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静农提供了这样一个信息：“周作人在北京西山养病时，鲁迅忙于从各方面筹措医药费，有一次正是急需钱用的时候，鲁迅替周作人卖一部书稿，稿费收到了，鲁迅很高兴，想着羽太信子也正着急，就连夜到后院去通知羽太信子，不料后来羽太信子对周作人说鲁迅连夜进来，意图非礼，周作人居然信了。”
还有鲁迅偷看弟媳洗澡的传说。当时与周氏兄弟交往密切的章川岛（廷谦）曾说：“鲁迅后来和周作人吵架了。事情的起因可能是，周作人老婆造谣说鲁迅调戏她。周作人老婆对我还说过：鲁迅在他们的卧室窗下听窗。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为窗前种满了鲜花。”
就这个问题，鲁迅的儿子周海婴为其父辩护：
不过，我以20世纪90年代的理念分析，却有自己的看法这里不妨一谈。我以为父亲与周作人在东京求学的那个年代，日本的习俗，一般家庭沐浴，男子女子进进出出，相互都不回避。即是说，我们中国传统道德观念中的所谓“男女大防”在日本并不那么在乎。直到临近世纪末这风俗似乎还保持着，以致连我这样年龄的人也曾亲眼目睹过。那是70年代，我去日本访问，有一回上厕所，看见里面有女工在打扫，她对男士进来小解并不回避。我反倒不好意思，找到一间有门的马桶去方便。据上所述，再联系当时周氏兄弟同住一院，相互出入对方的住处原是寻常事，在这种情况之下，偶有所见什么还值得大惊小怪吗？退一步说，若父亲存心要窥视，也毋需踏在花草杂陈的“窗台外”吧 有读者也许会问：你怎可如此议论父辈的这种事？我是讲科学、讲唯物的，不想带着感情去谈论一件有关父亲名誉的事。我不为长者讳，但我倒认为据此可弄清楚他们兄弟之间失和的真实缘由。
鲁迅与二弟周作人突然失和，真相如何，当事双方都没有提供详情，至今仍是一个让人猜不透的谜。迄今为止出现种种推测，更添乱象。例如，有一个推测是：羽太信子原本就是鲁迅的妻子。千家驹提供的线索是鲁迅1912年7月10 日的一则日记：“午前赴东交民巷日本邮局寄东京羽太家信并日银十元。”千家驹解释说，“羽太”即羽太信子，鲁迅把寄羽太信子的信函称为“家信”，可知他们是夫妻关系。实际上，原文的意思是将信和款寄给了“羽太家”。千家驹还有更大胆的猜测：“鲁迅”这个笔名中，“鲁”字取其母亲鲁瑞的姓，而“迅”与羽太信子名字中的“信”谐音，因此反映了鲁迅内心深处母爱与性爱的冲突，更是深文周纳了。
一般人往往简单地把兄弟失和的责任推给周作人，特别是他的妻子羽太信子。许广平说，鲁迅曾经对她讲过：
在卖掉绍兴，祖屋的时候，周作人原来就想把这笔款分开来用，但被鲁迅坚持不肯，才又用来在北京买屋，以便他们家小至少有地方好住。”如果这个说法属实，那就说明，周作人本来并不情愿三兄弟同住，而想分家单独过日子。因为那时，周作人已在北京工作了两年半，每月收入不菲，仅1918年一年他自己就给绍兴老家寄了720元。而他的妻子信子的分家愿望可能更强烈。因为她在绍兴过了几年大家庭生活，对大家庭生活的不便应该有所体会。鲁迅之所以力主维持大家庭，主要出于长兄的责任感，并信守兄弟永不分家的约定。分家，将使建人的小家庭失去了大家庭的庇护，生活变得艰难。
鲁迅、周作人的收入是维持大家庭生计的主要来源。家政方面，鲁迅主外，羽太信子主内。本来管家的应该是长子夫妇，但周宅却是长兄和弟媳共管。两人日常授受不亲，诸事不便于细商，弊端因而产生：当家的鲁迅无法制约管家的信子。也就是说，周家赋予信子以管家的权力和地位，但却无法对她实施监督。信子怎么花钱基本上由她自己说了算。而从信子过去的经历和成长环境来看，这时还不具备大家庭家务管理的能力。她从原来家庭中的从属地位上升为支配者，内心的虚荣和任性渐渐膨胀起来。从少年到青年时代，周作人一直在大哥鲁迅的引导下成长和生活。但从1917年4月到北京大学后，周作人逐渐壮大起来。随着个人收入的增加及在文坛地位的升高，周作人内心的独立欲望和要求也随之增长。
周建人曾说，日本妇女素有温顺节俭的美称，却不料二哥周作人碰到的却是个例外。羽太信子并非富家出身，可是气派极阔，架子很大，挥金如土。家中有管家齐坤，佣人王鹤招、烧饭司务、东洋车夫、打杂采购的男仆，还有收拾房间、洗衣的李妈、小李妈，看孩子的女仆二三人。——更奇怪的是，她经常心血来潮，有时饭菜烧好了，忽然想起要吃饺子，就把一桌饭菜退回厨房，厨房赶紧另包饺子；被褥用了一两年，还是新的，却不要了，赏给男女佣人，自己的全部换新。此类花样，层出不穷。鲁迅不仅把自己每月的全部收入交出，还把多年的积蓄赔了进去，有时还要四处借贷。
