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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文联理事扩大会刚刚结束几天之后，廖静文被通知去故宫博物院太和殿旁的西南朝房，准备交接徐悲鸿遗作。1978年9月26日，廖静文与徐悲鸿纪念馆筹备小组、接收小组和利民一起到达故宫，美术馆移交小组李寸松也同时来到现场，双方组成交接小组。上级领导机关大致安排交接的时间为半个月，预定10月10日结束。
廖静文第一次看到南房内徐悲鸿作品的保存现状，屋内脏乱不堪、摆放不整，曾经熟悉的作品彻底变了一个模样，令她黯然失神。
双方首先确定，依照1966年10月编印的徐悲鸿纪念馆移交清册逐件进行交接，交接中对作品逐件清点查看，填写新印制的交接清册，清册上记录原目录号、题名、作者、年代、质地、格式、尺寸、特征、完残情况等。10月10日市文化局完成一份《接收徐悲鸿先生遗作、遗物的情况报告》，首先提到：“交接过程比较顺利，按照移交清册的目录数基本上符合，双方人员团结一致，工作协调都很满意。”这表明十几天来接收的工作状态较为平和，没有很大的争执和分歧。
接收报告记录了徐悲鸿遗作的大致损败情况，这一点最让相关领导层看了震惊、伤感。报告中记载，素描787件，有霉、折、破、水渍、脏等损坏的为265件，占34％；水彩和粉画14件，有霉、破、折等损坏的为5件，占36％；国画及书法381件，有霉、折、水渍、破、脏、虫蛀、褪色、原残等损坏的为218件，占57％。
报告对所存的油画作品做了明确的鉴定，就是“保存的情况最坏”，这成了廖静文她们最为心痛、无法面对之处。油画作品共111 件，集中了徐悲鸿一生创作的主要佳作，仔细核实之后，发现有严重色层剥落、一般色层剥落、干裂、刮伤、蹭伤等损坏的有81件，占73％。
其中三幅大幅作品《毛主席在人民中》《愚公移山》《骑马人像》，色层严重剥落，因长期卷放，廖静文在现场都不敢展开，生怕加剧“病情”。《田横五百士》《溪我后》则是画幅折伤严重，色层大面积剥落。双方接收小组也认定，因为油画都暴露在空间，有95％以上的作品覆盖着一层尘土，画面很脏，一时还无法判定损坏情况。只有少数几张油画在有玻璃的柜中存放，画质的情况尚好。双方还认定一点，虽然有30件油画作品看上去没有大的损坏，但如要严格检查也是有一定程度的损坏。
报告中确定，徐悲鸿遗作的总件数1293件，损坏的为569件，占44％。而徐悲鸿因个人爱好收藏的中外美术作品的总件数为1134件，损坏的为593件，占52％。其中外国素描及版画原作105件，有霉、脏、破等损坏的为24件，占23％；油画84件，有严重色层剥落、一般色层剥落、折、干裂、洞、刀刮痕、虫蛀等损坏的为42件，占50％；国画及书法945件，有霉、折、破、水渍、虫蛀、脏、原残等损坏的为527件，占56％。
行文至此，文化局的报告忍不住再一次描述说：“全部油画作品被尘土覆盖，很脏。”
交接中还是发现一些作品件数对不上的情况，丢失的原因不明。譬如在素描作品中，有21件为每件两幅作品，在移交时有14件每件只剩一幅作品了，目录号、件数都对，但作品的张数在素描夹中留下了缺一幅的痕迹；在廖静文手中的“徐悲鸿纪念馆移交清册”中，补充漏编部分的第四节为木版水印国画轴36件，而美术馆保存的移交清册上只记26件，实物现有26件，缺10件；印刷品《徐悲鸿画册》，经过清点，也缺失两件。查看丢失情况之后，廖静文可能感觉比预想的要好，而且都是小件、小量，因发生于动乱期间，根本无力追寻，没有向上级提出这方面的追查要求。
当时美术馆正办一个展览，事先也没有征求家属同意，临时借用徐悲鸿的三件作品，有两幅《奔马》，一幅《竹石鸡群》。美术馆来人向廖静文出示了借据，答应展出结束后即归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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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悲鸿的一些生活物品遗物还存放在故宫东路的小东院内，在交接完遗作之后，1978年10月16日故宫保管部郑求真陪同廖静文、和利民到小东院办理移交遗物手续，在一天时间之内即清理完毕。
