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滑梯”的父亲
周涛一直慨叹，伊犁与喀什的10年，是自己人生最颓顿的岁月。近五十年后回首，他依然对父亲的“糊涂”报以嗤笑和不太理解。
1941、1942年的时候，父亲得了病，在驻军医院里成了日本人的俘虏。被吊起来拷打，他始终没有暴露他的军人身份。有一个汉奸先进来，他当时给汉奸写了一个条子，说你也是中国人，咱们都是中国人。我父亲的意思是让他帮忙。到了“文革”他被打成叛徒。
我父亲属于小地主家庭的思维方式，还有点理想主义的东西，和现实距离太远，不太会接人待物，对啥人都热情，不适应中国文化。马文到我们家稍微一接触，她就说你爸的思维怎么像外国人？
他是很厚道很正直的人，但他不是一个社会能力强的人。他这一辈子走下坡路，是坐滑梯的人。他不是不想跟，他太想跟了，但是他跟不上。
1970年，已经开除党籍的周文杰被下放到昌吉吉木萨尔县国庆公社当农民，母亲也跟随父亲去了农村。两年后，老大周涛从伊犁农场再教育结束，确定分配到喀什以后，先带着妻子到吉木萨尔探家。他的散文名篇《吉木萨尔纪事》就是写的那次经历。
在村口，周涛抽根烟歇一会儿，打算过一会儿问问路。一个穿着黑棉袄的老汉拿着粪筐，老往他身边绕。周涛心想他看啥呢，还笑着。再仔细看看，这不是我爹吗？
老爷子已经完全成农村老汉了，一个是穿着打扮农村化，一个是精神状态农村化，整个把他改造成农民了。我妈在门口站着等。她看着很可怜，头发花白，被风吹着。去的时候头发还没白，才五十多岁就已经老得很。他们觉得没有可能回来了，一辈子就成这样了。
……
看着眼前的这个提筐子的人，我就想起少年时在机关院里与ー群顽童舞枪弄棍鏖战正酣时，突然出现在楼前怒喝我为“疯狗”的人；想起星期天逼我帮他冲洗全家无穷无尽的衣物，水寒刺骨，手冻通红，而他不把最后一点肥皂沫冲净决不善罢甘休；还想起那个原先穿军官制服尔后穿中山装干部服最后又穿上农民黑棉袄的人；而且想起曾经风采翩翩然后神态庄重终于苍老迷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父亲。
在散文里，他自责，自己总是由于父亲在现实中的失败而低估他，忽视了他作为一个人在本质上具有的优秀品质。
吊诡的是，从说话的声音到走路的姿势，从身材和五官，到习性和灵魂，无论社会环境有利还是不利，他始终摆脱不了父亲注入自己体内的遗传基因。
后来他领悟到：如果没有父亲这种结局的突兀出现，他很可能会沿着一个五陵公子的生活轨迹延续下去，直到有一天突然发现自己已经被社会的变迁远远甩在车厢后面。
性情也就此有了收敛。“他倒霉以后我就比较低调。心里有鬼，有软肋，老实多了，不敢再张扬了。”
在那个年代，文学是兴趣，也是为自己和家庭谋求出路的门径。婚姻，异曲同工。
妻子马文的父亲当时是南疆军区政委、少将。在《一个人和新疆》里，周涛坦承，自己的婚姻是明显的机会主义行为，为此抛弃了那时的爱人，“终生内疚”。
马文家本不同意接纳当时潦倒落魄的周涛，但马文一门心思和周涛好，跟父亲明确说，“如果你不让我跟他好也行，我听你的，但我一辈子不会结婚。”
结完婚不到十天，周涛便和马文一块去了伊犁农场。一回头，已是半个世纪。
我面前的马文，皮肤白皙，说话清晰有力。五六年前，马文眼睛动了手术，视力几乎为零，平时在家戴着墨镜。不论跟周涛、跟外人交流，都自有气场。周涛年轻时打枪伤了耳朵，如今需要戴助听器才能和人对话。家里的主心骨，一望便知。
坐在乌市部队小区敞亮的小院儿里，周涛对妻子的好如数家珍。“她可能干了。家里里里外外都是她打理。你别看她眼睛不好，什么都明白。我这院儿里种的树，她全给我砍了，换了海棠、石榴、枣、杏、桃子、样样长得溜。”
