管司各特愿意承担一切费用，我还是付了旅馆客房和酒吧的账。这次旅行开始以来，我在感情上觉得有点别扭，我发现我能付钱的项目越多，就越感到舒畅。我正在把我们节省下来准备去西班牙的钱用光，但是我知道我在西尔维亚·比奇那里享有很好的信誉，因此不管我现在怎样挥霍，都可以向她借了过后偿还。
在司各特存放汽车的车库里，我惊奇地发现那辆雷诺小汽车没有顶篷。顶篷在汽车在马赛卸下时损坏了，或者在马赛多少损坏了，姗尔达便吩咐把顶篷截掉，不愿意换上新的。他的妻子厌恶汽车顶篷，司各特曾告诉我，这样他们就没有顶篷一直把车子开到了里昂，在那里他们被大雨所阻。除此以外，汽车状况良好，司各特为洗车、加润滑油等方面以及加两公升汽油所需的费用讨价还价后付了钱。汽车库工人向我解释说这汽车该换上新的活塞环，并且显然是在没有足够的油和水的情况下行驶过。他指给我看车子是怎样发热并烧掉了发动机的涂漆的。他说要是我能说服先生到了巴黎换一个新的活塞环，这辆漂亮的小汽车就能按设计要求发挥效能了。
“先生不让我装上顶篷。”
“是吗？”
“一个人对一辆车该负责啊。”
“是该这样。”
“你们两位先生都没有带雨衣吗？”
“没有，”我说。“我不知道这车没有顶篷。”
“想办法让那位先生认真考虑一下吧，”他恳求地说。“至少要认真考虑这辆车子。”
“好，”我说。
我们在里昂以北大约一小时路程的地方为大雨所阻。
那一天，我们因遇雨而不得不停车可能有十次之多。大都是短暂的阵雨，也有几次历时较长。如果我们有雨衣的话，在这春雨中驾车该是够惬意的。结果，我们寻找树荫躲雨或者在路边停车进咖啡馆。我们从里昂那家旅馆带来的冷餐非常出色：一只绝妙的块菌烤鸡、可口的面包和马空白葡萄酒，我们每次停车躲雨喝马空白葡萄酒时，司各特显得非常快活。到了马空，我又买了四瓶上好的葡萄酒，我们想喝时我就旋开瓶塞。
我不能肯定司各特以前是否就着瓶子喝过酒，这使他很兴奋，仿佛他是在访问贫民区，或者像一个姑娘第一次去游泳却没有穿泳装那样。但是到了晌午，他就开始担心起自己的健康来了。他告诉我最近有两个人死于肺部充血的事。这两个人都死在意大利，使他为之深深感动。
我告诉他肺部充血是肺炎的旧名称，他对我说我根本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而且绝对地错了。肺部充血是欧洲特有的一种疾病，即使我读过我父亲的那些医书，也不可能对此有任何了解，因为那些书中论述的疾病纯然是在美国才有的。我说我的父亲也曾在欧洲念过书。但是司各特解释说，肺部充血只是最近几年才在欧洲出现，我的父亲不可能对此有任何了解。他还解释说疾病在美国因地而异，如果我的父亲在纽约而不是在中西部行医，他就会熟悉一整套完全不同的疾病。他用了一整套这个词儿。
我说关于某些疾病在美国的一部分地区流行而在别的地区没有出现，他说得很有道理，我并且举出麻风病发病率的数字在新奥尔良较高，而当时在芝加哥则较低为例加以证明。但是我还说医生之间有一种互相交流学识和信息的制度，他既然提出了这个问题，现在我倒想起曾在《美国医学协会杂志》上读到过一篇论述欧洲肺部充血症的权威论文，把该病的历史追溯到希波克拉底的时代。这一来使他安静了一会儿，我便劝他再喝一杯马空葡萄酒，因为一种上好的白葡萄酒，尽管相当浓烈，酒精含量却很低，几乎是一种防治疾病的特效药。
我这样讲了，司各特稍为欢快起来，可是不多一会儿又不行了，问我在我刚才告诉他的欧洲型真正的肺部充血症的征兆发烧和神志昏迷突然出现之前，我们能否赶到一个大城市。我当时正把一篇从法国医学杂志上读到的论述这种疾病的文章的内容翻译给他听，我告诉他那是我在纳伊利的那家美国医院等候做喉部烧灼手术时读到的。烧灼手术这个词对司各特起了一种抚慰的作用。但是他想知道什么时候我们能赶到城里。我说如果我们兼程前进，我们将在二十五分钟到一个小时内到达。
司各特接着问我是否害怕死去，我说有时更怕些，别的时候又不那么怕。
这时雨真的下得大起来了，我们便在下一个村子的咖啡馆里躲雨。我记不清那天下午所有的详细情况了，但是等我们终于住进一家旅馆，那准是在索恩河上的夏龙，时间已经太晚，药房都关门了。我们一到旅馆，司各特就脱了衣服上了床。他说他不在乎因肺部充血而死去了。问题只在于由谁来照看姗尔达和小司各蒂。我不很清楚我能怎样照看他们，因为我如今在照看我的妻子哈德莉和我幼小的儿子邦比已经够吃苦受累了，但是我说我会尽力而为，司各特便向我表示感谢。我一定得当心别让姗尔达喝酒，并且让司各蒂有一位英国女家庭教师。