按照当年移交名册，双方过手清点，所存的遗物共147件，有残损的为37件，占25％。发现有缺失的情况，譬如“文物清册”缺五页（四件、一套），遗失铜狮一件、便呢舌帽一件、灰制服一件、蓝布长衫一件、蓝呢制服一套。廖静文问原因，保管人说“文革”初期故宫内部打派仗时丢失的。原纪念馆应有蓝印花布窗帘八块，现存六块。皮鞋三双，只剩下一双，皮拖鞋二双、旧布鞋一双均查无下落，缺失了徐悲鸿的七支画笔。
有趣的是，仔细清点之后，发现比移交名册多出了三件物品，一是坐式瓷裸体女像，二是立式瓷裸体女像，三是单个白布床单。保管者也不知这三件物品何时、被谁放在屋内，混杂在遗物之中。
在没有找到临时地点之前，这些遗作、藏品和遗物接收后仍需在故宫原处暂时存放。故宫、美术馆方面答应对这间南房的室内进行比较彻底的卫生清扫，让工作人员清除尘土和垃圾，将窗户糊严，在室内四处撒放除虫、防虫药物和干燥剂。对画柜和作品要小心清洁，油画用床板垫起，用布盖上减少落土。美术馆专业人士还说，需要制作简单的油画架，争取将每幅油画都挂在架上隔开，放入樟脑精，存放的安全性会更高。对于一些损坏比较严重的国画油画，应逐件进行修补，为以后建馆后展出做准备。
工作人员动手糊了门窗，但仍然发现老房的缝隙很大，不易密封，室内的湿度与室外的湿度相差不多。为此故宫方面提议配制一台除湿机，供经常除湿之用。同时进入十月份，气候开始干燥，需经常通风，保持室内一定的湿润。保管人员答应廖静文，今后会定期检查，开门窗通风，经常打扫卫生，清理易燃物，以便维持室内的清洁与安全。
美术馆、故宫方面都认为，重新建立徐悲鸿纪念馆才是保护遗作的最佳途径，需要各方积极向市委反映，抓紧解决纪念馆的建设问题。市文化局通过市委文化出版部，向市委转达美术馆、故宫两家单位的意思，就是如短期解决不了建新馆问题，也要先解决临时用房，将徐悲鸿的遗作、遗物从故宫搬出，以进行较妥善的保管和必要的修复工作，使其不再继续损坏。
在1978年9月市文联理事会上发言中，廖静文也借此向市里领导恳求：“悲鸿纪念馆过去在国内国外影响很大，外宾在纪念馆留言说，‘徐悲鸿的作品是对世界文化的贡献’‘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如此尊敬他’……明年是建国三十周年大庆，希望悲鸿纪念馆能建成，使他的作品能与国内外观众见面，为国家即将到来的文化建设高潮服务。”选择用十几年前“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如此尊敬他”这样特别的外宾留言，来打动市里高层领导，促进纪念馆一事的落实，这也是廖静文用心颇苦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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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因修建地铁而拆除徐悲鸿纪念馆时，周恩来等几位中央领导先后指示要恢复重建，市革委会新上任的领导吴德、黄作珍等就在心里惦记此事，但因运动事务繁忙，顾此失彼，拆迁难度大，经济实力不济，有很多焦头烂额的事情更需要解决，几年间就失去处理此事的机遇。
1973年毛泽东过问重建之事，重病中的周恩来亲自交代此事的处理办法。北京市革委会和中央文化部门当即派人选址，曾拟定在建国门古观象台西侧的紫微宫建馆，但后来国家计委、建委又想在这里建设亚洲规模第一的天文馆，此事政治局曾讨论过，故需另外选址。1978年廖静文在会议上批判说，“最初在建国门附近选定办馆址时，便遭叛徒江青破坏，将地址强占”。“江青破坏、强占”，此说应是不实之词。
1975年初夏，市规划局会同相关单位在京城四处寻找合适的建馆地址，经过多方比较，认为在美术馆东侧的卫生部家属宿舍院比较适宜。5月28日市革委会基本建设委员会上报给市革委会负责人吴德、倪志福、黄作珍、王磊、杨寿山《关于恢复徐悲鸿纪念馆问题的请示报告》，论述在此院落建设纪念馆的三大优点，一是这里是我国典型的平房四合院，院落宽敞，房屋质量也好，不次于原纪念馆条件，稍加修缮即可使用；二是廖静文夫人去现场看了，很满意；三是经与卫生部领导多次商谈，他们表示，从大局出发，积极支持，同意迁让。市建委统一各方的看法，上报市委的意见就是徐悲鸿纪念馆选定在这里建设。
上报的报告中称，这个院子有二十二家住户，其中副部长级3户。面积有2300平方米左右，共有房屋159间，需全部迁出。经与卫生部商议，准备在东郊三环路一带今年动工的统建宿舍建成后，按一般的拆建比例，拨给卫生部4300方米左右，请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协助卫生部进行必要的调剂，负责搬迁动员和安置。