周涛虽狂，却明白自己的短处。他外向张扬，但碰到突如其来的挫折，反而容易乱了方寸。妻子却不然，永远沉得住气。“我会看自己，不大会看别人。马文善于识人，好人坏人，她看得很明白。办事能力在女人里面是出类拔萃的。”
马文对名利也看得开。周涛说自己退休进北京是够条件的，军队可以给他安排房子。“马老太不去，她说她自己在新疆待着。她这个人有定力，不容易为虚荣左右。”
然而自传出版后，一位部队女作家按捺不住愤怒，撰文批评周涛放弃爱情，选择“最合适”（最安全、不惹麻烦）的女性成为伴侣，用“中国男人传统的‘丑妻薄地热炕头’”那一套来作说辞，最终对两位女性的总结以及功利性评判，又等于否定了自己的罪疚感。
对此，周涛没有给予任何回应。
“自传里的描述，你有给马文老师看吗？”我问他。
“没。”周涛笑笑。笑容里既有“她就算看到，也顶多一笑置之”的了解，也有那么一丝丝的忌惮。
40岁之后，不再写诗
时运在上世纪70年代末降临在“怀才不遇”的周涛身上。依靠自己的文学才能和父亲的关系，他成功地调入乌鲁木齐的军区创作室，专心以文为生。
1978年8月，作家曹禺和徐迟去新疆时，读到周涛的诗作《天山南北》之后，在座谈会上赞扬“有情有味，是真正的诗”。周涛被这大好消息弄得猝不及防，想起引发自己文学梦的昔日“神童作家”刘绍棠，“上高中老师在讲台上讲他的《大青骡子》，他（刘绍棠）和同学一起坐在课堂里听讲。那该是一种什么感觉！”自己而立之年碰上高人赏识，心中涌起欢喜。
那之后的两三年成了周涛诗歌的爆发期。乔良记得，1981年的几乎每一两天，周涛就会有一首新诗的岩浆喷涌出地面。“看看它们的日期，密集得如诗人每天出门时留下的足迹！”
周涛曾经和杨牧、章德益合计，打造“新边塞诗”，不是写征战，而是反映新疆地区的独特风貌。一时间，他们的名字接连占据了《诗刊》、《人民文学》、《上海文学》的版面，处在文学潮的风头浪尖。新疆文联主席刘肖无对此表示反对，理由是“边塞诗原来是征战西北的，现在新疆是祖国的一部分，你征战谁去？”
待朦胧诗起来以后，周涛曾给自己定向——“郭小川的声音、闻捷的色彩”，却发现这样的结合“不太好使”。
1984年，三位军队作家在昆明机场，准备乘直升机飞赴老山。从左往右依次为李斌奎、周涛、李彦清
1984年，他和另外两位作家一道受命去老山前线创作。一开始，他还拿上山的路险“添油加醋”说给没上山的作家听，吓唬人家；到后来，他亲眼目睹战士被越军地雷炸瞎了眼。
习惯了，晚上战士们都睡得着。“一个个钢盔在枕头边撂着，一个个面孔睡得像雕塑一样，一个个都是从死神手里逃出来的人。”
天天和战士们同吃同睡，混熟了，周涛从他们嘴里没听到任何豪言壮语。
问打仗感觉咋样？战士说，“敌人炮弹覆盖的时候太可怕了，恨不得钻到地底下去，赶快爬不说，也顾不上姿势了。没法表述那个恐怖，那是人的意志绝对无法抗拒的，能躲过去就不错了。”周涛想象，我方的炮火覆盖对方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他写下了2000行的长诗《山岳山岳，丛林丛林》。诗里不光有战争的残酷，也有超越胜负与因果的书写角度：
我的可怜而固执的邻居
我的性情忧郁爱闹纠纷的远亲呵
当我和你作战时
我的心其实是愤怒而又疼痛
几乎是一边在打一边在哭
我流着泪痛击着自己的另一部分
东方——是我们共同祖母的名字
……
一代又一代的死者并没有使大地腐烂
却是活着的人们使之拥挤混乱
一切形式的死
目的都在于提醒和挖掘生的意义
死去的人已经不怕死了
活着的正怀着恐惧
——《山岳山岳，丛林丛林》
这首长诗只在两家不太著名的边疆刊物上发表过，单行本又因出版社方面拆版未能问世，没有进入更多读者的视野。
