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广场》：推动“社会主义文艺复兴”和“社会主义民主运动”
6 月 6日，校园里的一张大字报，又引起了爆炸性的反响。大字报标题是：“救救孩子，《广场》在难产中！”同时公布了《广场》第 1期的要目、《发刊词》及一篇题为《北大民主运动纪事》的文章，并征求预订与捐款。全校的目光顿时集中在这个自称“难产”的刊物上，并立刻因对《广场》及其所显示的倾向的不同看法和态度，而引起激烈的论争：赞成或同情，还是反对，几乎成了每一个北大人都不能回避的选择；而且在两天以后即开始的“反右运动”中，当时的不同表态，就几乎决定了每一个人此后的命运。一个学生刊物竟然与上万的北大人的命运发生如此密切的关系，这确实是一个罕见的文化现象，却真实地反映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某些特质。
人们自然要问：《广场》——这是怎样的一个刊物？它是由谁创办的？它的宗旨是什么？它为什么会“难产”，这又预示着怎样的命运？
《广场》的发起人是这样为自己的刊物定位与定性的：“一个面向全国的同人刊物”。这里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同人刊物”的性质。本来，办同人刊物，是新文化运动的传统：从五四时期的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等的《新青年》到1930~1940年代胡风主持的《七月》《希望》均是如此。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特别是经过了社会主义改造，取消了私营新闻、出版业，所有的报刊都成了党或党所领导下的群众团体的机关报刊。
如前文所说，即使是校园里的《红楼》这样的学生文艺刊物，也是置于团委与学生会的领导下的。即使是历史上存在过的同人刊物，如《七月》《希望》，也给予了重新评价，在反胡风运动中，办同人刊物就成了胡风“组织反动小集团（后上升为‘反革命小集团’），与党争夺领导权”的“铁证”。
这样一种对民间同人刊物的禁令，在鸣放期间开始受到质疑；江苏的高晓声、叶至诚、方之等青年作家并已开始行动，筹划创办《探索者文学月刊》，明确宣布“我们是同人刊物，有自己的主张，自己的艺术倾向”，“我们将在杂志上鲜明地表现出我们自己的艺术风貌”。但反胡风“反革命小集团”的记忆犹新，大多数人还是视同人刊物为“异端”，不敢问津。现在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小青年，竟然想在北大这样的一举一动都会影响全国的敏感地带办同人刊物，自然会引起许多的疑惧。而且发起者还不讳言，他们要与团委领导下的《红楼》“对着干”。
《广场》的起名本身就包含了这样的意思：其主编张元勋（他刚刚与《红楼》的大多数编委发生思想上的分裂）这样解释说：作为五四运动发源地的北大，有两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物，一是红楼，另一个就是民主广场，它是民主力量聚集的地方。北大团委、学生会办了《红楼》，我们就办《广场》。而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这样的“对着干”，在许多人看来，其目标自然就不只是对着《红楼》而已，它的难产从一开始就是注定了的。
首先遇到的就是经费问题，在国家、集体垄断了一切资源以后，本来就断了同人刊物的活路，何况这些年轻人几乎是身无分文。据陈奉孝回忆，他和谭天荣都把自己除书以外的东西都卖了，最后自己只剩下身上穿的一套单衣和一条线毯子。这仍然是杯水车薪，只得向师长求助：马寅初校长本已同意资助，后得到“提醒”而作罢；几位教授（傅鹰、吴组缃等）因对学生的意见存有怀疑，且经济并不富裕，也未解囊。
万般无奈，只得直接向全校同学发出“救救孩子”的悲壮呼喊。而且也果真有效：据后来批判者公布的材料，同学预定了1786份杂志，共付款357元，个人捐款与借款则有 486元，加上后来《广场》（油印本）售出 400本，获资40元，共计约 883元，这在当时也勉强可以支付购买纸张、制版、油印的费用了。
当然，最“可疑”的，还是《广场》组织者、发起人：他们全是校园内最激进、也最有争议的人物，以后都成了“大右派”。最初，这些校园里的激进人物是分别聚集在几个论坛上的，著名的有陈奉孝、张景中、杨路（数学系学生）等人的“自由论坛”，刘奇弟（物理系学生）、崔德甫（中文系学生）的“百花坛”等，还有的是“游兵散勇”，如谭天荣（物理系学生）、王国乡（中文系学生）、龙英华、叶予胜（哲学系学生）等。
