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柳亚子之所以不甘于做中共的“尾巴”，并非因为有什么不同的政治信念和政治准则，而是觉得自己的政治才能并不逊于中共方面的任何人。连“毛先生”都未必比自己高明，连“毛先生”都有眼光远不如自己的时候，其他人就更不足论了。既如此，要他当共产党的“尾巴”，岂能甘心？不甘于像郭沫若那样当“尾巴”，是柳亚子后来不能如郭那般春风得意而只能牢骚满腹的一种原因；而不甘于当“尾巴”，并非因为别有怀抱，而仅仅因为目无余子的“狂”，又是他后来终究还受到相当礼遇的原因。但《从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谈起》，也的确有些“过分”了，突破了某种“界限”。
不知道柳亚子写此文时是否喝了不止二两，反正此文在柳亚子生前并未公开发表，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的轻视与鄙夷，他人并不知晓。否则，柳亚子后来的牢骚，会更“盛”的吧。这篇文章虽未公开发表，但柳亚子其他的一些言行，也足以给毛泽东留下深刻的印象。柳亚子与毛泽东在广州别后，天各一方，音讯隔绝。
1937年6月，延安的毛泽东收到何香凝寄赠的画集和廖仲恺的《双清词草》等物品后，致信何香凝，其中这样提及柳亚子：“看了柳亚子先生题画，如见其人，便时乞为致意。像这样有骨气的旧文人，可惜太少，得一二个拿句老话讲叫做人中麟凤，只不知他现时的政治意见如何？”（《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月版。）
1937年6月，对于中共来说，是十分关键的时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是极其必要的策略。当毛泽东从何香凝寄赠的画集上看到柳亚子题诗时，一定想起了11年前在广州的见面，想起了柳亚子那时的必欲除蒋而后快。这样的人，现在当然是非常有必要团结的。所以毛泽东不惜以“人中麟凤”来赞美他。不过，毕竟已过11年，柳亚子还像当初那样反蒋吗？毛泽东也需要探询一下。当弄明白了柳亚子狂态依旧、反蒋依旧、亲苏亲共依旧时，毛泽东当然就要尽可能地发挥他的作用了。在当时的情况下，既亲苏亲共又狂傲不羁的人，毫无疑问是大有用的。1940年11月，柳亚子从香港写了《寄毛润之延安，兼柬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董必武、张曙时诸公》，其中有“云天倘许同忧国，粤海难忘共饮茶”两句，回忆的是与毛泽东的相识。此后，林、徐、董均有诗作应和。
1944年11月21日，毛泽东致信在重庆的柳亚子：“广州别后，十八年中，你的灾难也受得够了，但是没有把你压倒，还是屹然独立的，为你并为中国人民庆贺！‘云天倘许同忧国，粤海难忘共饮茶’，这是你几年前为我写的诗，我却至今做不出半句来回答你。看见照片，样子老一些，精神还好罢，没有病罢？很想有见面的机会，不知能如愿否？”（《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月版。）这口气之亲切，或许今天还令一些人感动。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来到重庆，与柳亚子第二次相聚。其时，柳亚子正与画家尹瘦石筹备柳诗尹画联展。柳亚子提议由尹瘦石为毛泽东绘像，自己题诗，在诗画联展展出。毛泽东欣然应从。诗写成后，柳亚子致信毛泽东，毛泽东于10月4日复信柳亚子。其时，柳亚子夫人恰好因盲肠炎住院，毛泽东信中首先便对柳夫人的病表示关心：
