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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美国后的大半年里，老舍走遍了大半个美国，后来又到了加拿大的维多利亚岛、魁北克。一路讲学游历，紧张却愉悦。但是虽是官费访美，旅费是定额的，路上的消费要从中支出。到了1947年下半年，美元贬值，物价上涨，老舍已感到囊中羞涩，不得不量入为出了。
让老舍更为难受的是，曹禺的文化之旅到期，此时国内烽烟四起。先是东北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国共在四平开展激烈的争夺战；1946年6月内战爆发，中原的共产党军队突出重围，进入苏皖解放区，同华东新四军会合；9月，内战大火蔓延全国。国民党施行法西斯专政，老舍、曹禺的朋友李公朴、闻一多被暗杀，国内血雨腥风，加上思念故乡，曹禺决定回国。
曹禺归国，老舍则结束漂泊生活，在纽约定居，住进八十三西街一一八号的两间公寓。老舍开始了在美两年半的写作翻译生涯。他创作了两部长篇小说和一部话剧剧本，同时组织有关方面积极翻译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学作品。
这两年，老舍不断从各方面获得国内消息，祖国正是国共决战时期，双方在东北、华北等广阔战线上，展开大规模厮杀，但在美国，这里一片歌舞升平，作为民主主义者、自由主义作家，不可能深刻认识国内战争的意义。他觉得一位受邀到美进行文化之旅的作家，是在美传播中国文化，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彼此了解和友谊，这是一个爱国书生责无旁贷的职责。
作家的事业理所当然的是创作，用好作品传达世间的真、善、美，抨击社会上的假、恶、丑。把在美时期的老舍说成是“亲共”、思想“革命”的作家，或将之视为“反共”、思想“反动”的作家，似都无根据。
有一件事，偏偏让在美的老舍意外地陷入了一场政治是非的泥潭，是他始料不及的。
老舍曾应邀参加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一次会议，是作为列席代表参会的。会上，有人问老舍，当时苏联尚未拥有核武器，你认为是否应当也让他们掌握制造原子弹的秘密？
老舍知道，美国在日本扔下两枚原子弹，无疑是最后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的重要的手段，但造成日本人民极大的伤亡，是人所共知的。随着核技术的发展，核战争将毁灭世界，是人类生存的极大威胁，似是常识。为了不造成人类灭绝的悲剧，掌握核武器的国家越少越好。因此，出于理性，他予以了否定的回答。
经美报的宣传，老舍这一书生之见的非正式发言，传到了中国，竟一时令国内舆论大哗，甚至掀起一场政治风波。有批判的，有赞誉的，有愤怒的，有惊喜的，旧中国新闻自由，不同政治背景的报纸，都会各取所需地以完全不同的立场和观点利用新闻。对此老舍是深谙其道的，他不感到奇怪，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文协的一些老朋友竟然也搬弄是非，起劲地攻击自己。
善良的老舍感到十分震惊。曾在挽救民族危亡的抗战中，齐心协力、甘洒热血共赴国难，经历了血与火洗礼的文化人，怎么突然对朋友兵戈相向？清者自清，老舍不想为自己辩解。
但他主动给文协正直的朋友叶圣陶和郑振铎写了一封信，表示辞去文协理事职务，同时退还了抗战期间在重庆做手术时文协给他的赞助费。此举，莫要视为老舍从此要与文协分道扬镳，老舍从不是小肚鸡肠的蝇营狗苟之辈。他这样做，只是一种态度，一个有尊严文人对人格委顿、世味已薄的态度。
这之后，他在美见到史沫特莱时，向她介绍了文协经费一直捉襟见肘的窘境，请求她帮助文协筹集些资金，以解燃眉之急。史沫特莱共募集了一千四百美元，按老舍的要求，汇给了大洋彼岸的文协。有了这笔当时可视为巨款的经费，文协自是欣喜若狂。后老舍从美国回到解放后的北京，用五百美元的稿费，在丰盛胡同十号（今丰富胡同十九号）购置了那座有名的“丹柿”小院。