由于他们总体上都处在孤立的状态，于是就有了联合的要求，并因此于 5月29日成立百花学社——这几乎是建国以后第一个未经请示、批准，自行成立的学生社团，同时决定创办自己的刊物，后又联合了因《是时候了》一诗而在全校很有影响的张元勋、沈泽宜，以他们为正副主编：这就是《广场》的由来。因此，在反右运动中就有了这样的说法：“它实际上已经成了我校右派的一个大本营”，如果去掉意识形态的评价，应该说这是大体符合事实的。
问题是他们的办刊宗旨与主张。在由主编张元勋起草的《发刊词》里，明确提出要推进“社会主义时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争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文化”，宣称“我们的广场期待着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文艺复兴的到来”。在同样表达了《广场》同人意愿的《北大民主运动纪事》里，则声称以“五一九”为开端的运动，是一个“青年人挣脱一切束缚，争取思想解放的启蒙运动，是东方文艺复兴的序幕”。
这里，要推动“社会主义的思想解放的启蒙运动”，创造“社会主义新文化”，促进“社会主义文艺复兴”的宗旨是十分明确而自觉的。具体地说，则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基本主张。
首先，这是一次“思想意识的大革命”，要以“五四先辈们的大胆提问、大胆创造的精神”，“对一切都要进行勇敢地再认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进行重新调整，一些过去习以为常的东西要重新进行肯定和否定，对于现代的一些论点和观点都要重新进行估计、评价和探索”；其次，要创造“十分鲜明可爱的社会主义的个性”；其三，要充分发扬社会主义的民主，实行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们的‘广场’是真正‘广’的‘场’，是一切不脱离社会主义的言论的讲坛。只要为了‘真善美’，不论什么基调的歌都可以到广场上来对年青人放开嗓子唱！我们的‘广场’为争鸣而开，我们的‘广场’是百花齐放的地方！”
——应该说，“重新估定价值”、“个性”与“民主”，这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观念；如果说张元勋、沈泽宜在《是时候了》里宣称“（我们的）火种来自——‘五四’”，还多少有些空泛，现在就比较具体，而且是真正抓住了要点，可见这一代人对“五四”的继承是建筑在对这一传统的深刻认识基础上的，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问题是他们认为，在1950年代的中国，正急切需要一个“社会主义时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也是出于他们对中国现实问题的一种深切的把握与理解，而这样的先驱者的觉醒意识，却是为许多思想仍被束缚的人们所难以理解的，他们也就无以摆脱孤独与寂寞：这也是与五四先驱者的命运相同的。
这里还需要补充一点：《广场》的主编张元勋作为一个校园诗人，他在参加《广场》的编辑工作时，也必然要贯彻他的诗歌理想：据说他是竭力要开创一个“广场诗派”的。但由于当时政治斗争的更大迫切性，使他对自己（更准确地说，是他所代表的一部分校园诗人）的诗歌理想未能充分展开，只能从片言只语中略见其大端。比如，在他所起草的《广场发刊词》里，有这样的一段话：
“中国将到来社会主义时代的春秋诸子百家争鸣，会到来社会主义时代的以少年事业为风骨的、建设文学的再生，会到来社会主义时代的盛唐般的诗的创造”。这里提出的文学（诗歌）理想，是中国文学（诗）传统在社会主义时代的集大成，其中的关键词是“争鸣”、“少年风骨”、“建设”与“创造”。
《发刊词》里还讲了两点：“唱出你愿意唱的个性的歌”，“我们的《广场》矛头指向阳光下的黑暗”，这里对“自由的个性表现”与文学（诗歌）的“批判性”的强调，大概都是新的诗歌理想的重要内容，而且是有着明确的现实针对性的。所以，在《北大民主墙选辑》（《广场》油印本）的《写在前面的话》里，就有这样的声明：“我们的《广场》将着重发表揭露的和‘非正统’的作品”。