亚子先生吾兄道席：诗及大示诵悉，深感勤勤恳恳诲人不倦之意。柳夫人清恙有起色否？处此严重情况，只有亲属能理解其痛苦，因而引起自己的痛苦，自非“气短”之说所可解释。时局方面，承询各项，目前均未至具体解决时期。报上云云，大都不足置信。前曾奉告二语：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吾辈多从曲折（即困难）二字着想，庶几反映了现实，免至失望时发生许多苦恼。而困难之克服，决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此点深望先生引为同调。有些可谈的，容后面告，此处不复一一。先生诗慨当以慷，卑视陆游陈亮，读之使人感发兴起。可惜我只能读，不能做。但是万千读者中多我一个读者，也不算辱没先生，我以引以自豪了。敬颂兴居安吉！毛泽东十月四日（《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月版。）
毛泽东到重庆，是为了与蒋介石谈判。从毛泽东的复信看，柳亚子去信中，问及了有关“谈判”的种种问题，这显然是问非该问，毛泽东当然不可能以实情相告，只能以“前途”、“道路”之语漫应之。虽然毛泽东并未正面回答“时局”方面问题，但对柳亚子诗的赞美，还是令柳亚子大为兴奋，于是又写诗赠毛：“润之书来，有‘尊诗慨当以慷，卑视陈亮、陆游，读之使人感发兴起’云云，赋赠一首。”诗以这样两句开头：瑜亮同时君与我，几时煮酒论英雄？第一句把自己与毛泽东的关系，说成是周瑜与诸葛亮的关系；第二句则又把自己与毛泽东的关系，说成是曹操与刘备的关系。“既生瑜，何生亮？”的感叹虽未发出，但“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的意思却表达得很明显。诗则以这样两句结束：冠裳玉帛葵丘会，骥尾追随倘许从。第一句是把毛泽东来重庆谈判比作齐桓公葵丘大会诸侯，第二句有跟随毛泽东参与谈判之意。
其实，在此之前，柳亚子在《润之招谈于红岩嘴办事处，归后有作，兼柬恩来、若飞》中，就有句曰：“最难鲍叔能知管，倘用夷吾定霸齐”，这是把自己比作管仲，如果能被齐桓公这样的人所用，就能把天下平定。在《十月六日得润之书问佩宜无恙否，兼及国事，感赋二首，再用溪中韵》中，则有句曰：“三年待纵冲天翼，风起云扬尔我同。”这是说自己沉寂多时，现在要与毛泽东一同大显一番神通。读这期间柳亚子的这些诗句，再联系到致毛泽东信中对谈判一事的询问，不难看出，自以为有第一流政治才能的柳亚子，在这期间是十分技痒的，非常渴望能与毛泽东一起参与谈判，对谈判深度介入。
柳亚子虽多方暗示，欲介入谈判，而毛泽东当然只能装作听不懂。但我想，在这期间，毛泽东就不但感到了柳亚子的可用，也感到了他的难用。在“重庆谈判”期间，柳亚子还向毛泽东索诗，于是毛泽东手书“旧作”《沁园春·雪》（“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交柳。柳亚子写了《沁园春·次韵和毛润之初到陕北看见大雪之作，不能尽如原意也。》这首词以这样的句子结束：君与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柳亚子屡作这样的豪语，一定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早以诗歌颂毛泽东者，恐怕是柳亚子。
1929年，柳亚子写了《存殁口号五首》，第一首是：“神烈峰头墓草青，湘南赤帜正纵横。人间毁誉原休问，并世支那两列宁。”这首诗就是将孙中山和毛泽东同时歌颂，称为中国的“两列宁”。在后来，柳亚子更写了许多歌颂毛泽东的诗。但柳亚子在歌颂毛泽东时，往往与别人不同。他常常忍不住地把自己与毛泽东同时歌颂，并且是把自己放在与毛泽东同等的位置加以歌颂。这就像是在墙上并排挂上同样大小的两幅画像，一幅是毛泽东，一幅是自己，然后再朝着两幅像跪拜。换句话说，他在歌颂毛泽东时，总有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惺惺相惜，总要挟带大量私货。这种很不“得体”的惺惺相惜，这种挟带私货的歌颂，就不但会功过相抵，甚至还可能功大于过。