老舍为已脱离的文协募集经费，这也是一种态度，一个有宽阔胸怀的爱国知识分子对价值取向的态度。他为人、为事、为文，一生都在努力沟通着人世间疏离的情感，智圆德方始终是他为人的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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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纽约州的萨拉托加斯普林，有个林木葱茏、池塘清澈、风光秀丽、空气清香的庄园，后由继承人将之作为公益事业，为文学艺术家营造并提供一处可以安心从事创作，名为“雅斗”的地方。老舍搬到了那里，与英国作家拉罗夫·贝兹，日本女作家石垣绫子夫妇，还有史沫特莱女士为邻，各自住在散落在园林中的小木屋里。
他们经常在茂密的弥漫着松叶清香的松林里散步，在春波荡漾的池塘畔看落日，大部分时间，他们都闭门创作。西服革履、打着领带、文质彬彬的四十一岁的老舍，给大家展现了中国文人特有的风雅气度。
特别是每天的清晨，在熹微的朝阳里，老舍总要打一套太极拳或昆仑六合拳的内家拳。老舍一生不间断地习武，强身健体，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笔者在《民国清流3：大师们的中兴时代》一书里，有详细介绍。在雅斗，老舍出神入化、飘逸又灵动的习武之姿，让作家们为之倾倒，击掌叫绝，这成了雅斗一景。
在雅斗的小木屋里，老舍创作了《四世同堂》的第三卷《饥荒》。《四世同堂》共分三个部分：《惶惑》《偷生》和《饥荒》。其主旨是要表现刚结束的那场伟大的抗日战争期间沦陷区人民的苦难经历，以及他们在苟安的幻想破灭之后，逐渐觉醒，终于意识到只有坚持全民抗战，才能打败日寇，才有出路的过程。最后，他们以坚贞不屈和艰苦奋斗的民族精神，在付出惨重代价之后，最终赢得了胜利。
老舍放弃了出于战争需要的标语口号式的各种文体写作，重新回到自己最熟悉和拿手的幽默讽刺艺术。全书以老北平一条小胡同为舞台，让三教九流、各色人等的十七八户一百三十多人，粉墨登场。而笔墨浓重地写了四世同堂的祁老人一家。写得最出彩的是大杂院里那群地位卑微的个体劳动者。
《四世同堂》结构宏大，却极为匀称。人物众多，各个都栩栩如生。特别是操地道的北平话的对话，尤其传神。许多北平的风土人情和胡同巷陌的生活场景，都描绘得鲜明生动，出神入化。小说生动地描画出沦陷时期故都人民的苦难生存状态。
老舍是怀着饱满的爱国热情创作《四世同堂》的，诚如他在《〈四世同堂〉序》中所说：
设计此书时，颇有雄心。可是执行起来，精神上、物质上、身体上，都有痛苦，我不敢保险能把它写完。
可以说，这是老舍花费精力最大，写作时间最长，他自己也最满意的作品。
抗战期间，老舍在重庆北碚，共写了六十多段，大约六十万字，相当完成了原计划一百万字的三分之二。也就是说，只完成了三部曲的《惶惑》和《偷生》。《饥荒》就是在美完成的。
老舍夫人胡絜青在《破镜重圆——忆〈四世同堂〉结尾的丢失和英文缩写本的复译》一文中，写了老舍从美国归国，带回《饥荒》手稿的情景：
《饥荒》手稿并非写在稿纸上，而是写在大十六开的厚厚的美国笔记中，有硬的黑纸面，字是钢笔写的，很规整，本数很多，摞起来足有十几公分高……可惜，这批手稿全部毁于十年内乱，后十三段就包括其中。
“内乱”不仅“毁”了《饥荒》，更吞噬了“人民艺术家”老舍的生命，为了人的尊严，他选择投太平湖自杀。一个默默的耕耘者，比起建功立业的斗士，或缺乏意志和斗志，然而老舍的那一跳，却是决绝地对“内乱”和命运的抗争。
似上苍尚眷顾老舍。三十年后，《饥荒》竟然真的有了一个“破镜重圆”的喜剧结局。
2013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副社长赵武平，在美国哈佛大学的施莱辛格图书馆，竟然发现了浦爱德（Ida Pruitt）女士翻译《四世同堂》的原稿。比1982年马小弥译出的《饥荒》多出三段，还有更加充沛完整的情节。