在反右运动中批判者还揭露，“据说所谓《广场》诗派的特点是在于赤裸裸地揭露人的内心世界”，批判者曾经指责《广场》上选录的许多诗歌（包括张元勋、沈泽宜所写的《墓志铭》《人之歌》、林昭的《党，我呼唤……》）充满了“惊骇、迷惑、怀疑”的情调，其实正是对内心世界的一种展示。
文学史家可能因此而注意到，1957年这些处于萌芽状态，未及充分展开的诗歌观念与理想，与二十多年以后中国诗坛的“崛起的一代”，是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的。有意思的是，“崛起的一代”也曾掀起轩然大波，而其最有力的辩护人与理论家谢冕、孙绍振就是当年北大的校园诗人；只不过由于时代的不同，“崛起的一代”终成气候，而“广场诗派”刚出生就被扼杀在摇篮里了。
1957年还有一位右派学生写了一篇《诗人颂》谈他心目中的“诗人”，也就是他所“理想的人”：“正如向上帝挑战的撒旦一样，诗人是最傲慢最狂妄的叛逆，什么习惯、戒律、神圣的威权……全被视为粪土；他的字典，没有‘谨小慎微’这些字眼，他的竖琴绝不会奏出奴隶的呻吟！……烧毁各色各样的面具，追求和创造真正的美，是诗人的天性，也是诗人的天职”。他又说：“诗人是最敏感的人，最坦率的人，最真诚的人，最热情的人，最容易冲动的人，最富于同情心及正义感的人……，然而，诗人首先是一个孩子”，有一颗“赤子之心”。
——集“撒旦”与“赤子”于一身，这或许正是1957年中国校园里的“广场诗人”的自我写照与自觉追求。
不过，当时人们似乎并不热心于做诗人，即使是诗人也有某种政治家的气质，政治抒情诗因此而成为主要的诗歌类型（另一重要类型是政治讽刺诗，“广场诗歌”中就有王国乡的《一个“积极分子”的自白》、《一个落后分子的自白》，江文的《新乐府四首》等代表作）：这倒是和那个时代诗坛的总体气相一致的，只是政治倾向有所不同。吸引《广场》里的大多数人的，是更加直接的政治参与。
《广场》的发起人坦然宣称，他们所要推动的，不只是“思想解放的启蒙运动”，还有“群众在拥护社会主义的前提下，自下而上地争取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运动”。在私下的谈话中就说得更加明确：“要把《广场》办得像《星火报》一样”。这是直接从苏联共产党的历史中得到的启示：在1950年代的中国，《联共党史》是大学的必修课，因此，每一个大学生都知道，《星火报》是当时俄国社会民主党（苏联共产党的前身）的机关报，在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上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现在，《广场》的年轻人所看重的，正是列宁所说的报刊的“组织者”的功能。于是，就有了后来批判者所说的“《广场》纲领”（实际上是《广场》的编委叶于胜提出的“对实际活动的建议”）：把“促进法制的建设与改造，促进社会主义民主化”作为《广场》的总目标，具体的步骤是：“充分揭发三害事实”，并“逐步把中心转移到探讨三害的根源，使大家明确认识问题不单是作风，而是牵涉到国家制度”。同时提出的是“舆论自由”“取消出版的检查制度”“确保言者无罪”等要求，以及使“自己的社团成为当前群众运动的核心”和“成为长久性的组织”，并“通过各种形式扩大影响”，直到“校外”去的设想。
前述《广场》的自我定位：“面向全国的综合性同人刊物”，“面向全国”即体现了这一追求。据批判者调查，《广场》通过各种方式取得联系的大学即有：“（北京的）人民大学、地质学院、石油学院、农业机械化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钢铁学院、航空学院、矿业学院、林业学院、中央戏剧学院、工业学院，以及天津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天津师范学院，更远及上海、湖南、开封、太原、青岛、内蒙、新疆等地”。这可以说是建国以后第一次由青年学生发动的民间自觉的政治参与，当然为当局所不能容忍，也不被一般民众所理解。
因此，当 6月 9日（《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发出反击右派的号令的第二天）《广场》送到北京印刷一场时，工人即认为“里面尽是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论”而拒绝排印，并当面质问前来校稿的张元勋等人——《广场》的组织者之一的陈奉孝在40多年后回忆此事时，则坚持“这显然是当时的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搞的”。