“有点遗憾。被莫名其妙地忽略了。如果这首诗能在《人民文学》这样的刊物全文刊出，影响会很大的。”殷实等多位评论家和好友为周涛抱不平。作者自己倒是想开了，“写得太容易，很随便。只是在本子上开始写着玩，后来越写越长，一字没改，别人都不相信。”
周涛说过，他惟一的敌人就是自己。
写诗写得兴高采烈，但他对自己的要求是：我的诗，达到全国（顶尖）水平，就不写了。果不其然，他40岁生日那天得了全国奖，他便觉得，自己的诗歌生涯也到了头。
下一个要攻的山头？散文吧。
周涛认为自己的贡献和独到在于“解放散文”：散文的写作“重要的不是化验和肢解，而是感受和拥抱”，他不喜欢“研究”，更愿意漫无边际地遐想、悠思、品味，所以他不在乎开头的突兀，不关心上下段的过渡和照应，而是以诗的逻辑、结构和笔法去写散文。他甚至口出狂言，“散文没有章法。我就是章法。”
于是在周涛的文字里，种种记忆、思想、情感和想象奔涌交汇，如越过堤岸的河水，在无际的草地上四处蔓延。
他反感“游山玩水”的说法，认为那只是“把山和水当作精神意义上的妓女罢了”。在名作《巩乃斯的马》里，他把观赏马的气韵、筋骨当成艺术享受；在《猛禽》里，他聚焦一只与老狼搏斗、利爪分别深陷于老狼骨缝和树干最后被奔跑的狼撕裂的鹰；在《过河》里，惊叹年逾八旬的瘦弱的哈萨克族老太太竟制服了不肯过河的烈马……
无论是神山或者野马，或是人，在周涛激昂豪放的表达中，总会浮现出强烈的“夫子自况”色彩，自认强大并与强者引为同类的惺惺相惜。
他的散文以篇幅长（好几篇都在两万字以上）、强烈的表达和思辨冲动著称。周涛对此也曾有过冷静的认识：“思辨是散文里的一种成分，过分了，会伤害艺术，所以我特别看重贾平凹的散文，他恰恰不重思辨而撷取生活中暗含的底蕴，他更重对生活原始形态的直接感光。对他的认可，实际上表现我对自己某些缺陷的认可。”
虽然二十多年前已有上述认识，但自那之后，他急切言说思想的习惯，至今未改。《西行记》里依然可见一斑。
周涛的身上聚集着天之骄子的自得与时代笼罩在头上、害怕“丧失既得”的恐惧；他迷恋文学，以为它自由、公平，不像政治那样复杂。20年前，以散文集首获鲁迅文学奖，他却没去领奖。
原因？“文学各种奖项和我心目中想象的距离太大。奖要公正，不能鱼目混珠，泥沙俱下，不能撒胡椒面，要奖给那些最值得奖励的人，不管那个人是谁，也许不是我。”
他说曾经的80年代，民族目标明确，人人充满希望，整个时代是《祝酒歌》所渲染的情绪。但90年代初，他无可避免地产生了虚无的情绪，游离于社会，不再那么直接。《博尔塔拉冬天的惶惑》，便写于那样的状态之下——然而读懂的人，终是少数。
天注定？
二十多年后完成的《西行记》里，周涛写到姬书藤等干部下乡，享受了叶尔羌河畔胡杨林下一顿烤鱼盛宴：“古老的麦盖提人变戏法似的，从河里捕捞出活蹦乱跳的大鱼！……托盘呈上，那种滋味，真是香透脑片骨！”
值得注意的绝不是美味，而在于美食供给者与享用者的姿态：
检查团的领导们盘腿坐在胡杨林间的空地上，地上铺着华丽的和田地毯。村民捧着托盘，俯首躬身，膝语蛇行，如侍帝王。这些伟大的礼仪是谁教给他们的？这种令人噙泪的文明是什么时候养成的？姬书藤忽然心生愧疚，觉得自己配不上这样的盛宴和虔诚的礼节，对不起这些在篝火边跳刀郎舞、在果园里画农民画的沙漠人。我们为人家做了什么值得人家这样隆重接待？”
——《西行记》
这让我想起周涛80年代创作的长篇散文《哈拉沙尔随笔》。在那篇文章里，他从同行人干裂的嘴唇，联想到多半个世纪以前，马仲英的回族兵和霍加·尼牙孜的维吾尔人血战，而今，往事遗迹却被干渴的北方之唇（无水的山沟）吃光了。
他在生活在焉耆的这支回族人身上，看到一种并非人人都能感到的“百年孤独”：
隐忍、沉默的后面藏着可怕的强悍；怀疑、狡黠的不信任的目光后面有着最真诚的诺言和舍命相陪的友谊；屈辱的自卑感和深藏于心的强大自尊心的矛盾造成的痛苦；不被理解却又顽强地要保存自己所形成的隔阂；边远、贫困的落后生活方式与心比天高的自信力之间的大反差所导致的悲哀和固执心理，就造成了这种百年孤独。
