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鲁迅一生以笔为枪，言辞犀利刻薄，剖析旧中国的弊端可谓入木三分，洞察力极强。当时能被鲁迅看得上眼的人物其实寥寥无几，尤其那些高高在上的当权者。然而，鲁迅却对最有权势的袁世凯刮目相看。
1912年12月26日，袁世凯在铁狮子胡同总统府接见了由总长范源濂带领教育部官员，这里面就包括了刚升任教育部社会司一科科长的鲁迅。资料显示，这是鲁迅唯一一次和袁世凯见面。
之所以接见教育部官员，袁世凯主要了解教育部官员对未来工作开展计划，同时听听大家对兴办教育的看法。虽然鲁迅和袁世凯交谈的时间很短，却给鲁迅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关于这次见面，鲁迅后来有两句非常有名的话，“只有袁世凯略知怎样对待知识分子，对稳定统治最为有利。相形之下，后来的统治者识见浅薄不足道。”略知怎样对待知识分子，可以说成重视教育。
袁世凯曾说过这样的话，“百年之计，莫如树人。古今立国，得人者昌。作养人才，实为图治根本。查五洲各国，其富强最著者，学校必广，人才必多。中国情见势绌，亟思变计，兴学储才，洵刻不容缓矣。”袁世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早在1900年担任山东巡抚期间，袁世凯就创办了山东大学堂（今山东大学）；出任直隶总督后，袁世凯把直隶地区的新式教育办得红红火火，所创办的学校更是成为全国其他地区的样板。
1905年8月，袁世凯认为科举制完全不适合当时选拔人才，就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身份起草《请立停科举推广学校并妥筹办法折》，向清廷提出废除科举制，改以新学考试的方式来选拔人才。袁世凯在奏折中写道，“如果十年后再废，人才无法急切造就，则又要二十年才能见效。强邻环伺，如何能等？”慈禧太后准了袁世凯的奏折。
随后，慈禧太后以光绪的名义发布上谕，“着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正是对教育的重视，使得袁世凯一度有着“近代教育之父”。总之，无论袁世凯的负面评价有多大，他在对近代教育的贡献是有目共睹，是值得称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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