在正式铅印受阻以后，就决定自己动手油印，以《北大民主墙选辑》为名，印了五百份，散发一空，同时宣布《广场》暂时停刊。但《广场》的成员却在有组织、有领导的“反右运动”中无一例外地遭到了严酷的审问与群众性的批判，7 月19日、20日（正是“五一九”民主运动发动两个月以后）连续两天，全校师生员工与部分外校师生一万一千余人召开了规模空前的“揭露、批判《广场》反动小集团大会”。
会上宣布：“《广场》的反动性已经远远超过了刊物本身的范围”，“《广场》编辑部是一个具有相当严密的组织和一套完整的纲领的彻头彻尾的反动集团。它实际上已经成了我校右派分子的一个大本营，成了我校右派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司令部，成了社会上右派集团在北京大学的一个纵队，还力图使自己成为首都乃至其他地方一些高等学校学生右派分子的总指挥部”。
《广场》编委会成员无一不受到严厉惩罚、残酷迫害：张元勋（主编）、陈奉孝（编委）、刘奇弟（编委）等被捕入狱，沈泽宜（副主编）、王国乡（副主编）、崔德甫（副主编）、张景中（编委）、龙英华（编委）、叶于胜（编委）、李燕生（编委）、张志华（编委）等均被送交劳动教养，长达二十余年。
刘奇弟在劳改农场被折磨至疯，冻饿而死（在劳改农场被折磨致死的还有西语系助教任大熊）；另外两位《广场》的积极支持者林昭（中文系学生）、张锡琨（化学系学生，他曾参与《广场》油印工作）先后在监狱和劳教农场被枪毙；被枪毙的北大右派学生还有黄宗羲（哲学系学生）、顾文选（西语系学生）；还有一位在万人批判会上被点名为“《广场》幕后支持者”的贺永增（西语系学生），也在狱中因不堪折磨而自杀。
《广场》力图推动中国的“社会主义文艺复兴运动”和“社会主义民主运动”，以失败告终，并付出了如此沉重的血的代价，但它的历史功绩却是不可磨灭的。
（四）《红楼》第4期：“左右开弓”的尴尬
1957年 7月 1日《红楼》第4期出版，距离第 3期的出版时间5月4日，仅有两个月，时间并不长，却经历了历史的骤变：从5月19日的北大民主墙的开辟，到6月 8日《人民日报》社论的发表，不但外在形势急剧动荡，每一个北大人思想的起伏，心灵的激荡更是空前的。校园诗人以其特有的敏感、激情，投入其中，经历了思想和人与人关系的分分合合。如《红楼》编委张炯、谢冕在其发表在第 4期的《遥寄东海》里所说，“在这里，人们的心排着队走过”。但到编辑这一期，形势已经明朗，特别是 6月16日党委书记、副校长江隆基代表北大党委作报告，对右派提出警告，标志北大“有组织的反右斗争开始了”以后，《红楼》自然也必须投入到反右运动中。
于是，就有了这一期《编者的话》——
“我们爱护党，因此，我们要帮助她改掉缺点！
我们爱护党，因此，我们要保卫她！”
可以看到，目前有一些人正打着助党整风的招牌，高喊：要‘冲破黎明前的黑暗’，要‘改变现有的政治制度’，要组织包括反革命力量在内的‘百万大军’，‘红色的，是火焰！白色的，是剑！’他们要进行‘最后一次战斗’。
《红楼》在这样的现实面前，无法保持它的平静！为了真实地反映我校的整风情况；为了帮助党整风；为了批驳反社会主义的言论，痛击右派分子，这期特辟‘整风运动特辑’。
我们拥护党所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我们主张‘大鸣大放’！我们支持一切善意的助党整风的意见和批评！我们坚决反对一切反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论。我们深信，在这两条路线的斗争中，《红楼》将更繁荣，将获得更大的生命力！”
这里，要投入反右运动，“批驳反社会主义言论”，以“保卫党”的态度是鲜明的，这不仅是作为团委领导下的学生刊物所必有的立场，而且也是《红楼》的大部分编委的一个自觉的选择——如前文所述，他们在此之前已经自发地组织了“卫道者论坛”，因此，这里的表态应该说是真诚的。
