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激愤的宣言，因堂弟蔡元康的阻止，没有公开发表，但可见他对于官场的厌恶深入骨髓。这里既有政治立场，也含教育理念，还包括喜欢研究学问、讨厌繁文缛节的性格特征。类似的表述，在日后几次辞职书或演说中，都可以看到。除了政治污浊，经费短缺，蔡校长还再三提及个人趣味：“我是一个比较的还可以研究学问的人，我的兴趣也完全在这一方面。自从任了半官式的国立大学校长以后，不知道一天要见多少不愿意见的人，说多少不愿意说的话，看多少不愿意看的信。想每天腾出一两点钟读读书，竟做不到，实在苦痛极了”（《关于不合作宣言》，《蔡元培全集》第四卷第31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这种书生本色，是其多次脱离政坛，赴欧留学或研究的内在动机。
蔡元培的辞职，不全然是针对政府，也有关涉学校内部治理的。1922年学生因不愿交讲义费而聚众抗议，历来温文儒雅的蔡校长，居然在红楼门口挥舞拳头，怒目大声说“我跟你们决斗”，并随后带领全校重要教职员集体辞职。在同年10月25日北大全体师生会议上，蔡元培解释他这次为何要“小题大做”：“二千几百人中，偶然有几个神经异常的人，不算奇怪，但是最少数人有这种异常的计画，为什么竟有一部分的人肯盲从？为什么其他大多数的人都像隔岸观火？事前既不加纠正，临时又毫无制裁；数千人的社会，其中分子，彼此不相关切如此；将来土崩瓦解的状况，可以预推了。”这里的假设是大学生“知识比常人高，应该有自制的力量”，能独立判断，不受外界蛊惑（参见《蔡元培全集》第四卷第272-275页）。斥责“几个神经异常的人”，表面上是抱怨大学生缺乏自制力，其实是希望借此整顿“五四”后变得松垮的校园秩序。
蒋梦麟日后在《西潮》第十五章“北京大学和学生运动”中，谈及蔡元培对学生运动的态度，既希望保护学生的爱国热情，又十分担忧日后的校园秩序：“至于北京大学，他认为今后将不易维持纪律，因为学生们很可能为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蒋梦麟《西潮》第127页，香港：世界书局，1971年）。以此担忧，反观1922年的“小题大做”，就是为了给北大学生敲警钟——不能滥用闹学潮的权利。
兼容并包
永远的北大校长
作为北京大学“永远的校长”，蔡元培之值得不断追怀，在于其一举奠定了这所大学的基本品格。百年中国，出现过无数英雄豪杰，但要讲对于北大的深刻影响，至今没有可与蔡校长比肩者。时至今日，蔡元培之出长北大，几乎成为一个“神话”——个人的学识才情与时代的要求竟如此配合默契，千载难求，不可复得。
谈论蔡元培的成功，其实，还有一点不能忽视，那便是时代的需求。蔡元培长校北大的十年，恰好是清廷已被推翻，民国根基尚未稳固，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时候。军阀混战，教育经费无着，令大学校长极为头痛。但事情也有另一面，那便是处此新旧转化之际，没有不可逾越的边界，也没有不可挑战的权威，乃“尝试”各种新制度的最佳时刻（参见陈平原《“兼容并包”的大学理念——蔡元培与老北大》）。
比如，1917年秋北大评议会的设立，便是蔡元培的一大创举。过去的北大，校长大权独揽，教授们只能被动服从；蔡元培立意改变这一现状，不再是校长一个人说了算，而是创设作为全校最高立法机构与最高权力机构的评议会，除校长与各科学长之外，各科教授自选各本、预科教授二人为评议员，一切重要校政及规章，须交评议会审议通过方能付诸实施。这一制度设计，最初是为了压缩校长权力，发挥教授治校的积极性；可到了危机时刻，另一个功能凸显，那就是即便校长不在，学校也能正常运转。
1923年1月21日蔡元培决意辞职，为此发表《关于不合作宣言》，其中特别提及当初为防止校长个人去留而影响整个学校的命运，特意在校中设立评议会等各种机构，“完全倚几位教授为中坚，绝不至因校长问题发生什么危险了”（《蔡元培全集》第四卷第313页）。前面提及蔡元培执掌北大十年，有一半时间不在北京，属于遥领状态，但学校仍能正常运转，与这一基于教授治校理念发展而成的制度设计有关。
蔡元培之所以能长期遥领北大校长，除了制度设计，还与蒋梦麟这一可靠且合适的代理人有关。1919年7月，五四运动及校长辞职风波尚未完全消歇，蔡元培决定暂不回北大，而是委派自己早年学生（绍兴中西学堂）、日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研究哲学与教育学、1917年3月获博士学位后回国、1919年初被聘为北大教育系教授的蒋梦麟作为私人代表，回北大主持校务。而且，蔡元培1920年出国考察，1923年赴欧研究，都是蒋代理北大校长。在主持北大校务期间，蒋梦麟发表众多演说及文章，大都强调北大须加强管理，不能滥用自由高调与罢课手段。