市建委保存的旧材料显示，原徐悲鸿纪念馆占地1243平方米，房屋66间。市建委决定，在卫生部现住院腾出之后，划出数量不少于原馆面积的房屋用作徐悲鸿纪念馆，多余部分由市里安排他用。
当年因修建地铁拆除，徐悲鸿纪念馆是作为撤销单位处理的，因而根据国家相关的建设规定，重建纪念馆所需的搬迁修缮等投资、材料均需由北京市解决。市建委做了初步估算，为安置卫生部的原住户，加上第二次拆迁，共需新建房屋5160平方米左右，投资约需106.2796万元，请市计委纳入新年基建计划，拨给投资和相应的材料。
市建委、计委挑中美术馆东侧的卫生部家属宿舍院，可能也是看中这里相邻中国美术馆，一旦徐悲鸿纪念馆落成，便于观众观看两个馆的美术展览，这一片区域有望成为京城艺术观摩的标志性地方。
但是，不知什么原因，拆迁出现变故，这个建筑计划在1975年还是落空了，纪念馆的设计又陷入停滞的状况。
1977年初，市革委会提出要完成“毛主席亲自批准恢复、周总理亲自交待的任务”，在重重的压力之下，市计委、建委、文化卫生组最后选定西城区新街口北大街53号为新馆址。市文化局1977年3月17日提交了徐悲鸿纪念馆设计任务书，四个月后市计委、建委经研究后原则同意，并认可市建筑设计院草拟的第一建设方案，即展览使用面积920平方米，建筑面积2590平方米，另有人防面积120平方米。在用地范围内，拆迁面积约1400平方米，市建委、计委决定新馆土建投资80.79万元，拆迁投资30万元，另有家具设备和不可预见费约10万元，总投资控制在121万元以内。（见市计委、建委、文化卫生组1977年7月4日致文化局《关于徐悲鸿纪念馆设计任务书和建设方案的批复》）
市计委、建委在批复中，还请市文化局与设计、施工等有关部门密切配合，积极抓好这项建设任务，争取早日建成使用。
过了一年多，又是各个方面的拖延，新馆的建设还是迟迟不见动静。焦急的廖静文在1978年9月19日市文联理事会上为此呼吁：“新街口新馆设计图纸也已审查，面积2600平方米，拆迁户30多户。希望市委赶快安排施工力量，拨给拆迁房屋，争取早日建成。”
1983年徐悲鸿纪念馆新址终于落成，正式对外开放。馆址是一座灰色的二层小楼，内设有七个展厅，还复制一间原址的画室和起居室，还原徐悲鸿生前的工作原貌，展示他使用过的画笔、画板和颜料文具。“文革”中放在故宫闲置房而蒙尘的油画、素描作品，经过精心修复后，又重新在展厅与观众见面。一般观众哪能知道这些赫赫有名的徐悲鸿作品曾经历过的磨难，它们十年间无家可归，无人照管，尘土吹袭，潮湿侵袭，难抵岁月的磨蚀。
在现存的官方档案中，后来提及徐悲鸿这批遗作，大都是展览的荣光和人们的赞誉。其他的则是出版方面的事宜，例如1984年11月22日北京出版社召开总编办公会议，讨论《徐悲鸿画册》第二集出版的难题，主要是会议认为徐悲鸿纪念馆新提出的加收拍照费是不合理的，责成相关同志同徐悲鸿纪念馆廖静文讲明道理，婉言由衷，争取其合作和支持，并通过她做好纪念馆其他同志的思想工作。在不付拍照费的前提下，如徐悲鸿纪念馆提出多给点样书的要求，在符合国家规定的基础上可给予必要的照顾，稿费亦可按照文化部规定，从优付给。（见北京出版社1984年11月22日《总编办公会议纪要（十三）》）当时社会上对裸体形象较为敏感，《徐悲鸿画集》第三集的裸体人体素描比较集中，经过充分讨论，大家认为该画集以作画先后分集编辑出版，且为美术作品，无伤风化，故总编办公会议决定照常发稿。
徐悲鸿的千幅遗作历经“文革”特殊时期的飘零，沦为时间的“孤儿”，脱落于大家的视线之外，在较长的时段里失去人们的关注和呵护。虽然有领袖的关照，但依然“沦陷”于政治运动的“空窗期”，归之于运动的制度松弛和人心麻木，失之于对杰出艺术家及其艺术作品的崇敬和敬畏之心，像文化局军代表只是“政治正确”般的应付，扣“帽子”的强势弹压，根本无心去追问一下遗作的实际情况。同时，纪念馆的复建计划一再翻盘，也可见出国家经济、文化系统办事的拖延和处理能力的弱化，看出在“文革”期间兴办一个公益性文化建筑物的周折和不易。在“文革”热浪翻滚的期间，文化遗产被蔑视和冲击，文化人受尽打压和磨难，徐悲鸿的千幅遗作自然不会被视为国家文化财富，只能遭受更大的运动灾祸和随意的“暗箱”处理，没有狂风骤雨中制度性的施救可能，也失去了所应有的自救能力。
本文刊登于《随笔》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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