而且，这也确实构成了这一期刊物的“主旋律”，所发出的是“党的儿女”的歌声：“‘共产党’，我的父亲，＼我的父亲，‘共产党’＼我心里默念着这奇怪的名字，＼却知道这名字对我的份量”，“党炼就了我一颗坚强的赤心，＼教导我：它每次跳动都要响着人民的声音。＼因为这颗心含过血的仇恨，＼它对今天的生活更爱得深沉！”（任彦芳：《命运》）；“我在我母亲的身边，也受过委屈，＼但，我知道母亲对孩子的心意，＼恨铁不成钢，是为了让我成长，＼母亲打骂错了，怎能怀有敌意？＼＼母亲的病就是我们自己的病，＼剜掉病疮，只能轻轻地，和风细雨，＼让我们一起清除母亲的病菌，＼对投向母亲的飞刀啊，我们可要警惕！”（任彦芳：《绝不允许！》）；“今天的世纪＼是人民的世纪＼今天的北大是六万万人民的＼人民凭着浴血斗争的经历＼选择了共产党代表自己，＼有谁梦想篡夺领导＼我们绝不允许！”（吴畏：《年轻人，我们是劳动人民的子孙》）；“光荣的舵手——中国共产党，是你带领着我们绕过一切的暗礁走向胜利！跟着你才有幸福！跟着你才有共产主义！！向左！向左！！向左！！！让马列主义的大旗在风浪中漫卷！让社会主义的号角在战斗中响彻云霄！正直的中国公民们，向左！向左！！向左！！！”（5304014、5304041：《向左进行曲》）
这“向左！向左！！向左！！！”的呼声，是格外引人注目的。它正是反映了一个时代的趋向，一股涌动于激进的年轻人中的思潮：在党的领导下，一路“向左”。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正是“反右运动”的导向。正是在这一点上，《红楼》第 4期的编者就显得“跟不上形势”了。
首先，这一期刊物的编辑指导思想就是不合时宜的。如前引《编者的话》中所说，编者的着眼点是“真实地反映我校的整风情况”；这背后是一个历史的眼光与学者立场：编者显然意识到这一段整风鸣放在北大校史、以至中国历史上都是一个重要的事件，因此，需要“真实地反映”其“情况”，保存原始的资料，以流传后代。于是，在刊登“正面”文章的同时，也将其所针对的“反面”材料“附录”：比如，在《我们的歌》之前，“附”上了张元勋、沈泽宜的《是时候了》；在《年轻人，我们是劳动人民的子孙》后，“附”了陈奉孝的《年青人，我们是北大的主人》等等。
这样的编辑指导思想与方法也是有先例可循的：鲁迅早就说过，论战总是双方的，如果只取“一面的文章”，“无可对比”，“就都好像无的放矢，独个人向着空中发疯”，因此主张“以后该有博采种种所谓无价值的别人的文章，作为附录的集子”（《“题未定”草八》）。他自己编的杂文集里就经常附录论战对方的文章（参看鲁迅《伪自由书》、《准风月谈》等）。而且看来《红楼》第 4期这样的编辑方针也是得到北大许多师生的理解和支持的：这一期《红楼》的发行量高达一万份，这是创记录的：创刊号最初发行一千册，后来加印也才有二千份；原因就是许多师生都是将其当作“历史资料”，特地购来保存，或作为反映北大整风运动情况的“可靠刊物”寄赠自己的亲友。
但从批判者的眼光看，这就是扩散了右派的影响，“客观上”帮了右派的忙。而且尽管编者主观上也想区分“香花”与“毒草”，就有了前述“正面”文章与“反面”文章的不同处理；但当时反右运动刚刚开始，什么是“香花”、“毒草”，也并不容易区分，这一期《红楼》就将后来被划作右派的江文的《新“乐府”诗选》作为“正面”文章刊登出来。
也许因为是讽喻诗，又是古体新用，艺术上颇有特色，编辑格外看重，还特地加上了花边，这就更闯了大祸：因为就在 6月14日《人民日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发表了姚文元的《录以备考——读报偶感》，以《文汇报》与《解放日报》对毛泽东在5月25日接见共青团代表的讲话的不同编排处理为例，强调报纸的“编排也有政治性”，并同时发表了毛泽东起草的按语，进一步提出“报纸又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并以此断定《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
这样，《红楼》第4期对“右派分子”江文的新乐府诗的编排处理，要受到猛烈的批判，就更是必然的了。同时受到尖锐批判的还有一首题为《一个“党员”的自我礼赞》的诗及其编排处理。这也是一首讽喻诗，其中有这样的句子：
“既然我是个共产党员，＼就说明我是站在群众之前；＼我的旗子，是真理的化身，＼是一枝永不熄灭的火焰”，这本是对某些党员以“特殊材料”自居的思想的一个嘲讽，这在当时自然要被认为是“反党”言论；据后来编辑部的检讨说明，他们本来是准备将其作为“反面”文章处理，但匆忙间竟忘记了加上“附录”二字，就作为“正面”文章登出来了。但就算是一个技术性差错，在 激烈的阶级斗争中，自然也就成了一个“政治错误”。
批判者由此得出一个结论：《红楼》第 4期的编者追求“真实地反映我校的整风运动的情况”，从编辑思想上看，是犯了一个“资产阶级客观主义”的错误：编者“将当时学校大字报上的右派言论和批驳右派的文章兼收并蓄，好像他们自己不是战斗的一员，而是站在一旁，向读者指点说：‘你们看啦，当时双方是这样斗争的！’编辑部缺乏鲜明的立场，缺乏鲜明的战斗性”；而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客观主义’其实是更接近右边的”。
