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道说一句，胡兰成曾自诩“受过思想训练”，实则他的作品毫无思想训练的痕迹。他拿论文给张爱玲看，“她却说这样体系严密，不如解散的好，我亦果然把来解散了，驱使万物如军队，原来不如让万物解甲归田，一路有言笑。”这纯属大言欺人，其学问全无体系，智慧皆成碎片。这番话，反倒显出了张爱玲慧眼如炬，教他把强加的体系解散，如此才能藏拙。
胡兰成的来信，梁漱溟曾拿给勉仁书院的同事邓子琴看——《今生今世》载有梁漱溟复信云：“至今接得的尊函五封，皆与在中大的友人传观，事前未曾征得先生的同意，尚乞恕之为幸。”——邓氏读后评论道：“张君颖悟力高，深于诗之比兴，其书中颇多令人喜悦处，阅之令人意消，惜其疏于历史，颠倒错乱不一而足，其尤甚者则以裨官小说为历史，其短在此，或其所长亦正由此。”他还用了一个词，叫“狂禅”，不由令人想起胡兰成解《碧岩录》的那本奇书《禅是一枝花》。最后他告诉梁漱溟，“张君不足以言中国文化学术而可以作中国文化鼓吹”，此言皮里阳秋，堪称绝妙好辞。
1976年8月，梁漱溟整理旧信，翻出邓子琴的批评意见，想来有所感，随后写道：“张君头脑思路远于科学，而近于巴甫洛夫学派所谓艺术型。联想超妙，可备参考。于人有启发而难资信据。”今世对胡兰成争议极大，有人誉之为宗师，有人斥之为小丑，有人认为其学问可开天地，有人则以野狐禅相待。对比之下，梁、邓二氏的评语，当得起“平恕”二字，可为今人之鉴。
论政：敏于时势
抛开学问，再说事迹。单看胡兰成的书信与梁漱溟、邓子琴的评价，胡梁之间，恐怕难言“相契”，无论思想还是性情，他们均非同道中人。《今生今世》称梁漱溟收到胡兰成第一封信，当即回信，说“几十年的老友中，未有针砭漱溟之切如先生者”，只怕也是客套话，抑或胡兰成的编造之辞。不难发现，其第一封信泛泛而谈，并无多少针砭，真正见功力的应是第二到六封。
此外，《今生今世》屡屡说梁漱溟请胡兰成出山，或者到勉仁书院当教授，或者进京就职，“……（毛泽东）答应了梁先生开办文化比较研究机关，并问聘谁为副，梁先生推荐我，毛泽东亦同意了”。反观胡兰成致梁漱溟信，却充满求职之请：“先生在京如有学校方面或其他职业可以介绍，晚（胡兰成的谦称）可即时来京，但求免于冻馁，亦为观国之光，便于继续研究。”（1950年2月10日）“晚此番被学校同事中进步分子认为思想落后，即时失业，意欲出国，而怀屈子眷顾之情，念孟轲迟迟其行之义，不忍径去，故决定先到北京，尽其忠恕。”（1950年2月19日）后一封信措辞堂皇，实质还是求职，请梁漱溟施以援手。把书与信两相对照，此中真伪，一目了然。
我最感兴趣的情节，应是1950年初，胡兰成被温州中学解职之后，给梁漱溟写信，除了求职，还请他向执政者代为进言：“一、即刻停止制造阶级斗争。二、保持产业的平等和谐。三、平等开向现代西洋。四、如实建立中国史学。”并称梁漱溟把他的信转呈毛泽东，“毛泽东不以我的信为然”。不过查《梁漱溟往来书信集》，1950年2月胡兰成曾两度致信梁漱溟，只是其中并无这四条进言，主题还是赞颂中共、解放军和毛泽东（信中一律称“毛主席”），赞颂土改政策、“为人民服务”等。当然，仔细找来，信中的确有些委婉的批评或提醒，如称中共政策“必译成马列主义之语句而后能自坚其所信，而因此实易滋隔膜”，以秦政之失暗讽当世：“毛主席文章如西汉，然尚须诫之以秦隋之事。秦所变革，后世二千年来实受其利，而当时人民皆不堪秦法之严；汉之承秦，法犹是也，人民乃能安之绰有余裕，此中几微之辨，诚可思省，而今日则政府之行事，大体皆明白如划，莫以为非，然而民心总若有所不安，不得于心而求于气，以斗争为经常之自警自坚……”（1950年2月10日）
给梁漱溟写完这两封信，胡兰成便去上海，准备北上。不知他在上海有何见闻——以他对时势的敏锐，也许已经嗅出了光明之下的肃杀之气，正如半年后的张爱玲——忽改行程，取道广州，奔往香港，稍后远赴东京，与故土一拍两散。到东京之后，他致信谢梁漱溟，信中有言：“比者已行至沪矣，感于孔子闻赵杀窦鸣犊临河不济之事，遂不得到北京相见。仍请转告时人，今番原可以如汉唐之开创新朝，而彼自比于暴秦，谓以力可以服人。然袁绍语董卓，天下健者，不独明公，遂拔刀上马，出朝门投冀州而去。今天下健者，亦岂独毛公。”这番豪言壮语，慷慨激昂，大气磅礴，尤其那句“今天下健者，亦岂独毛公”，读来令人心折不已。
遗憾的是，遍寻《梁漱溟往来书信集》，不见此信影踪。胡兰成的日本来信，只有1951年2月1日一通，信中云：“远游之人，眷怀故国，明发不寐，草成致毛主席一函，幸为转达，不知有碍先生否？”不知“致毛主席一函”到底何所指，是以前那四条进言呢，还是新上书——胡兰成上书执政者的习惯，一直保持到晚年，代表作如《致邓小平书》《上蒋经国书》？只不过，他既然敢言“今天下健者，亦岂独毛公”，对比袁绍之于董卓，试图与毛公分庭抗礼，回头还要给毛公上书，未免自相矛盾。所以，对于胡兰成是否写过这封斥新朝为暴秦，令梁漱溟“惟寒暄而已”的书信，只能存疑。
比胡兰成稍晚，张爱玲亦从大陆来到香港，三年后去往美国。她的思想转折，一般认为源自1950年7月24日召开的上海第一届文艺代表大会。当时夏衍担任大会主席，在其关照之下，张爱玲应邀出席，坐在后排，会场布满了灰蓝中山装，唯有她身着旗袍，外面罩了件网眼的白绒线衫，如鹤立鸡群，异常显眼。“这次会议对张爱玲的触动很大，也是她最终出走的原因之一，她发觉时代变了，而她自己却没有变，这中间就产生了难以逾越的距离，她是跟不上这时代了。”（《张爱玲年谱简编》，见肖进编著《旧闻新知张爱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不得不承认，这一对曾经的夫妻都是绝顶聪明之人，凭借先见之明，先行一步，避免了被即将到来的时代狂潮席卷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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