赵武平在认真研读了老舍的著作，体会了老舍的语言风格之后，又将《饥荒》遗失的原稿回译成中文，在2017年1月出版的《收获》杂志上发表，再由“活字文化”公司出版全本。诚如《收获》主编程永新所说：“赵武平先生做了件功德无量的事。”
读者终于可以见到这部堪称经典的巨著的全貌了，至此，《四世同堂》载着老舍先生对北京的遥远的乡愁，魂归故里。
在美期间，老舍还创作了另一部长篇小说《鼓书艺人》。该长篇是在解放战争隆隆的炮声中完成的。老舍以此书反映祖国正在发生剧烈的社会变革，并以此书表现了他自己的思想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鼓书艺人》写的是抗战期间，流落到陪都重庆的一群北平演唱大鼓的艺人所经历的悲欢离合的故事。表现他们在社会底层被压迫、受欺凌的苦难中，奋起反抗，走向新生，昭示社会革命的必然性。
书中写了三个青年妇女受到别人的欺骗和糟蹋，也有些人自甘堕落，沉沦潦倒。但更多地表现了他们的觉悟和反抗。方宝庆不仅对艺术持严肃态度，还对生活有美好的追求。在其影响下，养女秀莲产生对独立生活的渴望。他们父女还努力改革旧艺术，以适应抗日宣传的需要。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小说还力求表现这群艺人寻求自己解放和艺术的解放。
掌握自己命运，改变自己命运的历史主动性，这是老舍以前的小说中极为少见的高昂乐观的基调。小说还精心安排了一位革命作家孟良，在他的影响下，方家父女有了觉醒和进步。这是老舍有意地让读者看到一缕新时代的阳光，已穿透布满旧世界的阴霾，露出灿然的光辉。
当然，这是一位进步作家笔下的革命作家孟良和一群觉醒的艺人。用老舍写的小说结束语表述，便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这证明祖国正在发生的巨大社会变革，对老舍已产生影响。但同时，从小说里，我们也读到老舍在十分陌生的新的社会变革到来之时的惶惑、矛盾和不安。1948年11月19日，老舍致信艾默森，信中说：
十分抱歉，我要放弃《鼓书艺人》的全部工作了，写完了十二章以后（约占全书的一半），我发现他既不像我想象的那么好，也不像我想象的那么有意思。我想我还是别写了。我的身体疲乏极了，要彻底休息一下。
面对正在中国发生的剧烈的社会变革，自由主义进步作家老舍，感到欣喜和期待是很自然的，但如何表现这一社会变革，老舍是力不从心的。因为他自己对这变革尚缺乏认识，自己的思想也并未发生深刻的变化。
因此，《鼓书艺人》不可能表现出历史转折的深刻意义，小说中的明丽之色，是作者按自己的认识涂抹出来的。表现艺人的苦难和挣扎，老舍游刃有余；而表现他们的觉醒、斗争，则显得苍白乏力。
故，有的评家认为在《鼓书艺人》中，“显示出老舍笔下的人物所少有的那种掌握命运，改变革命的历史主动性”，并说“以此表现了他自己正在经历的深刻的思想变化”云云，毫无根据，是很拙劣的溢美之词，是在拔高老舍，拔高《鼓书艺人》。也与老舍致艾默森信中的表达，以及他本人一直不愿意拿到国内发表，甚至连该书的手稿都没有带回国的事实相抵牾。
我们见到的《鼓书艺人》，是1980年，老舍逝世十五年后，其老朋友，复旦大学马宗融教授之女马小弥根据1952年在美出版的英文版翻译出版的。因为《鼓书艺人》之原稿老舍未带回国，至今也不知所踪，无法评价英译与原稿在艺术上的差距。
《老舍评传》认为《鼓书艺人》与原作之间在艺术上的差距是相当大的，似站不住脚，既然连原稿已不知下落，那么又如何与英译后再译中的文本相比较？没有比较，又怎能轻易地下结论。举凡由文学到人，拔高最易导致思想知识类型上的急功近利或简单片面化，也会导致以政治标准或某类“功用”取舍去代替文学本身的价值衡量，到头来，会把文学或作家的真面貌弄得面目全非，这样的教训，文学史上实在太多了。
《告别与新生：大师们的非常抉择》，汪兆骞著，现代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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