更为传达着党的意志，急剧“向左”的批判者所不能容忍的，是《红楼》第 4期编者将这期刊物命名为“整风运动特辑”。后来在批判者的压力下，《红楼》编辑部作了这样的检讨：“当右派面目早已暴露无疑的时候，当同学们正和右派坚决战斗的时候，还把右派进攻说成是‘整风运动’，这不消说是多么严重的敌我不分了”。其实这背后还包含着编辑部同人对前一段运动，以及当下运动的发展方向的一种理解。这集中反映在这一期作为头条发表的张炯、谢冕的《遥寄东海》一文中。正如编辑部的检讨中所说，“它所占的地位和篇幅，显然就决定了这一期的基本倾向”。
这篇文章最引入注目、也为批判者抓住不放的，主要有两点。一是该文在观察、描述鸣放时期的北大运动时，始终认为尽管“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归罪于社会制度，实际上是想否定社会主义”，但“在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意见倒是一致的”；他们因此坚持一点：“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党应当领导人民扩大民主。只有在民主的基础上，党才能永远不脱离群众”。这大概是很能反映这一代青年内心对民主的渴求的，即使是投身于反右运动，也不愿意放弃这一基本的，也是根本的要求。
因此，他们对当下的运动的理解，也是坚持“左右开弓”，也就是这一期《编者的话》里所说，要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即一面进行反右斗争，“反对一切反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论”，一面“支持善意地助党整风的意见和批评”，也即坚持反对“三害”：党内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
这一期选录的发表于 5月20日的一首《回答》大概是很能反映编者的立场的：“马列主义＼是我们的灵魂，＼教条主义＼是我们的死敌。＼我们＼坚决地＼清除教条主义，＼我们＼更坚定地＼保卫马列主义。＼只有这样，＼我们才不愧为＼真正的＼‘五四’父兄的＼子弟”。作为这样的基本思想与立场的体现，这一期除发表了许多可称为“反右檄文”的杂文、短论及诗歌、小说以外，还以相当的篇幅刊登了《儒林内史》《新拍案惊奇》这类“反三害”的文学作品，而作为“贴在墙头上的诗”专栏首篇的《我的弟兄，我的姐妹》，更是高喊；“思想自由之花在五月的阳光下缤纷＼真理的声音像春雷滚过初夏的长空：‘剿灭三害，助党整风！’”。
这样的声音出现在反右运动中，自然要被认为是一种干扰，甚至是继续放毒。那个时代的逻辑是：党既然已经发出了“反右”的号令，一切都应该统一到党的这一意志上，而绝不允许有另外的理解与行动。结局只能是这样：《红楼》编辑部最后作出检讨，承认自己“迷失了方向，表现了立场的动摇”，并在组织上进行了改组：先是将编委中的右派张元勋、李任等开除，以后又彻底换班，另组编辑部。
也许更为重要的是，作为校园里的学生刊物，由此开始的编辑指导思想、方针与组织原则上的根本变化。在《红楼》编辑部的检讨中，在追查“犯错误”的原因时，谈到了两点。
首先是在“编辑方针”上，《红楼》把自己定位为一个“习作园地”，“以发表作品为满足”，这就完全“忽略了文艺作为阶级斗争的锐利武器，作为共产主义事业的一部分，作为党的事业的一部分，它必须服务于政治，服务于社会斗争”，“忽视了文学的目的性，忽视了文学的党性原则，实际上是削弱共产主义思想对文艺的武装，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文艺路线的反映”。
其次，在组织原则上，《红楼》在《发刊词》中，“把党和学校行政、广大群众提在一起，只看作是支持和关怀的关系”，“没有坚决地依靠党的领导”，这是“犯错误的根本原因”。
于是，就有了改组以后的《红楼》的新的宣言：1958年第 1期，为“纪念《红楼》创刊一周年”，《红楼》编辑部发表了题为《更高地举起社会主义的红旗》的文章，明白宣告：“我们公开承认，《红楼》是党的宣传工具，是党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青年的武器之一。它应当为政治服务，为党的事业服务，而不能脱离当前的政治斗争”。