1923年12月，正代理北大校长的蒋梦麟，特为校庆撰写《北大之精神》，称北大特点有二：一是大度包容，二是思想自由；而与之密切相关的，便是两个明显的缺点：“能容则择宽而纪律弛。思想自由，则个性发达而群治弛。”有鉴于此，必须在“相当范围以内，整饬纪律，发展群治，以补本校之不足”（《过渡时代之思想与教育》第473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主张“整饬纪律”，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学生们所不爱听的。可如果没有蒋梦麟的“黑脸”，单靠蔡元培校长的“红脸”，这大学是无法维持下去的。某种意义上，职业教育家蒋梦麟的“务实”，是蔡校长得以“高蹈”的前提。
大学最终如何发展，取决于各方力量的博弈，并不完全体现校长的意志。基于此判断，我认可蒋梦麟的工作，二十年前的断言，今天看来依旧有效：“历任北大校长中，名气最大的当属蔡元培。对于老北大基本品格的奠定，蔡氏确实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可在历史学家笔下，蔡氏的意义被无限夸大，以至无意中压抑了其它同样功不可没的校长。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蔡氏的早年学生蒋梦麟。”（陈平原《老北大的故事》第4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这段话，被日后很多谈论蒋梦麟的文章所引用。
但阅读这段话，最好与我对蔡元培的一再表彰相对照，方不致出现大的误差。蒋梦麟并不具备蔡先生那样的崇高威望，也没有“集天时地利人和于一身”，无论他如何努力，都只能是一名优秀的大学管理者，而不可能像蔡先生那样成为现代中国“大学精神”的象征。这就说到了带自嘲性质的蔡元培是北大的“功臣”、而自己只能是北大的“功狗”的论述（参见蒋梦麟《忆孟真》，1950年12月30日《中央日报》，后收入传记文学出版1967年版《新潮》）。既然那么能干，为何世人普遍认定，兢兢业业的蒋梦麟，其历史地位不及蔡元培？关键是对大学精神的理解、阐扬与坚守。蔡先生所提倡的“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乃大政方针，影响极为深远。至于蒋梦麟，办事能力极强，人格操守也没有问题，不愧是教育名家。但若站得更高点，则会发现他太守规矩，缺乏那种开天辟地的气魄——当然，也没有那种机遇。（参见陈平原《作为大学校长的蒋梦麟》，《书城》2015年第7期）
蔡元培每回针对现实政治的辞职，都是惊天动地的事件，北大师生马上发通告挽留，全国学界随即多有呼应，很快酿成了大大小小的风潮，政府即便很不情愿，也必须出面表示慰留。也有不懂其中奥妙的，如1920年1月18日，风潮已经过去了，代理教育部部务的傅岳棻竟然在国务会议上提出应接受蔡元培辞职。那本是各大专校长的统一行动，如今枪打出头鸟，专门针对北大校长蔡元培。闻悉此讯，北大学生强烈抗议，北京小学以上教职员联合会展开质询。1月23日，国务总理只好出面解释，称当时虽有此议题，但“兹事关系颇大，故已搁起”。在政局动荡、学潮频繁、大众传媒十分活跃的年代，守土有责的官员们都懂得，接受蔡元培作为一种政治抗议姿态的辞职，那是很危险的。
某种意义上，蔡元培代表了现代中国大学的理想性，蒋梦麟则代表了现代中国大学的现实性，二者须互相参照，方能准确阅读与阐释。北洋军阀时期，蔡元培可以借助自己的名望、社会舆论的压力，以及南方政治和军事力量的牵制，某种程度上保持了北大的独立。北伐成功，国民党统一中国，开始推行“党化教育”，教育界的情况于是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只是“教育独立”的口号被禁止，连大学课程的设置也都必须接受审查，教授治校的有效性受到了严峻的挑战，自由表达政见的文化空间也岌岌可危（参见陈平原《“兼容并包”的大学理念——蔡元培与老北大》）。
可以想象，1930年起正式出长北大十五年的蒋梦麟，不可能像蔡元培那样为坚持自己的学术理念，动辄挂冠而去。将不断辞职作为一种政治抗争手段，那只能属于蔡元培，蒋梦麟及其他民国年间的大学校长，都没有这个本钱。
本文整理自2018年1月20日《新京报·书评周刊》B01、B04-B05版。作者：陈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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