在歌颂毛泽东时，柳亚子有时称“毛公”，有时则称“毛郎”。例如，1945年10月，为纪念鲁迅逝世九周年，柳亚子应《大公晚报》之约，赋诗二首（《十月十二日，为鲁迅先生逝世九周年纪念前七日，〈大公晚报〉罗承勋索诗有作》）。其中有句曰：论定延京尊后圣，毛郎一语奠群哗。这里说的是毛泽东在延安对鲁迅的高度评价。1945年，柳亚子写了《短歌行，为曹立厂赋，十一月廿六日》，诗中有句曰：“列宁逝后斯君来，中山衣钵毛郎才”；“斯君屹立寰球重，毛郎大智兼神勇”。称毛泽东为“毛郎”，多少给人以倚老卖老之感，这恐怕不仅令毛泽东，也令那时的所有共产党人都觉得别扭。
1945年，国共和谈时期，柳亚子请曹立庵刻了两枚印章。一曰：“兄事斯大林，弟畜毛泽东”；一曰：“前身祢正平，后身王尔德；大儿斯大林，小儿毛泽东”（曹立庵：《“亚子先生今不朽”——兼斥康生制造的“反动印章案”》，原载1981年11月1日《长江日报》，收入《柳亚子纪念文集》。）这两枚印章，都自有出典。第一枚，字面的意思，就是说自己像对待兄长一样对待斯大林，像对待弟辈一样对待毛泽东。——倚老卖老的意思，在这里就表现得很明显了。
第二枚中的祢正平，即汉末的祢衡。祢衡以狂著称，生平只看得起孔融和杨修两人，常说：“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余子碌碌，莫足数也。”柳亚子这是在仿效祢衡，但比祢衡更有气魄。上面所说的《短歌行，为曹立厂赋》，就是因为曹立厂（即曹立庵）为其刻了两枚印章而赋赠曹的，其中之一，就是刻有“大儿斯大林，小儿毛泽东”的那枚。在诗中，柳亚子还写道：“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自非祢正平，狂语谁敢吐。大儿斯大林，小儿毛泽东。我狂胜祢生，斯毛真英雄。”尽管这里的“大儿”、“小儿”不必一定要理解成“长子”、“次子”，但如此出语，连柳亚子自己也认为，比祢衡还狂。
毫无疑问，柳亚子是在表达对斯毛的欣赏和赞美，但这样一种夸人的方式，比骂人或许还令人难受。这两枚印章，在柳亚子生前并未给他带来直接的麻烦，恐怕在他生前知道此事者也并不太多。柳亚子再狂，在1949年后大概也不会轻意以此示人。 柳亚子于1958年辞世。
为了在1966年隆重纪念孙中山诞辰100周年，1963年，周恩来指示中国革命博物馆大力收集孙中山和同盟会元老廖仲恺、朱执信、何香凝、柳亚子等人的文物。周恩来又派专人到柳家，动员家人捐赠遗物。柳亚子家人于是将大量柳亚子遗物捐献出来，其中就包括这两枚印章。“兄”与“弟”、“大儿”与“小儿”，在博物馆静静地躺了三年，倒也无事。1966年7月，它们被康生发现。
这样的“敌情”当然令整人老手康生兴奋不已。他连下三道批示，称印章“反动之极”，勒令将两印彻底砸碎，一切照片和底版销毁，并责问中国革命博物馆“是个革命博物馆，还是个反革命博物馆？”，命文化部对此事彻底追查。柳亚子本人则被作为“老反革命分子”而在大字报上点名批判。当时的中国革命博物馆馆长，也被打成残疾。这就是“文革”期间的所谓“反动印章案”。幸亏柳亚子在八年前便寿终正寝，否则，以老迈之躯而在“文革”期间死于“红卫兵”的拳脚之下，岂不太惨。不过，“文革”结束后，这事也没有一笔勾销。1979年10月，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开幕时，大会主席团决定在会上宣读一份《为被林彪、“四人帮”迫害逝世和身后遭受诬陷的作家、艺术家致哀》的文件，文件公布了107人的名单，其中没有柳亚子王晶垚：《纪念南社和柳亚子》，《柳亚子纪念文集》。