这也正是反右运动的目的：它要从政治、思想、组织上确立党的绝对领导，而且是毫无例外的，即使是校园内的学生刊物也要置于党的绝对控制之下。这就是当时及以后一再强调的“党性”原则。
（五）《浪淘沙》：坚持党的立场、观点与方法
尽管《红楼》竭尽全力地“改正错误”，连续编辑了《反右派特刊》，“作为对同学的期望的答复”，但毕竟元气大伤，在同学中的影响逐渐减小。在反右运动中，异军突起的是《浪淘沙》。前述《红楼》第 4期的重头文章张炯、谢冕的《遥寄东海》里写于 6月20日的信中首次谈到《浪淘沙》于“昨天下午出版”，并介绍说“这是由《儒林内史》编辑部和求实书会（《清华园奇观》和《新拍案惊奇》的作者们）合办的同人刊物”。
反右运动中有人写文章指明《儒林内史》是由中文系研究生二班的“全体党团员”编写的。《浪淘沙》第1期还是一个油印刊物，在编者《后记》里这样表明自己的立场：“除了淘洗三害的沙之外，我们还要‘淘’离开社会主义的泛起的那些沉沙沉滓，不让他们和许多善良的爱护党的意见和言论搅在一起，淆乱是非，引起混乱，是以将本刊定名为《浪淘沙》”。
这样，尽管从总体上《浪淘沙》也是坚持“左右开弓”，第 1期同时发表了揭露“三害”的《儒林内史》与揭露校内右派的《阿 O外传》（这两篇也转载于《红楼》第 4期）；但其重点却一开始就放在反击右派上。它的第一个为全校师生注目的行动，是发了一期《号外》，公开披露了《广场》主编张元勋、沈泽宜在印刷厂被工人包围的消息。这样，也就把自己推向了反右的第一线。
在随后（6 月24日）出版的《浪淘沙》第 2期（已改为铅印）发表的编辑部文章《现实告诉我们什么？》，就以更加鲜明的态度，强调“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还会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斗争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人们应该在这场斗争中认清道路”，“（这）是维护社会主义和推翻社会主义的斗争，这种斗争是必然激烈，必然紧张，就不会像请客吃饭那样轻松。”而尤其引入注目的，是对“立场，观点，方法”的强调：“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每一个人都应该经常给自己划一个问号：我所站的是什么立场，所持的是什么观点，所用的是什么方法。它的确是使我们从乱丝般的现实中辨别方向，判明是非，分清敌我的法宝”。
可以说《浪淘沙》的最大特色，就是它是自觉地以党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投入反右运动，不仅批判右派言论，也批判一些所谓“中间派”的“糊涂观点”。今天重读这些文章，却也能从中多少获得一些运动发展的信息。例如前述《现实告诉我们什么？》一文，就透露出“有人说‘太紧张了！’‘过份了！’‘白热化了！’‘过份了！’摇摆于是非之间，站不稳立场”；另一面又有人以“左”的面目出现，“要求把谭天荣送上断头台，也有人提出理发工人、修鞋工人都拒绝为谭天荣服务等过份的要求”。
另一篇中文系教授高名凯先生的文章，则真切地谈出了在反右运动中知识分子的困境：“我们常常暴露这样的思想情况，不知道要如何和右派分子划清思想界限，我们常常感到‘我说的话的确出诸诚意，的确有善良的动机，但却和右派分子的言论有某些共同之处，我不知道如何和他们思想上划清界限’”，他的结论是：“如果不是工人阶级出来说话，如果不是党报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不少的知识分子就可能在所谓‘善良’的动机下作出危害人民的事情”，“这事情本身就说明我们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没有彻底成功”。
《红楼》“反右特刊”与《浪淘沙》都发表了不少教授的文章与来信（《浪淘沙》还专门开辟了“老师的话”这样的专栏），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红楼》“反右特刊”第 4号的《冯至教授给本刊的信》。信中谈到“《红楼》的第一期和第二期，我是不大满意的”，“总体来看，给人一种薄弱无力的感觉，好像跟我们新青年应有的豪迈气概配不起来。其中甚至有个别的诗歌是晦涩的，带有消极的、低徊的情绪”，“如今的《红楼》与过去的不同了，精力饱满，冲锋陷阵，成为保卫党，保卫社会主义的一队尖兵”。