我们已经把淋湿的衣服送去烤干，身上都穿着睡衣。外面还在下雨，但是在房间里，电灯亮着，使人感到愉快。司各特躺在床上，养精蓄锐准备跟他的疾病作斗争。我曾把过他的脉，七十二跳，也摸过他的额角，额角是凉的。我听了他的胸部，要他作深呼吸，他的胸部听起来完全正常。
“听着，司各特，”我说。“你的身体完全没问题。如果你想做一件最好的事来避免感冒，那就在床上待着，我会给你和我各叫一杯柠檬水和一杯威士忌，你用你的饮料服一片阿司匹林，就会感到很舒服，连你脑袋瓜里都不会着凉。”
“这些是老婆子们的治疗法啊，”司各特说。
“你没有一点热度。真见鬼，没有热度怎么会肺部充血呢？”
“你别诅咒我，”司各特说。“你怎么知道我没有热度？”
“你的脉搏正常，而且摸上去没有一点发烧的感觉。”
“摸上去，”司各特抱怨地说。“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朋友，给我弄一支体温表来。”
“我身上穿着睡衣呢。”
“找人去弄一支来。”
我打铃叫茶房。他没有来，我再次打铃，接着径自顺着走廊去找他。司各特正闭目躺着，慢慢地、小心地呼吸着，加上他那蜡黄的脸色和俊美的相貌，看上去活像是个死去的十字军小骑士。我这时开始厌倦起文学生涯来了，如果说我现在过的就是文学生涯的话，而且我早已不惦记着写作了，每当一天过去，你生命中又浪费了一天，我总感到死一般的寂寞。我对司各特，对这出愚蠢的喜剧感到十分厌倦，但是我找到了茶房，便给他钱要他去买一支体温表和一瓶阿司匹林，还要了两杯生榨柠檬汁和两杯双份威士忌。我原想要一瓶威士忌，但他们只论杯卖。
回到房间，只见司各特仍旧躺着，好像躺在墓石上似的，像给自己立的一座纪念碑上的雕像，双目紧闭，带着一种可为人模范的尊严呼吸着。
听见我走进房间，他开口了。“弄到体温表了吗？”
我走过去，伸出一只手放在他的额角上。额角可不像坟墓那样冷。但却是阴凉的，并不是黏糊糊的。
“没有，”我说。
“我以为你带来了。”
“我让人去买了。”
“这可不是一回事。”
“对。可不是，是不？”
你根本没法对司各特发怒，就像你没法对一个疯子发怒一样，但是我开始对自己生起气来，因为给卷进了这桩大蠢事，自讨苦吃。然而他自有道理，这我非常清楚。那时大多数的酒徒都死于肺炎，这种病现在几乎已经绝迹了。但是要把他看作酒徒并不容易，因为他只受到那么少量的酒精的影响。
那时在欧洲，我们认为葡萄酒是一种像食物一样有益于健康的正常的饮料，也是能使人愉快、舒畅和喜悦的伟大的赐予者。喝葡萄酒不是一种讲究派头的行为，不是一种矫揉造作的标志，也不是一种时尚；它和吃饭一样自然，而且在我看来和吃饭一样不可缺少，因此我无法想象吃一顿饭而不喝葡萄酒或者连一杯苹果汁或啤酒都不喝。我什么葡萄酒都爱喝，除了甜的或带点甜味的以及太烈性的葡萄酒，因此从没想到一起喝几瓶相当淡的马空干白葡萄酒竟会在司各特身上引起化学反应，把他变成了一个傻瓜。那天早晨我们喝过威士忌加毕雷矿泉水，但那时我对酒精的影响一无所知，无法想象一杯威士忌会对任何一个冒雨驾驶一辆敞篷汽车的人造成伤害。酒精该在很短时间内就氧化掉了。
在等候茶房把我要的各种东西送来时，我坐着看报，并把一瓶在最后一次停车时开了瓶的马空葡萄酒喝光了。在法国，报纸上总有一些绝妙的犯罪行为的报道，你可以一天接一天地看下去。这些犯罪报道读起来像连载的故事，由于没有像美国的连载故事那样附有前情梗概，你必须读过那些开头的章节才行，可是反正没有一篇连载故事能与美国期刊上的比美，除非你读了那最最重要的第一章。当你在法国旅行的时候，能读到的报纸总是使你感到失望，因为你看不到各种不同的犯罪案件、桃色新闻或者丑闻的连续报道，你也得不到原本在一家咖啡馆里读这些新闻所能得到的很多乐趣。今晚我会更喜欢待在一家咖啡馆里，在那里可以阅读巴黎各报的早晨版，观看周围的人，在准备用晚餐之前喝一杯比马空葡萄酒稍稍具有权威性的酒。但是我此刻正照看着司各特，所以只能随遇而安、自得其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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