以上是柳亚子的身后事，不说也罢。我们还是回到他生前。1946年初，柳亚子从重庆回到上海。在各种场合为共产党“说项”，为共产党辩护，为共产党造舆论。1946年初，上海左翼人士为在昆明“一二·一”事件中遇害的南菁中学教师于再召开追悼会，柳亚子在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1月28日，毛泽东在延安致信柳亚子：
亚子先生左右：很久以前接读大示，一病数月，未能奉复，甚以为歉。阅报知先生已迁沪，在于再追悼会上慷慨陈词，快何如之。印章二方，先生的词及孙女士（引按：即谭平山夫人孙荪荃）的和词，均拜受了；“心上温馨生感激，归来絮语告山妻”（引按：此为柳1945年秋所写《润之招谈于红岩嘴办事处，归后有作，兼柬恩来、若飞》中的两句），我也要这样说了。总之是感谢你，相期为国努力。贱恙是神经疲劳，刻已向好，并以奉闻。
敬颂道安
毛泽东一月二十八日
（《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月。）
1949年2月下旬，柳亚子应毛泽东之邀，从香港北上。这时的柳亚子，心情可以说是无比兴奋的。这是在途中写的《二月二十八日有作》：六十三龄万里程，前途真喜向光明。乘风破浪平生意，席卷南溟向北溟。柳亚子自比为《庄子·逍遥游》中的鲲鹏。《庄子·逍遥游》中的鲲鹏，“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柳亚子觉得自己就是那鲲鹏，只不过庄子笔下的鲲鹏是由北向南，柳亚子则是由南向北而已。顾盼自雄、踌躇满志之态，溢于言表。柳亚子后来的头衔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央文史馆副馆长。
1954年，成为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以“常理”度之，理论上的政治地位并不低，柳亚子似乎没有理由不满意。但柳亚子的心态，是不能度之以“常理”的。在起身赴北平时，柳亚子对在新政府中的地位，是怀着很高的期待的。他后来是否满意，取决于他这种期待得以实现的程度。如果他的期待得到的与实际得到的，落差很大，他就有“理由”很不满意。22日，在致上海的毛啸岑信中，他写道：“弟此次押货内渡，平安到达，已与此间主顾接洽，估计有利可赚，甚为高兴。”（《柳亚子书信辑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348页。）其时上海尚在国民党手中，柳亚子便使用了此种语言。“有利可赚”云云，其实正表明了他的待价而沽。
柳亚子于1949年3月18日抵北平。北平市长叶剑英率人在车站迎接。翌日晚，叶剑英又设宴，为柳亚子一行洗尘。柳亚子写了《叶剑英市长来迓，赋呈一首》，最后两句是“授餐适馆何由报，饮马长江待细论。”意思是说，怎样报答共产党的盛情呢，只能在打过长江一事上献计献策。——他总以为自己在政治上有共产党人所不及的奇谋良策。在共产党人中，他认为惟一能与自己相提并论的是毛泽东，其他人都颇不足道。
抵北平后，这样的狂语，不但仍在继续，甚至要刻意如此强调。在《为韦江凡题〈故都缘法〉册子二首》中，有句曰：除却毛公便柳公，纷纷馀子虎龙从。这意思是说，毛泽东与柳亚子，是一虎一龙，其他人都只配跟在后面。那么其他人是什么呢？在这首诗中，还有这样两句：一代文豪今属我，千秋历史定称翁。这意思是说，在文的方面，我柳亚子天下第一；在治国平天下上，毛泽东第一。这又似乎要在一文一武地与毛泽东平分秋色了。在《次韵和平江四首》中，又有这样的句子：留得故人遗句在，北毛南柳两英雄。
自1935年到达陕北，毛泽东就一直在北方活动，柳亚子则一直在南方，故柳亚子有“北毛南柳”之语。当时的北平，各路人马云集，可谓人才济济。但柳亚子只把毛泽东一人放在眼里。在这种时刻，一再强调只有毛泽东才配与自己比美，恐怕不仅仅表现的是性格上的狂，还表现了对未来政治权位的期待和暗示。但柳亚子等来的是一个接一个的打击和失望。