他提出，“中华民族的历史不仅仅是汉族的历史，历代帝王、名臣、保国有功的武将中就不知有多少是少数民族。”
这样的着墨和观点，在他几十年的丰盛书写里，并不多见。
和他有忘年之交的殷实犀利地指出他的问题：“他对新疆这片土地，对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表达得仍然不够。周涛在这点上也表达了一个汉人的精明。他没有从语言、从经典、从世俗文化，方方面面——他没有深入新疆。”
在刚刚写就的《西行记》分析里，殷实直言：“如果他们每一个人（主角）的内在世界，也都可以像姬书藤一样展开，特别是，如果对那个维吾尔族人物司马义·艾合买提江的个人精神世界、文化性格乃至民族属性，有深入挖掘和呈示的话，那么这部作品中的众声喧哗，包括不同‘声音’之间的对话，将会构成多么巨大的张力。”
为何无法展开？
“语言障碍是一，不敢再真实下去是二。只能到此为止。”周涛回答我。
他表达过对张承志的钦佩，却也坦言后者在信仰上走向了极致。事实上，周涛在大学的专业正是维吾尔语，但不到半年，高等教育之路便被伊犁“再教育”拦腰截断。
而他表达懊恼叹惜的角度是：“假如学完了四年维语，到南疆哪个公社当书记，再当县一级干部，对民族关系、人事各个方面了解多一些、再进入历史的研究和民族的考察，就可能组织长篇小说。但那半年我没有多大兴趣学维语，看不到这么远。”
他在心理上很靠近哈萨克这样的草原民族，自比为“一个习惯了毡房和羊肉、热爱着草原和纵马的半游牧者”。而对生长于斯的新疆，他自认此地为故土，却也始终是以中原文化的根脉来观察和体验。
在文学评论者韦器闳看来，周涛极少描写市井生活，也不以表现百姓的喜怒哀乐和审美趣味为己任，而是极力张扬自己个人化的人生体验。于是他的写作也呈现出一种“贵族化”的倾向。
回顾这大半生，周涛说自己介乎文武之间：生在军队里是武，这是打的底色；读书上学是文；当运动员从武；回来读书上学喜欢文学又从文：从文以后最终又跑到兵营里从文了。“可以说文不成武不就，也可以说文武两道都在滋养你，也都在制约你；制约也是滋养。”
到老，他在部队文职干部中算最高级别，享受军级待遇。反而是操持了一辈子的母亲，听到儿子涛说，“妈，我快当将军了”，回了一句，“你一天仗也没打过，当什么将军？”
“喀什的八年教会你什么呢？”我问他。
他答：“不是你天生就怎么样，你那些个人的条件都必须在一个社会的大势之下才能得以施展和表现，否则一文不值。”
“你是宿命论者？”
他点头。“人各有命，运是社会给你的可能性。有胆无识是‘二杆子’，有识无胆是书呆子。有胆识，还有运，才可能成大事。我和马文？不是运，是命。”
在全家被政治运动分崩离析的年代里，他发出诘问：“从一个个由家庭中诞生出来的自在的少年，到成为被社会和自身条件嵌入某一职业的成人，命运啊，你将怎么打发我们？是对我们格外垂青呢还是特别冷漠？对后一种可能，我们当时是不愿意设想也不可能接受的。”
时光过去了50年，谜底完全揭开了。让他无限惊奇的是，今天的谜底，当初已经不断向他显示。他始终相信，那时候，一切都已注定。
（参考资料：《西行记》、《一个人和新疆》、《周涛自选集 诗歌散文卷》、《众眼阅周涛》、《一种承认的书写》、《《西行记》的阅读方法》，实习记者施佳一、王雨曼、张淼对本文亦有贡献。感谢《当代》杂志、花城出版社）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第576期
文 / 本刊记者 邓郁 发自乌鲁木齐、喀什、北京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