因为鲁迅与弟媳有不正当关系或曾对其有非礼行为诸种说法，均属推测、猜测，证据不足。说经济问题导致了兄弟反目，是颇为现实的，值得考虑。因为与经济相关的，是人的自主权和人的尊严。周作人和他的妻子不能完全听命于鲁迅，他们不但有独立的欲望，而且有独立的可能。蒋梦麟认为，兄弟两个的个性都很强，所以不能相处。也不失为一个原因。
鲁迅有不少物品留在八道湾。周作人托人捎话给哥哥，那些物品他会派人送去，不必来取。但鲁迅坚持亲自清点，结果导致一场冲突。鲁迅日记记载：
1924年6月11日，“下午往八道湾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
当时住在八道湾十一号西跨院的川岛（章廷谦）回忆说：
就在那一日的午后我快要去上班的当儿，看见鲁迅先生来了，走进我家小院的厨房，拿起一个洋铁水勺，从水缸中舀起凉水来喝，我要请他进屋来喝茶，他就说：‘勿要惹祸，管自己！’喝了水就独自到里院去了。过了一会，从里院传来一声周作人的骂声来，我便走到里院西厢房去。屋内西北角的三角架上，原放着一个尺把高的狮形铜铁香炉，周作人正拿起来要砸去，我把它抢下了，劝周作人回到后院的住房后，我也回到外院自己的住所来，听得信子正在打电话，是打给张、徐二位的。是求援呢还是要他们来评理？我就说不清了。
鲁迅后来在《〈俟堂专文杂集〉题记》中愤恨地说：
曩尝欲著《越中专录》，颇锐意集乡邦专甓及拓本，而资力薄劣，俱不易致，以十余年之勤，所得仅古专二十余及 本少许而已。迁徙以后，忽遭寇劫，孑身逭遁，止携大同十一年者一枚出，余悉委盗窟中。日月除矣，意兴亦尽，纂述之事，渺焉何期？聊集燹余，以为永念哉！甲子八月廿三日，宴之敖者手记。
周作人是抢劫者，八道湾成了盗窟，这则题记用词也够有分量。关于“宴之敖者”这个奇怪的名字，鲁迅对亲近的人解释说，宴从宀、从日、从女，意为“家里的日本女人”，当指羽太 信子；敖从出、从放，意为“驱逐”，“宴之敖者”就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驱逐出来的人”。几年后，鲁迅在厦门写小说《眉间尺》（后更名《铸剑》），为其中的黑衣侠客取名“宴之敖者”。
评论者在探讨兄弟失和事件时，总是习惯性地形成一个思维定势：鲁迅一贯对周作人有恩，周作人“赶走”鲁迅是忘恩负义；要算经济账的话，鲁迅吃亏不小：八道湾住宅的产权，鲁迅应得一部分，周作人却独占之；周作人听信妇人之言，更是糊涂透顶……总之，周作人很不对。
许寿裳说：
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台里性的。她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作人则心地糊涂，轻信妇人之言，不加体察。我虽竭力解释开导，竟无效果，致鲁迅不得已移居外客厅而他总不觉悟；鲁迅遣工役传言来谈，他又不出来；于是鲁迅又搬出而至砖塔胡同了。从此两人不和，成为参商，一变从前兄弟怡怡的情态。这是作人一生的大损失，倘使无此错误，始终得到慈兄的指导，何至后来陷入迷途，洗也洗不清呢。
许寿裳的文章是在周作人因投敌叛国被判刑后写的。
兄弟反目的事件来得很突然，连家里人也不详知其原委。母亲多天后对一个同乡说：老大和老二突然闹起来了，也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头天还好好的，弟兄二人把书抱进抱出的商量写文章。现在老大决定找房子搬出去。两个哥哥究竟为什么反目，远在上海的三弟建人也不清楚。
失和对两兄弟情绪和思想上造成震动之大，无论如何估计都不过分。虽然他们在公开场合尽量避免见面，也不愿提起这件事，但在事发之后一段时间里，兄弟俩各自内心都翻腾着失望、愤怒的波涛，甚至其后的许多年，乃至终生，也难以忘怀，鲁迅写了《颓败线的颤动》等文章，宣泄心中的郁闷，谴责忘恩负义的行为。周作人有些文章也与失和后的情绪有关。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是杜甫见到阔别多年的朋友的感慨。
“参”与“商”是二十八星宿中的两个，它们不会同时出现在天空中。人们常用这诗句来说明此后两兄弟的关系。鲁 迅小时候曾得法名“长庚”，后来还曾用作笔名；周作人则有一个笔名叫“启明”。绍兴方言，长庚星叫“黄昏肖”，启明星叫“五更肖”，一东一西，永不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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