1948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在香港成立，柳亚子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在“民革”的筹建过程中，柳亚子也算是一个重要人物。但“民革”在决定出席新政协的代表时，柳亚子最初却被排除在外。一开始，“民革”可有六人出席新政协。这名额当然是中共中央决定的；由哪六人出席，不用说，也是由中共中央确定。后来“民革”的名额增加到16人，柳亚子才得以出席（朱学范：《我与民革四十年》，团结出版社1990年7月版，第215页。）。虽然最终是出席了，但柳亚子心里的不痛快，可想而知。以柳亚子的自我估价，毛泽东一到北平，就应该单独召见他，向他请教种种政治大计。但实际上，毛泽东迟迟没有与他单独晤面。
这段时间，毛泽东要一表一里地准备两件事。筹划与国民党的“和谈”，这是“表”；积极准备“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这是“里”。尽管柳亚子认为，这两件事他都能够和应该“掺和”，但实际上两件事都与他无关。军事行动固然不容他置喙。与国民党的和谈，毛泽东要找的也是李济深、黄炎培、傅作义、章士钊这些人，不可能与柳亚子这样的人商量。看着同住六国饭店的一些柳亚子本不放在眼里人，一个接一个地被毛泽东召见，柳亚子心里的悲凉和酸楚，可想而知。
柳亚子一到北平，就急着往香山碧云寺拜谒孙中山灵堂和衣冠冢。他要求派车，却迟迟不见答复。而当时同住六国饭店者，有人是配有专车的（金绍先：《关于柳亚子先生——从台湾旧友来信谈起》，《柳亚子纪念文集》。）。在四月一日日记中，柳亚子写道：“夜，餐时与任老（引按：即黄炎培）夫妇及寰老夫人同席，谈得很起劲，约明日同往北京饭店赴民盟例会，可不叹出无车矣。”（柳亚子：《北行日记》，《自传·年谱·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版。）从这里可知，黄炎培是配有专车的。如果大家都没有车，也就算了。可有一部分人是有车的，而柳亚子却不属“有车一族”，此事也应给他以相当剌激。《感事呈毛主席》中那句“无车弹铗怨冯驩”就是这种刺激的反应。
1949年3月24日，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筹备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在42人的筹备委员中，虽有柳亚子的名字，但在由七人组成的常务委员会中，却没有柳亚子的座席。七月间，文代会正式召开后，在全国文联的领导层中，自然也没有柳亚子的名字。虽然柳亚子最自负的是“政治才能”，但也是认为“一代文豪今属我”的。可现在，不但政治上被冷落，在文艺上也“怀才不遇”，怎能不让他牢骚满腹呢。这时候，他一定屡屡回忆起在国共相争中对共产党的支持、拥护，甚至有了悔不当初的心绪。也正是在这样的时候，柳亚子写了《感事呈毛主席》；也正是在这样的时候，他发出“头早悔平生贱”这样的“牢骚”。柳亚子是怀着满腔春意来到北平的，但很快心态就给人以由春到冬之感。柳亚子的“牢骚”当然首先指向毛泽东。
1949年2月26日，柳亚子开始记《北行日记》。在这“席卷南溟向北溟”的日子里，柳亚子在日记里自然免不了时时提及毛泽东。在开始阶段，柳在日记里提到毛时，都称“毛主席”。但后来，“毛主席”则常常变成了“老毛”。例如，6月19日日记中写道：“十一时许，偕赴听鹂馆开文研会筹备会议，通过举余为主席，俨然黄袍加身，拟推老毛为名誉主席，未知其肯入我彀中否也。”（柳亚子《北行日记》，《自传·年谱·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版。）从“毛主席”到“老毛”，其间心绪、情感的变化自不待言。