来信最后表示“希望《红楼》多发表一些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事业的文章。让那些怀着恶意嘲笑我们‘歌功颂德’的市侩们滚开吧！歌人民之功，颂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之德，是我们的天职。我们要让歌颂的声音响彻云霄。让那些险恶的丑类在我们嘹亮的歌声中无地自容”。
冯至是众所周知的1920年代北大校园诗人与1940年代西南联大校园诗人的代表，并且以“低徊”的吟唱而为世人所称道。或许也正因为如此，他对《红楼》诗歌里出现的“低徊”诗风特别敏感；而在他看来，在新时代、新中国出现这样风格的诗是“消极”的，说不定他还担心这里有自己的“不良影响”，这才有了“不大满意”的表态。
而“红楼”里的这些诗歌果然在反右运动中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如我们在前文所引的《恋歌》《回答》这一组情歌就被斥为是“男女间十分浅薄庸俗的调情”，而对《东阳江》的作者更是厉声质问：“为什么‘喜欢忧郁地在树丛中穿行’？为什么拼命歌颂江水的‘反抗’和‘礁石的‘骄矜’？为什么表露着自己无限的愤慨、悲凉的情调？”调子显然比冯至高得多了。但冯至所提出的校园学生刊物应该大唱党的赞歌，“成为保卫党，保卫社会的一队尖兵”的期待，在编辑部改组以后的《红楼》，特别是《浪淘沙》的编辑工作中，却得到了相当自觉与完满的实现。
《浪淘沙》曾特地编辑了“妈妈生日好”的专栏：“把我的心，＼给你献上”，“我用生命为你歌唱”，“我们永远是葵花，＼共产党永远是太阳。＼谁要侵犯太阳，＼谁就只有灭亡！”而对右派的讨伐，更是不遗余力，而且是诗歌、小说、通讯报道、杂文、寓言、谚语、评论……各种文体一起上，确实充分发挥了“尖兵”的作用。
最后要提到的是《浪淘沙》社与北大校刊合编的《粉碎〈广场〉反动小集团》，里面汇集了 7月19、20日全校批判大会的全部发言，可以说是对以《广场》为中心的北大右派的一次组织上与思想理论上的总清算。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批判者所提出的观点——
（1） “知识分子只有接受马克思主义，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用无产阶级思想来改造自己，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才能达到救中国的目的。这就是五四的精神和传统”。
（2） “只有共产党的领导才能解放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反共就是卖国，就是亡国，就是民族的大灾难”，“检验社会主义的真假的关键在于：是否有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党，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党的领导”。
（3） “‘思想解放’这个没有阶级性的口号，在不同的阶级那里，意义是不同的。对于我们，思想解放是从一切反动阶级的思想统治下的解放，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的确立，而资产阶级右派则相反，是要动摇和推翻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在我们国家生活中的指导地位，代之以资产阶级的思想。”
“在我们今天绝不存在所谓争取‘思想解放’，进行所谓‘思想解放运动’的问题，而只是存在继续改造思想的问题。”
（4） “在我们的社会里，极大多数人民享受了真正的民主与自由，只有少数反动分子没有‘民主’，这是完全合理的”；“这一小撮人所要争取的民主，是为已经死亡的地主阶级争民主，是为正在消灭的资产阶级反动派争民主，是为反革命争民主，是为帝国主义向我们争民主，是为他们的反动思想、反动言论争民主”。
以上几点，就是构成了反右运动以后所进一步确立的主流意识形态观念的基本点。1957年北大与中国校园里涌动的思潮，最后收归于此，是许多人都没有预料到的。
2003年12月31日晚11时21分写毕
原载《梦萦未名湖》下册，2006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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