这天日记中所说的“文研会”，也颇值得一说。这所谓的“文研会”，全称是“北平市文献研究会”，是柳亚子自己张罗起来的。在这样的时候自行张罗这样的组织，似乎有点另起炉灶之意。而在这样一个自己张罗的组织中被选为主席，竟也颇有几分得意，称为“黄袍加身”，真让人生哀怜之心。至于要用这“文研会”来延揽“老毛”“入我彀中”，就让人在哀怜之余，又哭笑不得了。这柳亚子自行张罗的“文研会”，自成立后便停止了活动。在这种时候的北平，怎么可能允许柳亚子这样的“民主人士”自行张罗组织？张罗这样的组织本身，就说明了柳亚子在政治上是极其幼稚的。
1949年6月6日，柳亚子写了好几首诗。在《三赠刘仁同志女英雄》中，他写道：旭日中天防食昃，忠言逆耳费思量。吾侪一意依民众。大盗千年是帝王。在《六月六日在韶九胡同有作》中，则写道：英雄惯作欺人语，未必牢骚便断肠。这个最早写诗歌颂毛泽东的人，终于以诗的方式表达对毛的不满和质疑了。
在1949年春夏时节，毛泽东、周恩来们，对于被召来北平的“民主人士”，自有一番通盘考虑。要人尽其用，又要尽可能做到人人满意，不在关键时刻添乱。对于柳亚子其人，毛、周自然是了解的。不可不用、不堪大用，应该是他们对柳的基本认识，他们也是按照这种思路来安置柳亚子的。他们对柳的性格当然也十分了解。其他人即便有所不满，也只会憋在心里，或充其量在私下发发牢骚。而柳亚子以“狂奴”自诩，又自以为与毛泽东有特殊关系，在当时鱼龙混杂、大局未定的北平，完全可能闹出或大或小的乱子来。这显然是毛、周们所不愿看到的。
在人事安排上，不能迁就柳亚子，但必须以别的方式让他得到安慰。让柳亚子从众人集中居住的饭店搬进条件特别好的颐和园，是安慰方式之一。毛泽东和诗叙旧情，也是一种安慰。仅仅这些当然还不够。1949年5月1日下午，毛泽东携夫人江青和女儿李讷来到颐和园，看望柳亚子，在园中散步、划船，至傍晚才离去。能在这种时候抽出半天时间陪柳亚子闲聊，对毛泽东来说也委实不容易，说明毛泽东很重视稳定柳亚子的情绪。但携夫人和女儿同来，显然也是精心考虑的。这在暗示柳亚子、更在告诉世人：这拜访纯属私人性质，纯粹是老友之间的往来，没有丝毫政治意义。换句话说，毛泽东意在让人们明白：对柳亚子的拜访，并不意味着在政治上对他的特别信任和重用。在这次拜访中，江青和李讷起着道具的作用。
毛泽东告别时，约定5月5日派车送柳亚子至香山碧云寺，拜谒孙中山灵堂和衣冠冢。有趣的是，在当天日记中，柳亚子写道：“约定双五节以车来迓，谒总理衣冠墓于碧云寺，希望其不开空头支票也。”（柳亚子：《北行日记》，《自传·年谱·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版。）这里似乎有一点言外之意，让人不免疑心柳亚子曾遇上过“开空头支票”一类事。但这回毛泽东没有“开空头支票”。
5月5日，为孙中山就任广州非常大总统28周年纪念。上午，毛泽东派秘书田家英带警卫、摄影等人，携双车接柳亚子夫妇和友人范志超、余心清等上碧云寺。在纪念孙中山的日子里，带着摄影师，送国民党元老柳亚子上碧云寺，就是一种政治行为了。这会温暖许多人的心，有着明显的统战意义。中午，毛泽东又设家宴，款待柳亚子一行。
这期间，柳亚子的心情自然又由冬返春。毛泽东来访后，柳亚子写了《偕毛主席游颐和园有作》，其中有句曰：“南阳讵敢劳三顾，北地犹堪赋百章。”他把毛泽东的来访，比作刘备的三顾茅庐，那他自己自然就是诸葛亮了。如果仅仅是“为赋新诗强作狂”，那也还罢了。如果心里真这样想，如果以为毛泽东是要请他“出山”，委以重任，那毛泽东特意携夫人和女儿的一番苦心，就都白费了。顺便指出，这首诗最后两句是：“名园真许长相借，金粉楼台胜渡江。”这又一次表示了“长借名园”之意。每次说到想长住“名园”时，都与归隐吴江相连，这也似乎在把“长住名园”当作了不回故里的一个条件。
作于5月19日的《呈毛主席一首》，以这样两句结尾：欲借头衔荣父老，今宵归梦落吴江。这是在请求毛泽东帮他实现衣锦荣归的愿望。《五月二十日晨，枕上闻雷声，继以豪雨，知秋收无患矣！起检案头，获病蝶喜雨呈毛主席两律，即次其韵》中，有自注文曰：“近以碧云寺国父衣冠冢、江苏省人民政府暨国史馆事，颇于毛公有所献替也。”这最后一句，让人觉得柳亚子的自我感觉之良好，真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大概在这期间，柳亚子多次向毛寄信呈诗，并提出了明确的任职要求。
5月21日，毛泽东复信曰：“国史馆事尚未与诸友商量，惟在联合政府成立以前恐难提前设立。弟个人亦不甚赞成先生从事此项工作，盖恐费力不讨好。江苏虚衔，亦似以不挂为宜，挂了于已于人不见得有好处。此两事我都在泼冷水，好在夏天，不觉得太冷否？”（《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月。）从毛的复信看，柳亚子提议设立国史馆，并希望自己能在其中任职。任何职呢？以柳亚子的狂傲，总该是馆长吧，后来的文史馆副馆长一职，当非柳亚子初衷。至于柳亚子想在江苏政坛有一名分，那就看重的不是职务的高低，而是乡土观念在作怪了。“欲借头衔荣父老”，恐怕主要指的还是江苏的头衔。
“皆非之慨。夜，作长笺复之，将于后日送去云。”（柳亚子：《北行日记》，《自传·年谱·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版。）毛泽东的利害分析，显然并没有说服柳亚子。毛泽东的来访和派车载往碧云寺，虽然让柳亚子心情由冬转春，但这春暖是短暂的。当柳亚子的实质性要求并不能得到满足时，他的心情则转回更为严寒的冬季。令柳亚子不愉快的事仍在不断地发生。
在这期间，柳亚子写有一首《赠范志超》，其中有句云：“生死难忘范志超，廿年交谊忍轻抛。”范志超与柳亚子相识20余年，被柳称为“三传弟子”。范与柳家有着深厚的交谊。柳亚子何出此语呢？原来，柳亚子到北平时，范在美术学院任教。到北平后，柳亚子立即要求有关方面以官方名义聘请范为他的私人秘书，一时无回音。
5月5日在毛泽东家宴上，柳又直接向毛提出这一要求，毛虽未回绝，但仍然迟迟不见落实。柳亚子一怒之下，自发聘书一张，具款“吴江一品大臣柳亚子”。范志超当然不能接受。柳亚子可以不懂政治常识，也不妨不顾政治常识，但范志超却不能不懂更不能不顾。也就在这时，有人告诫范志超，以后少和柳亚子接近。柳亚子心情的悲怆是可想而知的（张明观：《柳亚子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574—575页；范志超《记柳亚子先生二三事》，《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44辑。）。这样，便有了《赠范志超》一诗。
由官方任命秘书一事，柳亚子或许认为是小事，其实很令毛泽东们为难。这首先关乎“待遇”问题。如果柳亚子不在享受此种“待遇”者之列，那就不能为其配备秘书，此事不容含糊。更重要的是，秘书不能由自己选定，而应由有关部门选派。尤其为柳亚子这类“民主人士”配秘书，要由有关部门选择组织上信得过的。因为他的使命，实在不仅仅是“秘书”。从此事也可看出，柳亚子的政治感觉，实在是很迟钝的。自封“一品大臣”，也颇耐人寻味。如果说这正是柳亚子的政治期待，不能算很勉强吧。自认为是“开国元勋”的柳亚子，认为自己在“新朝”中是应该“官居一品”的。
1949年7月2日，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召开。柳当天日记载：“七时，徐冰以汽车来，迓赴中南海，开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晤人甚多……会九时开始，下午十二时半毕，倦极。陈学昭、艾青留饭（晤丁玲），饭毕，周扬以车送归，二时返园，三时入睡，四时始醒。闻今夜又无电，惟有日入而息耳！”（柳亚子：《北行日记》，《自传·年谱·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版。）查此后数十日日记，则每天在家弄邮票、抄旧稿、做诗、写字、喝洒、校书，并无外出开会记载。可见，这全国文代会，柳亚子只参加了一个开幕式，此后便完全置身事外。甚至这半天的开幕式，说不定也是被动员参加的。确实，看着那些旧雨新知在会上春风得意，看着那些柳亚子根本瞧不上的人在会上凫趋雀跃，柳亚子会有自取其辱之感。
1949年7月1日，全国文代会开幕的前一日，柳亚子所写《次韵和刘仁女士两首》中，有句云：“驴背陈抟应抚掌，瓮头李白剩吟诗。”这不禁让人想到当年的“英雄末路作诗人”一语。7月16日，正值文代会开会期间，柳亚子写了《口号答云彬》：屈子怀沙逢乱国，贾生赋鹏值休明。忏除结习吾知免，不作苏俄叶赛宁。宋云彬是柳亚子多年知交。他大概知道柳亚子心情不好，有所劝慰，柳亚子于是以此诗作答。我们知道，在重庆时，柳亚子对郭沫若称其为“今屈原”是觉得很冤屈的，有“匡时自具回天手，忍作怀沙抱石看”的豪语。时隔数年，他倒自比作屈原了。最后一句更让人心惊。叶赛宁曾在十月革命成功后讴歌革命，但终于因与新时代格格不入而自杀。柳亚子对宋云彬说“不作”叶赛宁，莫非宋云彬有此担心？莫非柳亚子觉得有学叶赛宁的理由？
1949年9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有56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柳亚子是其中之一。这“委员”之“级别”虽高，但却是惠而不费的“虚衔”。对此，柳亚子满意吗？夏衍的一番回忆做了回答：
十月一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在这期间，我会见了许多老朋友，也结识了不少新朋友。……有一天晚上，我正要上床，柳亚子敲门进来了。我和这位爱国忧民的南社诗人也算是老朋友了。过去，不论在香港，在重庆，即使是时局十分艰险的时候，他一直是爽朗、乐观的，可是在这举国欢腾的日子，他却显得有点心情抑郁。寒喧了几句之后，他就问我上海解放后有没有去过苏州，他说，假如那一带局面安定，他打算回吴江去当隐士了。这句话使我吃一惊，“一唱雄鸡天下白”，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呢？他就坦率地说出了他对某些人事安排的不满，他用责问的口吻说，李任潮（引按：即李济深）怎么能当副主席，难道你们忘记了他二十年代的历史（引按：李在国民党清党时曾参与清除共产党人）？对这样的事我当然不好插嘴，我想把话岔开，问他最近有什么新作？柳无垢是不是也在北京？可他还是滔滔不绝地讲了他对某人某事的不满。后来读了他和毛主席的唱和诗，才懂得他“牢骚太甚”的原因，并不在于“出无车”和“食无鱼”，至于“莫道昆明池水浅”这句诗的谜底，则直到恩来同志和我讲了当时的情况之后，才弄清楚。浪漫主义诗人和现实主义政治家之间，还是有一道鸿沟的，亚子先生实在也太天真了
（夏衍：《懒寻旧梦录》，三联书店1985年7月版，第631—632页。）。
夏衍的这番话，虽然让我明白了1949年10月间柳亚子的精神状态，但也让我明白：关于柳亚子的“牢骚”，我并没有都说清楚。周恩来能够知情，说明毛泽东与周恩来商量过柳亚子的事；至于周恩来对夏衍说了些什么，夏衍不肯说，我们也就不知道。但我们却知道，柳亚子并没有真的归隐吴江。柳亚子自称“狂奴”，其实并不能如严子陵那样“无欲则狂”，因此，他的“狂奴故态”，不过是没有底气的作态。柳亚子一生好以“英雄”自命，其实，他也只是终身好作英雄语而已。读柳亚子诗文，我觉得他最悲哀的，是一辈子都没弄明白自己到底是谁。
注：本文节选自王彬彬：《并未远去的背影》（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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